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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至40 年代，于70年代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学主流。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主张“小政府”。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书的出版，实质上为阐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观点、扩大其影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该书以预言形式推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使其应验后生命力得到彰显；以洞见卓识演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使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同；以通俗语言阐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使其传播遍及世界。转轨期，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显得十分必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国人思想意识完成了一次洗礼，也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助益。
关键词：《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评价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至40 年代，于70年代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学主流。该流派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化，有限政府；赞成开放市场，放松管制，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社会与医疗保险问题；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全球化；反对特权、中央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国家干预和赤字财政、累进税收制度和国家福利政策。[1]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书的出版，实质上为阐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观点、扩大其影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通往奴役之路》以预言形式推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使其应验后生命力得到彰显
1944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发表政治哲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其时，正值“二战”期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还处于主流地位。但自1914年德国向英国宣战以来，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其指出扩大政府干预将会危及个人自由，决心重建西方“个人自由”核心理论价值，希望通过引导公共舆论，使维护个人自由的思想体系重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基于这种想法，哈耶克创作出《通往奴役之路》。
书中哈耶克详尽论述国家干预与福利政策的危害，阐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同时对计划体制与极权主义特别警醒，告诫尽管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令人向往，但恰恰是这种人们利用它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的东西，到头来却导致奴役制，把世界变成地狱。在弗里德曼看来，对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理论而言，其恰当的标准不在于理论假设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而在于理论预见得到经验证实的程度。[2]《通往奴役之路》刚发表时，哈耶克已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得势。但该书出版后，“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3]
二、《通往奴役之路》以洞见卓识演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使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哈耶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洞见，即认为个人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关于孤立个人的權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4]在《通往奴役之路》共分引言、被离弃的道路、伟大的乌托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计划的“不可避免性”、民主与计划、计划与法治、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谁战胜谁、保障与自由、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真理的终结、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国际秩序的展望及结论等十七个部分中，哈耶克正是以“个人主义”、“有限理性”为基本出发点，同时兼顾国家法律这一外在条件，阐述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
针对经济统制对个人经济自由造成的影响，他更具有一种远见，“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7]对计划事务，他提出质疑，“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诸如此类的洞见，给人们以深刻启示。“哈耶克最有力地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哲学。”[10]其背后揭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三、《通往奴役之路》以通俗语言阐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使其传播遍及世界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由纯经济学转向社会哲学方向而创作的一本专著。他自己也承认这部书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正因如此，著作出版后，“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11]该书陆续被翻译或绍介到许多国家、地区，其中经典段落和语句，甚至为普通民众所熟知。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通过较为通俗的语言，将其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反唯理性和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阐发开来，带有奥地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体的风格。在思想上，这种风格又与美国芝加哥集体、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种风格有着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从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不断获得充实、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凭借通俗语言，《通往奴役之路》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传遍世界。
可见，《通往奴役之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获得广泛社会认同、遍及世界影响，以及彰显出该流派独特的生命张力方面，功不可没。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评价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直被奉为主流。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及其代表人物作品的引进，学界对它也持接纳态度。转轨期，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国人思想意识完成了一次洗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产生，便自然受到广大无产阶级的拥戴，也为后续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但随着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开始降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中国国民奴性人格与臣民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人们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计划经济统制下形成的传统惯性思维，逐渐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契约文化，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价格机制自动发挥调节作用。19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至今已有20多年，但目前并不成熟。人们注意到，虽然决策层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诸多关系还未理顺，现实资源配置中行政垄断、行政主导现象并不少见。对此，人们发表各种看法，见仁见智。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抛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在高校开始与政治经济学平分秋色，立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界蔚然成风。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助益。处于转轨期的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与完善市场机制，所有这些，均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为基础条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反对政府人为干预经济，强调自由市场机制，重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它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就当下改革深化期而言，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没有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没有划分清楚，政府越位、缺位与错位现象并存，应该政府管的公共物品提供没有做到位，不应该政府介入的市场能自行解决的事务政府反倒热衷插手，导致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严重。这些说明，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对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机制理论，政府意识到需要逐步退出市场能自发调节的领域，制定完善、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市场交易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精力放在当好裁判员上，而不是既充当市场经济中的运动员，又担任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以充分激发市场主体自行规划、经营的热情，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政府也认识到，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社会分工日益精密、复杂，加之信息的不对称，指望统筹安排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政府职能开始更多的转向公共服务提供领域。
