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运气，也不是因为今天的金融市场更加理性，近20年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因，要归功于中央银行家们更优秀的表现和更大的独立性？
　　
　　从格林斯潘首次当选美联储主席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段时间中，全球平均收入的高增长是以往任何一代人都不曾见过的。“二战”后第一代人所经历的增长集中在发达国家，而过去20年里，穷国和穷人的收入增长也非常迅速。
　　稳定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很少有国家经历“失落的年代”，也没有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失业。只有两件事可称得上真正的宏观经济灾难：一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15年”；另一件则是波兰以东地区在90年代向资本主义转型时遇到的困难。
　　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这种稳定性——虽然仍然有宏观经济冲击，这些冲击仍然会引起资产价格大幅度的和突然的变动，但工作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高涨和深度萧条等后果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被极大削弱了；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经济学家将它称为经济周期的“大温和”（great moderation），这个称谓恰如其分。
　　这种“大温和”来得很突然。格林斯潘刚就任的时候，人们肯定没预料到这种情况。那时，由于支出和收入之间巨大的结构性缺口，美国财政政策已完全疯狂——比现在疯狂得多；印度看起来已陷入滞胀；中国在增长，但平均生活水平显然不如20世纪50年代早期；欧洲失业开始了又一轮的上升，而且顽固地拒绝下降；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理性的经济发展是如此不相容，其丧钟已经敲响；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之后，拉丁美洲也陷入了衰退。
　　并不是说1987年以来没有什么大的宏观经济冲击。1987年秋天，因为技术原因崩盘的美国股市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给国际原油市场带来的冲击，与70年代石油危机相比毫不逊色。1992年，欧洲固定汇率体系崩溃被视作萧条的前兆。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有可能使推动整个拉丁美洲增长的经济结构陷入瘫痪。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危机，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亚洲增长模式”的终结和太平洋西岸亚洲国家滞胀（如果不是萧条）的开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被看作是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威胁，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的爆发也是如此。在今天，不合理的真实汇率所导致的“全球失衡”，有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重大的和长期的萧条，而不仅仅是温和的衰退。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冲击都未造成重大和长期的萧条。前述日本和东欧的情况是仅有的例外。即便在这两个地区，冲击的危害也很有限，而且没有蔓延。这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给出了三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这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使世界经济剧烈震荡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应该高兴并且感恩，但我们不能指望这种好运会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作为19世纪早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标志的恐慌、危机和萧条的循环，将会重现。
　　第二个解释是，中央银行家们最终学会了如何做好他们的工作。1985年之前，中央银行家们每一年都会变换他们的工作目标。上一年他们可能试图减少失业，今年则可能想控制通胀，下一年可能试图降低政府还债的成本，再下一年又可能会为把汇率维持在政治领导人喜好的水平上而忙碌。这种政策上的不稳定，再加上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些自然冲击，导致了1987年前不稳定的世界。但现在，政策的动摇已经成为过去，中央银行家们有了充分的独立性和关于经济结构的丰富知识，这使得他们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第三个解释是，金融市场最终平静了下来。从长远来看，现在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资产未来基本价值折现的理性预期的结果。与此相反，1985年之前的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短期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支配的，中央银行家们不得不应对投资者和交易商阴晴无常的“动物冲动”（animal spirit）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但纵观整个问题，我看不到任何支持第三种解释的证据。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比以往更加理性，这固然很好。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能使它更加理性的制度变化。我同样没有发现支持第一个解释的证据：1985年以来我们的运气并不是很好，事实上，我们的运气——以来自私人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来衡量——相对来说是更差了。
　　 所以我猜测，第二个解释是合理的：我们的中央银行家们比以前能力更强，更富有远见，也更不容易被自己的短视行为所累，或为随意改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所羁绊。
　　 我真诚地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