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帕索里尼拍摄出被称为现代派或象征主义电影经典的电影《定理》。本文试图结合该片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复杂的意识形态特征，来探讨其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世界社会经济与政治、文艺思潮、电影艺术发展等历史背景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帕索里尼 定理
　　
　　前言
　　
　　1968年，意大利著名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拍摄了饱受争议的电影《定理》。该片结构严整，有两则前言，三幕场景和五段平行叙事构成，讲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大背景下，一位神秘青年访客来到意大利米兰一户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先后同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等四位家庭成员以及女仆发生暧昧关系后，又突然神秘离开，使这一家庭轰然解体。成员纷纷出走或迷失。该片放映前，在意大利国内曾遭到当局严厉禁止，放映后又遭受到意大利左翼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此外宗教界也对该片呈现出前后截然相反的摇摆态度。在国际上，该片则为其带来国际声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Volpi杯最佳女演员奖、金狮奖提名，并被奉为现代派或象征主义的经典代表，而帕索里尼本人则称其为“绝望的诗”。下面，本文结合影片《定理》中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复杂的意识形态特征。探讨其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世界社会经济与政治、文艺思潮、电影艺术发展等历史背景的内在联系，试剖析其饱受争议的一些根源，以便给今天的影视创作带来些启示。
　　
　　一、《定理》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政治与经济背景
　　
　　《定理》一片摄制于1968年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使它无法避免地带上鲜明的时代色彩。二战结束前的时代感尚停留在19世纪的善恶分明中。纳粹是恶的，民主只要能驱除混乱就是好的，孤立主义是错误的。新政和反托拉斯万岁，肃清运动有罪。而到处给工人盖房子则是善举。二战后的问题是人们的选择已经很难在截然分开的善恶中进行。因为世界已经被许多十分复杂的，具有盘根错节的历史渊源的矛盾分裂了。“尤其在60年代，世界的变化更加深刻。从非斯大林化到匈牙利事件：从革命神话的危机到令人惊诧不已的中苏冲突：从神秘恐怖的阴谋到美国民主制度中充满魅力人物的消失：从柏林墙到越南战争和布拉格之春，许多信念、希望、幻想和信仰陷入危机。‘人’、‘社会’、‘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平’、‘战争’之类的词语不断改变着内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度过战后艰难的恢复期后，伴随着电子新兴工业的出现迅速进入经济加速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几乎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扩张，工业化世界里发生最大的社会变化：传统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这对消费者本身来说，则是从自我牺牲的伦理道德观转向了自我满足的享乐主义，因此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精神危机、人的异化与冷漠、满足感官的享乐主义和道德沦丧、性解放运动等。
　　伴随在这一期间发生的经济、政治领域全球化性质出现的各类社会思潮、学潮、工潮及运动，使西方知识分子陷入信仰危机的混乱中。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反应，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倾向和混乱模糊的信仰成为这一阶段各类文艺创作领域的主流特征。活跃在这一期间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等都非常敏感于政治和思想领域里的变化，也深刻影响到从20世纪30年代逐渐确立艺术身份的年轻的电影艺术。有资料说明。当时活跃在世界影坛的先锋艺术家不少都是各色的左翼艺术家，他们多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作为反叛资本主义世界的武器，追求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阐释角度。例如，50年代在意大利、日本，尤其是法国，就出现大量电影和政治的联姻。1965年，法国哲学家阿尔图塞作为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版了《阅读(资本论)》一书，标志着电影意识形态批判学的开始。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革命”，这次革命使电影符号学理论家麦茨哀叹意识形态上的风潮使人们开始遗忘曾经风骚一时的电影结构符号学。因此，在意大利的帕索里尼也无法选择这个时代背景，更何况对敏感于时代风潮和政治现实的意大利艺术家来说。早在40年代起就随着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成为一种传统了。不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动荡变化而趋于末势，逐渐转为现代派。
