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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15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获得修建美墨边境墙所需的额外资金。民主党迅速回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严重损害”美国宪法。
对于他这项命令可能在较低层级法院被暂时叫停，特朗普心知肚明，但坚称他有权从政府的其他部门拨出资金来修建边境墙。“（国家紧急状态）这项命令之前已签署过多次。自1977年以来，其他总统们都签署过，赋予了总统这项权力，这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总统具体援引哪项法定紧急权力，需要法理支撑；若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国会有权否决总统使用其法定紧急权力。
总统可以绕过国会调拨资金，这一特例如果常态化，无疑将侵蚀美国权力制衡的根基。不过，结合历史和现实细究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对权力制衡就会另眼相看——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是因为它的脆弱。
先贤的远见
美国政治制度的架构，来源于美国宪法。探究美国的权力制衡，首要的考虑是美国宪法诞生的背景。
历史地看，美国宪法天然带有制约权力的基因。从1607年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到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期间本土的政治精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治理国家”经验。也就是说，在美国诞生前，基层权力运作的问题已获解决。英国殖民统治这个上层建筑撤出后，美国的建国先贤们需要解决的是最高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
由于美国是在与大英帝国血与火的较量中诞生的，建国先贤们本能地会从最高权力联想到暴力和殖民压迫。当时美国的政治主流是，美国不能出现擁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根据相关资料，首任总统华盛顿所能号令的美国军力，仅仅是十几门大炮和718名士兵。因为独立战争期间的主力军“大陆军”，绝大部分都在战后被解散了。显然，这种对行政权力尤其是军权的强势制约，杜绝了“美国皇帝”产生的可能。
这种强势制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描述的“三权分立”。但美国宪法中体现的“三权分立”，并没有刻意追求“理想状态”。从宪法文本来看，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配，在国会、白宫、最高法之间不是均衡的。而且，这三大政府机构中，一方对另两方权力制衡的力度，也是不均衡的。
以司法权为例，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享有终审权，但宪法同样也规定，国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独立于最高法的特别法庭，而总统和最高法都没有这个权力。虽然终审权依然在最高法，但国会可以通过这项权力介入司法的运作。类似地，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最高法可以通过对争议政策的裁决，事实上影响总统的行政决策。而国会的财政预算决定权，对总统施政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
如果说，这种模糊的界限是“权力相互制衡”的客观需要，那么美国宪法中对国会权力的界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建国先贤们的政治远见——把国会定位为约束权力的中枢。宪法前三条内容的排序，事实上也是国会、总统与最高法权力的排序。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能在行政、司法上隐性介入与硬性约束，但反之则不然。国会有权罢免总统和最高法的大法官，但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总统与最高法都无权罢免任何——位国会议员。
美国宪法中对国会权力的界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建国先贤们的政治远见—把国会定位为约束权力的中枢。
最高法既无财权、事权，也无兵权，唯一的权力是司法终审权。所以，相对于总统和国会来说，最高法作为实体机构的存在是最弱势的。但最弱势的最高法，从宪法文本上看其约束作用，可以说只针对总统。
比如，总统与国会把争议提交到最高法，如果最高法作出倾向于国会的判决，总统无权推翻；如果作出倾向于总统的判决，国会可以在不违宪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否决”最高法的判决（国会的立法只针对未来类似的争议，不可用于已判案例，也不能溯及既往）。
这样一来，美国的“三权分立”就可以简化成“约束总统权力”。
弄权的空间
不过，宪法文本是静态的，历史却是动态的。美国建国先贤们的远见，一直在经受历史变迁的考验。美国独立两百多年来，总统的权力有扩张有收缩，但总体上呈不断扩张的趋势，而且更多地反映了权力集中的客观需要。换句话说，仅从宪法文本，是无法解读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可以统领三军，但宣战权属于国会。“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宪法把宣战权赋予国会，既是出于谨慎，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的现实考虑。美国宪法诞生的时代，军事行动还处于战马、帆船主导的时代，在战事降临前，议员们有足够的时间辩论是否用兵。但历史的演变，让宪法的这项条款越来越成为现实的羁绊。总统的对外用兵权，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美国国会1964年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案》，赋予了当时的约翰逊总统几乎是无限制的对外用兵权。尼克松任总统时，1973年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案》，很大程度上收回了总统的对外用兵权。不过，法律的条文与现实执行之间存在“灰色地带”，纵容了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扩张权力。
1986年的里根政府时期，在白宫把轰炸利比亚首都的决定告知国会时，美军战机已经升空。1990年的海湾战争前夕，老布什对美军的调动、部署，在取得国会授权之前已基本完成。1994年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要求克林顿从索马里撤军，但众所周知，克林顿下令撤军的真实原因不是忌惮国会的权威，而是在乎“黑鹰坠落”。
总统有权不经国会批准就调动军队，由此制造出“箭在弦上”的态势，给国会的不放行构成政治压力。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而非国会拥有“事实上的宣战权”的重要原因。
