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分子靶向药在癌症治疗方面确实有着极为强大的效果。
　　在人类与癌症抗争的漫长过程中，治疗手段也经历了数次革命—就在不久前的10月1日，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的本庶佑，以表彰两位科学家对癌症免疫疗法的卓越贡献。
　　虽然癌症有很多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某些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扩散到健康的器官和组织。对癌症最早的认知记录来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最早将癌描述为肿块，或者叫瘤。
　　如果把它当做肿块来认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切除它是最好的选择。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例癌症手术当属1809年美国人通过手术的方式切除卵巢肿瘤。从此之后，伴随着无菌技术和麻醉技术的发展，外科手术成了治疗癌症的主要方式。
　　1836年，人们第一次通过显微镜观察到“异常细胞”，才开始认识到肿瘤与癌症不能混为一谈—只有恶性肿瘤才能被称为癌，而那些“异常细胞”才是真正的凶手。于是乎，在手术之外，治疗癌症的思路转为如何遏制或者杀死这些细胞。
　　最早的放疗可追溯到1895年，当时的人们尝试用X射线和镭来治疗癌症。但放射线对人体细胞的攻击是无差别的，治疗癌症的时候会杀死大量的正常细胞，给患者的伤害极大。
　　虽然我们经常将放化疗放到一块，但是化疗却比放疗出现的时间晚得多。1946年美国人首次采用氮芥治疗淋巴瘤标志着现代化疗的开端。化疗药物的原理是针对长得快的细胞进行杀伤。
　　由于放化疗都是全身治疗，对于患者来说，严重的副作用令人异常痛苦。在早期的放化疗过程中，很多患者都是因为无法忍受副作用而选择中断治疗或者自杀（放化疗技术发展到现在，副作用已经极大地降低）。然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依旧找不到癌细胞产生的真正原因。
　　1953年，现代医学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人类对于生命的认知便拓宽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很多无法解释的疾病都找了对应的基因突变。癌症当然也不例外。
　　随着分子机制的不断揭秘，人们发现癌症和基因突变的关系极为密切。既然癌细胞是因为基因突变而产生，那么我们针对突变位点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就行了吗？于是癌症治疗的第三次革命—靶向药物应运而生。
　　事实也证明：分子靶向药在癌症治疗方面确实有着极为强大的效果。在肺癌治疗中，存在EGFR基因突变，单单使用靶向药就可以达到60%-80%的治愈效果，可以说是人类攻克癌症的一大胜利。但是，伴随着分子靶向药的诞生，癌症治疗的另一个问题又开始不断地凸显出来：耐药。这是由于分子靶向药一般会精准瞄准某些靶点基因，而一旦靶点基因发生突变，这种靶向药物就会失去作用，患者的癌症将会进一步地恶化。
　　癌症就像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法。
　　就像癌细胞来自于人体一样，我们体内也有天然抗癌战士—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基本性质就是能够区分“自我”和“非我”，杀死入侵的细菌、病毒和其他威胁。刺激免疫系统原有的能力来对抗肿瘤细胞并不是新鲜的想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人尝试使用细菌来感染病人，试图激活免疫系统的防御（当然以失败告终）。
　　T细胞是这种防御中的关键角色。如果把T细胞比作战斗力强大的坦克，有些蛋白质就是坦克的“油门”，可以加速它杀伤敌人；另外有一些蛋白质就是“刹车”，以免“坦克”伤及无辜的健康细胞。
　　20世紀90年代，詹姆斯·艾利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里研究T细胞蛋白CTLA-4。他是发现CTLA-4可以作为T细胞刹车的科学家之一。几乎同时，1992年本庶佑发现了PD-1，这是在T细胞表面的另一种蛋白质，与CTLA-4相似，也是T细胞的“刹车”，只是操作机制不同。
　　两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解除T细胞的“刹车”，让免疫系统加速，重新获得对癌细胞的追踪和杀伤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癌症。由此诞生的免疫疗法药物的好处在于，它并不专门针对某种癌症，因此无论癌细胞如何快速突变，免疫系统能够找到它，解决了耐药性的问题。新的临床研究表明，针对CTLA-4和PD-1的联合治疗更加有效，这在黑色素瘤患者中也得到了证明。
　　2018年诺贝尔奖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0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试图让免疫系统参与抗击癌症的斗争……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癌症治疗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癌症治疗方式的看法。”如今，癌症的治疗已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相信不远的未来，人们再也不必谈“癌”色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