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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有形容北京城地域文化现象的俗谚云：“东富西贵，南贱北贫。南城茶业，北城水。”
所谓“东富西贵”，大体是东城、西城多富贵人家之意。
最早记载“东富西贵”的文献是清宋学者震钧的《天咫偶闻》，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该书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来，日本学者多田贞一在其所著《北京地名志》一书中称：“在京师的俗谚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似乎是说，贵人多在西城居住，而仓库都在东城。这是指内城而言，外城也是如此。崇文门外是商人聚集之地，宣武门外有很多汉人官吏的寓所。”
所谓“南贱北贫”，大体是指南城和北城的居民中贫贱之家较多而言。
这是旧北京的写照。
王府官邸多设西
“东富西贵”折射出旧时北京城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了老北京内外城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态势。
西城的王府、官邸、富家宅第数量之多，在京城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西城文化也最能体现皇家所独有的“贵气”。
在冯其利所著《寻访京城清王府》一书中，记载京城王公府邸132处，包括亲王府、郡王府、公主府，还有贝勒、贝子的宅第等，其中位于西城的有70处。
清代共有13位皇帝、118位皇子，其中被封为亲王、郡王的53人；被封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的有24人。他们的王府宅第80％以上设在西城。
根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府第寻踪》，其中记载西城共有王府19处。
仓廪未必皆在东
当年京城号称有13仓：朝阳门内有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东直门内有海运仓、北新仓；朝阳门外有万安仓、太平仓；东便门外有裕丰仓、储济仓；德胜门外有本裕仓、益丰仓。这13仓中，有7仓位于东城。
此外，东城的金融业在清末亦比较发达，这也是“东富”的一个标志。当年有四大恒金店：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外国人开设的银行也多在东城。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中法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
当然，震钧所说的“仓库皆在东城”，也不十分确切。西城历史上也有为数不少的仓库，诸如西什库、太平仓、王府仓、米粮库等。这是因为，天子脚下，必须有充分的物质保证。所以，西城的仓库多是皇家内仓。贮物范围则不限于粮食。此外，西城的金融业也比较发达。西交民巷就是北京最早的金融街。
南城茶叶北城水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北京人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对文人来说，其中的茶最为重要。以茶代酒，客来敬茶，以茶会友，是从文人中兴起的。在北京的发展史上，文人多居南城，文人好饮茶；于是，茶庄在南城开业者多，茶叶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品质也优。加工茶叶的作坊也多集中在南城。这是因为，南城茶庄多自产自销，售价相对便宜。
清代，北京有“六大茶庄”之说，它们分别是吴裕泰、张一元、吴肇祥、汪正大、汪元昌、正兴德，其中有4家开在南城。如今，这些百年老店中只剩下吴裕泰茶庄、张一元茶庄和正兴德茶庄3家了。
吴裕泰茶庄创办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一元茶庄创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兴德茶庄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
即便是在今日，南城的茶庄依然在北京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城的茶庄，包括马连道茶业一条街，已多达500余家。位于宣武区马连道茶叶街的更香茶庄大楼，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茶庄，已成为京城茶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饮茶讲究用水，茶有各种，水亦多样，只有好茶配好水才美。所以，古人云：“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其茶也。”
过去，北京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则依赖井水。全城原有水井1258眼，其中苦涩者居多，唯在长河沿岸，什刹海周边，也即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多有甜水井。
不可一日无茶的清朝乾隆皇帝，为评定水质，曾命工匠做了一个银斗，用来量度全国名泉，并根据水的轻重判定水质。最终测量的结果是：北京玉泉山每斗净重一两，塞上伊逊泉水也重一两，并列第一。济南珍珠泉水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水重一两三厘，惠山泉水重一两四厘，平山泉水重一两六厘。