对联邦政府高官的任命权，是国会的另一项重要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总统任命的高官，必须得到参议院简单多数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有“休会任命权”，即在国会休会期间，总统可以无需等待参议院的通过，单方面任命政府高官。
对于他这项命令可能在较低层级法院被暂时叫停，特朗普心知肚明，但坚称他有权从政府的其他部门拨出资金来修建边境墙。“（国家紧急状态）这项命令之前已签署过多次。自1977年以来，其他总统们都签署过，赋予了总统这项权力，这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总统具体援引哪项法定紧急权力，需要法理支撑；若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国会有权否决总统使用其法定紧急权力。
总统可以绕过国会调拨资金，这一特例如果常态化，无疑将侵蚀美国权力制衡的根基。不过，结合历史和现实细究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对权力制衡就会另眼相看——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是因为它的脆弱。
先贤的远见
美国政治制度的架构，来源于美国宪法。探究美国的权力制衡，首要的考虑是美国宪法诞生的背景。
历史地看，美国宪法天然带有制约权力的基因。从1607年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到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期间本土的政治精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治理国家”经验。也就是说，在美国诞生前，基层权力运作的问题已获解决。英国殖民统治这个上层建筑撤出后，美国的建国先贤们需要解决的是最高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
由于美国是在与大英帝国血与火的较量中诞生的，建国先贤们本能地会从最高权力联想到暴力和殖民压迫。当时美国的政治主流是，美国不能出现擁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根据相关资料，首任总统华盛顿所能号令的美国军力，仅仅是十几门大炮和718名士兵。因为独立战争期间的主力军“大陆军”，绝大部分都在战后被解散了。显然，这种对行政权力尤其是军权的强势制约，杜绝了“美国皇帝”产生的可能。
这种强势制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描述的“三权分立”。但美国宪法中体现的“三权分立”，并没有刻意追求“理想状态”。从宪法文本来看，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配，在国会、白宫、最高法之间不是均衡的。而且，这三大政府机构中，一方对另两方权力制衡的力度，也是不均衡的。
以司法权为例，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享有终审权，但宪法同样也规定，国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独立于最高法的特别法庭，而总统和最高法都没有这个权力。虽然终审权依然在最高法，但国会可以通过这项权力介入司法的运作。类似地，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最高法可以通过对争议政策的裁决，事实上影响总统的行政决策。而国会的财政预算决定权，对总统施政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
如果说，这种模糊的界限是“权力相互制衡”的客观需要，那么美国宪法中对国会权力的界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建国先贤们的政治远见——把国会定位为约束权力的中枢。宪法前三条内容的排序，事实上也是国会、总统与最高法权力的排序。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能在行政、司法上隐性介入与硬性约束，但反之则不然。国会有权罢免总统和最高法的大法官，但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总统与最高法都无权罢免任何——位国会议员。
美国宪法中对国会权力的界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建国先贤们的政治远见—把国会定位为约束权力的中枢。
最高法既无财权、事权，也无兵权，唯一的权力是司法终审权。所以，相对于总统和国会来说，最高法作为实体机构的存在是最弱势的。但最弱势的最高法，从宪法文本上看其约束作用，可以说只针对总统。
比如，总统与国会把争议提交到最高法，如果最高法作出倾向于国会的判决，总统无权推翻；如果作出倾向于总统的判决，国会可以在不违宪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否决”最高法的判决（国会的立法只针对未来类似的争议，不可用于已判案例，也不能溯及既往）。
这样一来，美国的“三权分立”就可以简化成“约束总统权力”。
弄权的空间
不过，宪法文本是静态的，历史却是动态的。美国建国先贤们的远见，一直在经受历史变迁的考验。美国独立两百多年来，总统的权力有扩张有收缩，但总体上呈不断扩张的趋势，而且更多地反映了权力集中的客观需要。换句话说，仅从宪法文本，是无法解读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可以统领三军，但宣战权属于国会。“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宪法把宣战权赋予国会，既是出于谨慎，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的现实考虑。美国宪法诞生的时代，军事行动还处于战马、帆船主导的时代，在战事降临前，议员们有足够的时间辩论是否用兵。但历史的演变，让宪法的这项条款越来越成为现实的羁绊。总统的对外用兵权，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美国国会1964年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案》，赋予了当时的约翰逊总统几乎是无限制的对外用兵权。尼克松任总统时，1973年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案》，很大程度上收回了总统的对外用兵权。不过，法律的条文与现实执行之间存在“灰色地带”，纵容了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扩张权力。
1986年的里根政府时期，在白宫把轰炸利比亚首都的决定告知国会时，美军战机已经升空。1990年的海湾战争前夕，老布什对美军的调动、部署，在取得国会授权之前已基本完成。1994年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要求克林顿从索马里撤军，但众所周知，克林顿下令撤军的真实原因不是忌惮国会的权威，而是在乎“黑鹰坠落”。
总统有权不经国会批准就调动军队，由此制造出“箭在弦上”的态势，给国会的不放行构成政治压力。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而非国会拥有“事实上的宣战权”的重要原因。
对联邦政府高官的任命权，是国会的另一项重要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总统任命的高官，必须得到参议院简单多数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有“休会任命权”，即在国会休会期间，总统可以无需等待参议院的通过，单方面任命政府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