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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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的一元论认为,国际法-国内法都具有规范性,位于同一法律规范秩序体系中,并且国际法效力优于国内法.然而,这一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却不可避免存在困境,一方面,“一元论”下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明显是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一元论”下基础规范的定性也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实践中国际法向国内法的“变形规则”进行理论检讨.发现“变形规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可能是规范,也有可能是某一价值;它既有沟通事实与规范的工具价值,也又沟通规范与规范的工具价值.既然规范与规范之间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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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的一元论认为,国际法-国内法都具有规范性,位于同一法律规范秩序体系中,并且国际法效力优于国内法.然而,这一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却不可避免存在困境,一方面,“一元论”下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明显是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一元论”下基础规范的定性也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实践中国际法向国内法的“变形规则”进行理论检讨.发现“变形规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可能是规范,也有可能是某一价值;它既有沟通事实与规范的工具价值,也又沟通规范与规范的工具价值.既然规范与规范之间也存在变形的需要,那么“一元论”下国际法向国内法的也必然存在转换变形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中也具有了引入变形规则的必要性,从而形成新的基础规范-国际法-变形规则-国内法的效力结构形式.在这一新的规范效力结构中,基础规范和变形规则明显被区分开了.这里的变形规则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它既有可能是一国宪法(该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法可以直接适用于该国),也有可能是其他授权可以就国际法的内容进行立法的其他制定法规范;这里的基础规范则可以被解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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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讨论了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理论中被忽视的部分,即他所谓的“后果推理”.对于麦考密克而言,后果推理不仅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律推理中的一个普遍特征,而且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特征.麦考密克阐明了后果推理的价值,他认为后果推理有助于满足形式正义的前瞻性要求,即根据一个人在裁决未来的类似案件时采用的理由来裁决当前的案件.该文将后果推理置于麦考密克在《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中发展出的法律推理理论的整体图景中,并继续展现他在其后著作中有关后果推理观点的演变,这些在《修辞与法治》(2005)中达到顶峰.可以说,麦
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价值表达,个人信息公平表现为社会个体在信息获取、分配及使用上的平等自由状态,以宪法中公民平等权和社会发展权为法益基础,是社会分配正义在信息领域的具体展现.因应智能科技的复杂特性和数字社会的社会结构及交往方式变革,当下个人主体间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威胁到数字时代的公民基本人权,需要在技术化保障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法治化保障.现实中个人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着力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在信息获取上,保证“数字弱势群体”的信息公平接入;二是在信息使用上,规制信息垄断实现主体间的信息平等控制.相比技术化保
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对拒绝履行隔离义务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究,需要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与范围进行教义学分析.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中,应当以“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为依据,适度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范围.在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中,通过对犯罪故意的内涵修正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认识”,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故意的基础上,运用“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疑似患者是否经过医疗机构确诊”的判断标准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疑似患者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行为不能以过失以危险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目的 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体在规范构造上的澄清,即行政机关负责人、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诉讼代理人三类基本主体的认定及其关系.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而且关于基本概念、具体类型和出庭人数等问题都需要精细分析.目前,行政机关负责人分为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四种具体类型.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诉讼代理人的认定也十分必要,这两类主体与行政机关负责人搭配可以形成二元主体和三元主体两种模式.从该制度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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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罪的结果归责的模式的选择,与“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属性密切相关.“重大损失”不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因此,不应当将缓和的结果归属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归责标准.将“重大损失”视为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故意的对象,难以解释滥用职权罪未遂不处罚的根据,同时也不能实现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的协调.将“重大损失”视为滥用职权罪的加重结果,会过度限制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的范围,无法将间接因果关系纳入归责评价范围.只有滥用职权罪被当被视为过失犯罪,才能克服前述缺陷.无论是单独的滥用职权还是复数滥用职权引发的结果,
依宪治国的法治理想要求宪法应被客观地而非恣意地加以解释.然而,宪法解释所涉及的客观性并非经验科学领域以因果关系为中心的客观性,而是指向公共领域行动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因此是一种实践客观性.康德以及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方法不仅揭示了实践客观性的存在,同时还阐明了其运作的机理,运用实践客观性原理可以解决“明希豪森困境”等宪法解释领域的难题.
张志铭教授的专著《法律解释学》“法律确定性问题”部分的讨论存在没说全、没说对与没说透的问题.波斯纳对确定性的三种理解在观察视角与分析要素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法律问题中确定性应被限定于科学意义上的可复现性层面而不包括交谈合理性.交谈合理性是法律解释结论的评价标准,其正当性基础源自法律的基本价值,即作为整体联结存在的法律的确定性价值和妥当性价值.交谈合理性还是法律解释操作的指导原则,解释者应当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维持可能产生的解释张力,并对解释理由作出充分的说明与展示.交谈合理性的概念有效勾连了法律解释的原理、技
法官对电子数据分析证据审查运用的“认知-决策”经验表明:在采信证据时,由于专业知识壁垒,法官倾向于以对主体资质能力、取证程序、是否鉴定意见等方面的形式审查和可理解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替代对分析方法的实质审查;在事实认定运用时,基于确信程度差异,在构建直接证据式和间接证据式证明体系时,赋予该类证据不同价值权重.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官对分析方法的实质审查压力,但基于行为决策科学的理性标准分析,其存在高估或低估该类证据证明价值、不完整分析决策情境的备选方案及可能后果、印证锚定不当与调整不足等非理性风险.为提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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