乾隆皇帝认为：“辨水者，恒于其质轻重，分泉之高下也。”所以，玉泉山的水质被认为是最好的。西山玉泉水泡茶虽好，但不易得。皇家用水，要每天派人马驾御水车出西直门赴玉泉山取运泉水。民间则只能饮用井水。
也许是受西山玉泉水脉的影响，北城地下水质也较好，讲究的人多喜欢用北城的好水泡南城的好茶。
茶馆虽小妙事多
据1939年出版的《最新北京游览指南》记载，当时，南城著名茶馆有德昌茶社(天桥)、德意轩(天桥)、畅园(王广福斜街)、瑞云茶社(天桥)、春华园(天桥)、桃园茶社(王广福斜街)、同乐园(门框胡同)。
由于西城水资源丰富，且水质优良，所以开在西城的茶馆也不少，这中间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之分别。老舍先生曾以京城众多茶馆为背景写出了闻名中外的话剧《茶馆》。该剧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
同南城相比，西城茶馆以书茶馆为多。所谓书茶馆，就是带演评书、曲艺的茶馆，有的还演京剧，人们看戏、听书、喝茶互不耽误。此类茶馆大小不一，主要客人是些闲人，他们来此品茗听书，只是消遣而已。
茶馆也是旧时信息交流的好场所，老板怕顾客谈话涉入政治，便在大堂挂一牌子，上书“莫谈国事”。
清茶馆以卖茶为主，从早晨开到晚上，全天不断。早上来此喝茶的以找活儿干的手艺人为多。早年诸如“窝脖儿”(搬运工)及厨工、瓦匠之类的手艺人喜欢在茶馆里“候工”，如果找这些人干活，也可以到此处找人。茶馆好像一家职业介绍所。
什刹海一带，既有大茶馆，也有野茶馆。野茶馆以幽静清雅取胜。
旧时开茶馆者并不标榜自己弘扬“茶文化”，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不过为养家糊口，因此，“开茶馆，图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旧北京不少开茶馆者颇讲义气，注重诚信，叟小无欺。
以茶代酒古已然
以茶代酒，古已有之。是谁最早提出以茶代酒的呢?
唐代茶圣陆羽说：“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的好友高僧皎然就曾提出“以茶代酒”。宋代文人杜未有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客来敬茶，以茶代酒，以茶会友，是古人一种传统、高雅的文化时尚。北京万和楼茶社有一幅楹联：“茶也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何须花。”在古人看来，品茶读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彼此间礼尚往来，以互赠香茗为高雅。
受我国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人，在餐桌上相互不劝烟，不劝酒，只敬茶。彼此互赠礼物，忌讳赠烟、酒、营养药，只崇尚赠茶。当年，鲁迅先生就曾赠茶给他的日本友人内山先生。
所谓“东富西贵”，大体是东城、西城多富贵人家之意。
最早记载“东富西贵”的文献是清宋学者震钧的《天咫偶闻》，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该书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来，日本学者多田贞一在其所著《北京地名志》一书中称：“在京师的俗谚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似乎是说，贵人多在西城居住，而仓库都在东城。这是指内城而言，外城也是如此。崇文门外是商人聚集之地，宣武门外有很多汉人官吏的寓所。”
所谓“南贱北贫”，大体是指南城和北城的居民中贫贱之家较多而言。
这是旧北京的写照。
王府官邸多设西
“东富西贵”折射出旧时北京城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了老北京内外城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态势。
西城的王府、官邸、富家宅第数量之多，在京城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西城文化也最能体现皇家所独有的“贵气”。
在冯其利所著《寻访京城清王府》一书中，记载京城王公府邸132处，包括亲王府、郡王府、公主府，还有贝勒、贝子的宅第等，其中位于西城的有70处。
清代共有13位皇帝、118位皇子，其中被封为亲王、郡王的53人；被封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的有24人。他们的王府宅第80％以上设在西城。
根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府第寻踪》，其中记载西城共有王府19处。
仓廪未必皆在东
当年京城号称有13仓：朝阳门内有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东直门内有海运仓、北新仓；朝阳门外有万安仓、太平仓；东便门外有裕丰仓、储济仓；德胜门外有本裕仓、益丰仓。这13仓中，有7仓位于东城。
此外，东城的金融业在清末亦比较发达，这也是“东富”的一个标志。当年有四大恒金店：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外国人开设的银行也多在东城。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中法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
当然，震钧所说的“仓库皆在东城”，也不十分确切。西城历史上也有为数不少的仓库，诸如西什库、太平仓、王府仓、米粮库等。这是因为，天子脚下，必须有充分的物质保证。所以，西城的仓库多是皇家内仓。贮物范围则不限于粮食。此外，西城的金融业也比较发达。西交民巷就是北京最早的金融街。