　　“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从梦幻和个人病态异化到集体和制度的异化的飞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灾难性过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导致了电影表现手法的改变，甚至表现手法本身也成了问题。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固定点，需要拉开距离观察现实的整体。意大利的导演正是在这种席卷全球的地震波动下。开始采用间接的、隐喻式的、政论滨讲式的表现手法”，通过拉大观众和剧情的距离，不至于过分激动，而促进冷静思索。而这一时期意大利影坛的代表人物就是帕索里尼、费里尼、贝尔托鲁齐等。帕索里尼强烈谴责6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重了劳资；中突和环境污染，导致南意大利工人的大迁移并产生出群众文化。早期的帕索里尼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意大利下层人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有着深刻的体验。他对意大利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对下层穷人利益的捍卫和同情不仅停留在意大利本国，还包括整个第三世界(见他写的关于印度和非洲的书里)。因此，对当局政治、资本主义制度和宗教庸俗化的谴责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切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前工业时代的社会充满“乌托邦”式的迷恋，成为帕索里尼电影作品的一大特征。
　　正如，《定理》故事情节发生地点选取在现代工业消费型社会大都市代表的米兰，时间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以消费为主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60年代末的米兰是个冷漠、傲慢、富有的意大利北方工业大城市。在这里，都市的利弊体现鲜明。这是聚集了人类一切缺陷的残酷场所，是充满孤独感和漂泊感凄凉境域。在电影中，帕索里尼不断重复表现静无一人、整齐划一的工厂景区、荒凉寂寞的沙漠和混乱喧嚣的都市。画面里的建筑物宏伟却空旷、冷清，充满物感的冷漠和隔离，令人感觉不到安全和温暖。人与人之间也是从匆匆路过的冷漠，就连看似美满的中产阶级保罗一家的居住景观、别墅建筑、家具摆设等都充满了无生机的苍白和秩序。摄影机远距离默默地凝视或滑过这些物件，透露出令人烦躁不堪的空虚和寂寞。“具体实物毫无意义地接替了人的生活，感情隐匿在技术文明耀眼的理性主义背后形成焦虑，因此冷漠无情的个性泯灭现象必然处处可见。”在《定理》中．帕索里尼一开始就把保罗一家看似平静和谐的日常家庭生活(现代生活中具有神话元素的素材)用单色处理，就暗示了其个性泯灭的空虚生活本质。这些日常生活情趣的、具有现代神话性的单色画面内容包括：青年同伴间的嬉闹、青春男女间的小秘密、优雅大方的母亲形象、肩负责任和尊严的父亲等。都与后期访客的诱惑及访客 走后的失控和歇斯底里的疯狂，产生鲜明对比。“根据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麦尔的定义，大城市是非个性对个性的主宰，是客观精神(即法规制度)对主观精神的统治(即体制化文化的统治)。它压抑个性，使个性萎缩。而当人的个性趋于划一时，只有在付出艰苦的努力或遭遇巨大的创痛时，个体才会保持或显露自己的个性，使个人的情感和利益冲破物化、功利化和理性化关系的束缚，挣脱社会角色对个性的桎梏。”
　　另一方面，《定理》中的访客除了意义极简单的话语外，就像一尊接受众人忏悔的神像，默默地施以淡远的关切和凝视，而诸家庭成员及女仆之间则超越了普通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彼此间没有任何世俗的话语和交流，餐桌上的亲密被遥远的心理距离所隔断。每个人都是孤独和无助的。今天，作为交流工具的话语在已经解体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幽灵般的公众生活领域被削弱。无论在大城市中还是在影片虚拟世界里，公开表达情绪和人的情感则有失体统，不可原谅。因此，克制和缄默对适当平衡人际交往是必要的。这样，在某种克制力下促成的冷漠态度可以保证获得在其他条件下无法得到的个人自由。但是这种克制态度不仅仅是无动于衷的冷漠。还是一种随时可能变成攻击的貌似平静的抗拒。自主与无依无靠、自由与绝对孤独有密切联系。在冷漠和宽忍的平滑外表下。奔涌着一触即发的感情和情绪的激流。所以，神秘访客的到来，使每个人找到精神的家园，发现自己潜藏的“病源”(女儿奥德特语)。当访客离开后，他们就不能面对个性丢失的觉醒所带来的恐惧和无助，也无法做出自我拯救，除了无产阶级代表——女仆伊米利亚。在影片中。母亲和父亲最后纷纷遁入教堂或荒野，女儿则直接被抬往精神病院。女仆伊米利亚则回到家乡，做出种种神启，家乡人对她顶礼膜拜。
　　