南城茶叶北城水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北京人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对文人来说，其中的茶最为重要。以茶代酒，客来敬茶，以茶会友，是从文人中兴起的。在北京的发展史上，文人多居南城，文人好饮茶；于是，茶庄在南城开业者多，茶叶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品质也优。加工茶叶的作坊也多集中在南城。这是因为，南城茶庄多自产自销，售价相对便宜。
清代，北京有“六大茶庄”之说，它们分别是吴裕泰、张一元、吴肇祥、汪正大、汪元昌、正兴德，其中有4家开在南城。如今，这些百年老店中只剩下吴裕泰茶庄、张一元茶庄和正兴德茶庄3家了。
吴裕泰茶庄创办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一元茶庄创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兴德茶庄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
即便是在今日，南城的茶庄依然在北京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城的茶庄，包括马连道茶业一条街，已多达500余家。位于宣武区马连道茶叶街的更香茶庄大楼，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茶庄，已成为京城茶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饮茶讲究用水，茶有各种，水亦多样，只有好茶配好水才美。所以，古人云：“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其茶也。”
过去，北京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则依赖井水。全城原有水井1258眼，其中苦涩者居多，唯在长河沿岸，什刹海周边，也即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多有甜水井。
不可一日无茶的清朝乾隆皇帝，为评定水质，曾命工匠做了一个银斗，用来量度全国名泉，并根据水的轻重判定水质。最终测量的结果是：北京玉泉山每斗净重一两，塞上伊逊泉水也重一两，并列第一。济南珍珠泉水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水重一两三厘，惠山泉水重一两四厘，平山泉水重一两六厘。
乾隆皇帝认为：“辨水者，恒于其质轻重，分泉之高下也。”所以，玉泉山的水质被认为是最好的。西山玉泉水泡茶虽好，但不易得。皇家用水，要每天派人马驾御水车出西直门赴玉泉山取运泉水。民间则只能饮用井水。
也许是受西山玉泉水脉的影响，北城地下水质也较好，讲究的人多喜欢用北城的好水泡南城的好茶。
茶馆虽小妙事多
据1939年出版的《最新北京游览指南》记载，当时，南城著名茶馆有德昌茶社(天桥)、德意轩(天桥)、畅园(王广福斜街)、瑞云茶社(天桥)、春华园(天桥)、桃园茶社(王广福斜街)、同乐园(门框胡同)。
由于西城水资源丰富，且水质优良，所以开在西城的茶馆也不少，这中间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之分别。老舍先生曾以京城众多茶馆为背景写出了闻名中外的话剧《茶馆》。该剧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
同南城相比，西城茶馆以书茶馆为多。所谓书茶馆，就是带演评书、曲艺的茶馆，有的还演京剧，人们看戏、听书、喝茶互不耽误。此类茶馆大小不一，主要客人是些闲人，他们来此品茗听书，只是消遣而已。
茶馆也是旧时信息交流的好场所，老板怕顾客谈话涉入政治，便在大堂挂一牌子，上书“莫谈国事”。
清茶馆以卖茶为主，从早晨开到晚上，全天不断。早上来此喝茶的以找活儿干的手艺人为多。早年诸如“窝脖儿”(搬运工)及厨工、瓦匠之类的手艺人喜欢在茶馆里“候工”，如果找这些人干活，也可以到此处找人。茶馆好像一家职业介绍所。
什刹海一带，既有大茶馆，也有野茶馆。野茶馆以幽静清雅取胜。
旧时开茶馆者并不标榜自己弘扬“茶文化”，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不过为养家糊口，因此，“开茶馆，图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旧北京不少开茶馆者颇讲义气，注重诚信，叟小无欺。
以茶代酒古已然
以茶代酒，古已有之。是谁最早提出以茶代酒的呢?
唐代茶圣陆羽说：“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的好友高僧皎然就曾提出“以茶代酒”。宋代文人杜未有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客来敬茶，以茶代酒，以茶会友，是古人一种传统、高雅的文化时尚。北京万和楼茶社有一幅楹联：“茶也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何须花。”在古人看来，品茶读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彼此间礼尚往来，以互赠香茗为高雅。
受我国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人，在餐桌上相互不劝烟，不劝酒，只敬茶。彼此互赠礼物，忌讳赠烟、酒、营养药，只崇尚赠茶。当年，鲁迅先生就曾赠茶给他的日本友人内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