　　二、《定理》与上世纪60年代的现代派文艺思潮与现代派电影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传统结构迅速解体，其突出标志就是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作为对这种时代的反应，在欧洲文学和艺术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反传统的文艺创作倾向。在20世纪前三十年间，终于在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和雕塑、舞蹈等领域汇聚了为各种反传统的文艺运动。这次反传统运动的范围广泛，目标严重对立，被称为“现代派运动”。作为工业时代新艺术形式的电影，本身存在就是对传统的反叛，似乎更应成为“现代派运动”的主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电影作为被文艺界高度重视的独立艺术地位还没有形成，因此发生在20年代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运动只是其他文艺种类在电影上的实现。
　　五六十年代开端于法国的电影“新浪潮”运动真正揭开了“现代派电影”的序幕，在新的艺术领域延续着反传统文艺运动的精神。现代派思潮的反叛精神体现在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电影上也是如此。首先，表现在电影理论研究变革上是：经典的传统电影理论是以爱森斯坦和巴赞实用电影本体与修辞研究为主，而60年代现代派的电影理论则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范式来实现电影对纯理论的探讨，形成了以麦茨、帕索里尼和艾柯为代表的电影语言符号学。帕索里尼1965年在皮萨罗电影节上提交的《诗的电影》论文，推动电影符号学深入的发展和转折。给随后的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其次。在电影创作上，许多电影创作者成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里流行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结构主义分析等思潮。很明显帕索里尼也深受影响。欧洲在这一阶段中，写实主义电影主导地位逐渐被转向内心、注重形式的现代主义电影所代替。在意大利。这种电影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电影注重社会性和纪实性特点，而是寻求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担负着向19世纪意大利的文化僵尸——自然主义宣战的任务”。而扛起这面战斗旗帜的代表人物就是帕索里尼。“不过，这里的自然主义不是指从雅典时期到文艺复兴的整个西方文化中的古典自然主义，而是指19世纪扎根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这种新的电影旨在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包括：生命的孤独感、人际沟通的冷漠与困难、现代工业化消费型社会中人的异化和道德沦丧。以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危机。在表现形式上，手法更为激进。完全打破传统叙事规则。把“我”作为现实的首要对话者的阶段，引进存在主义和唯灵论的神秘因素，多注重从作者的主观心绪和哲学观点对现实进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式的过滤，或者把人物当作现实的象征，使其客体化，努力实现着作者和现实的隐喻式调和。
　　这些现代派典型特征都体现在帕索里尼的系列电影作品里，而以《定理》为其创作成熟期的更完美的代表。在叙事上，一反传统的戏剧叙事，而是采用模块化的结构，即“散化故事，用拼贴法取代蒙太奇原则，用完全异质化的结构取代以往叙事和逻辑的非连续结构”，超脱现实情境的时空限定，充满现代社会的神话仪式解释和数学式的哲理论证色彩。在形式方面，帕索里尼并不认同由新现实主义电影所代表的所谓写实美学风格。而主张电影语言的非理性主观本位和诗性风格。《定理》一片扑朔迷离的美学风格，具体而微地体现在自片名、人名、画面构图、光影色彩、镜头调度、配乐处理、语言姿态和主题表达、意识形态、哲学思考、情节叙事、影片结构、表演风格、创作者主体介入等诸方面。错综而完美地体现出他的“自由的、间接的主观化”诗电影语言和美学主张。此外。性在《定理》中，有着特殊意义的重大地位，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体系，就像是帕索里尼在《定理》这个函数里输入的一个变量值，并结合萨特的存在主义，试图从更深刻的人性背景中阐释无序和寻求解决方法。
　　
　　结语
　　
　　总的说来，电影《定理》就像一个丰富多变的万花筒，揉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神话仪式、结构符号主义等多种复杂而彼此交错的元素，使影片混合神秘主义、政治宣言和性解放思想，充满歇斯底里的疯狂和无处不在的宿命悲观。但是这种悲观一面浸泡在基督不再归来的混乱和绝望中．一面又热切地向往共产主义革命救赎的宗教精神，尽情望宣泄着帕索里尼独特的电影艺术观和世界观。然而这一切，无不与上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潮和变乱纷呈的历史背景充满深刻联系，使得《定理》一片具备深厚而广阔的解读空间，并历经时空，以其多义性的客体存在，引发人们持续的探索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