第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也具有限定性的一面。在对中国民众进行市场经济意识启蒙、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借鉴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免带有自身局限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强调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的同时，对集权、专制抱着绝对的警觉态度，几乎排斥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介入。但市场毕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诸多，风险程度大大增加，需要政府转变“夜警”角色，在市场失灵、竞争秩序、经济安全、公共产品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面对这种形势，如固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便会与经济生活实践脱节，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稳健发展。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中国实行的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毕竟是公有制为主体，指导思想还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允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从而会对其影响力的发挥产生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杨培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3]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90-91页。
[3[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扉页。
[4][英]弗里德里希·奥福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8页。
关键词：《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评价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至40 年代，于70年代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学主流。该流派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化，有限政府；赞成开放市场，放松管制，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社会与医疗保险问题；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全球化；反对特权、中央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国家干预和赤字财政、累进税收制度和国家福利政策。[1]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书的出版，实质上为阐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观点、扩大其影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通往奴役之路》以预言形式推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使其应验后生命力得到彰显
1944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发表政治哲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其时，正值“二战”期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还处于主流地位。但自1914年德国向英国宣战以来，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其指出扩大政府干预将会危及个人自由，决心重建西方“个人自由”核心理论价值，希望通过引导公共舆论，使维护个人自由的思想体系重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基于这种想法，哈耶克创作出《通往奴役之路》。
书中哈耶克详尽论述国家干预与福利政策的危害，阐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同时对计划体制与极权主义特别警醒，告诫尽管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令人向往，但恰恰是这种人们利用它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的东西，到头来却导致奴役制，把世界变成地狱。在弗里德曼看来，对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理论而言，其恰当的标准不在于理论假设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而在于理论预见得到经验证实的程度。[2]《通往奴役之路》刚发表时，哈耶克已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得势。但该书出版后，“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3]
二、《通往奴役之路》以洞见卓识演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使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哈耶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洞见，即认为个人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关于孤立个人的權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4]在《通往奴役之路》共分引言、被离弃的道路、伟大的乌托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计划的“不可避免性”、民主与计划、计划与法治、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谁战胜谁、保障与自由、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真理的终结、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国际秩序的展望及结论等十七个部分中，哈耶克正是以“个人主义”、“有限理性”为基本出发点，同时兼顾国家法律这一外在条件，阐述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
针对经济统制对个人经济自由造成的影响，他更具有一种远见，“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7]对计划事务，他提出质疑，“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诸如此类的洞见，给人们以深刻启示。“哈耶克最有力地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哲学。”[10]其背后揭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三、《通往奴役之路》以通俗语言阐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使其传播遍及世界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由纯经济学转向社会哲学方向而创作的一本专著。他自己也承认这部书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正因如此，著作出版后，“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11]该书陆续被翻译或绍介到许多国家、地区，其中经典段落和语句，甚至为普通民众所熟知。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通过较为通俗的语言，将其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反唯理性和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阐发开来，带有奥地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体的风格。在思想上，这种风格又与美国芝加哥集体、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种风格有着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从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不断获得充实、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凭借通俗语言，《通往奴役之路》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传遍世界。
可见，《通往奴役之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获得广泛社会认同、遍及世界影响，以及彰显出该流派独特的生命张力方面，功不可没。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评价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直被奉为主流。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及其代表人物作品的引进，学界对它也持接纳态度。转轨期，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国人思想意识完成了一次洗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产生，便自然受到广大无产阶级的拥戴，也为后续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但随着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开始降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中国国民奴性人格与臣民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人们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计划经济统制下形成的传统惯性思维，逐渐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契约文化，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价格机制自动发挥调节作用。19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至今已有20多年，但目前并不成熟。人们注意到，虽然决策层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诸多关系还未理顺，现实资源配置中行政垄断、行政主导现象并不少见。对此，人们发表各种看法，见仁见智。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抛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在高校开始与政治经济学平分秋色，立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界蔚然成风。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助益。处于转轨期的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与完善市场机制，所有这些，均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为基础条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反对政府人为干预经济，强调自由市场机制，重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它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就当下改革深化期而言，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没有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没有划分清楚，政府越位、缺位与错位现象并存，应该政府管的公共物品提供没有做到位，不应该政府介入的市场能自行解决的事务政府反倒热衷插手，导致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严重。这些说明，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对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机制理论，政府意识到需要逐步退出市场能自发调节的领域，制定完善、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市场交易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精力放在当好裁判员上，而不是既充当市场经济中的运动员，又担任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以充分激发市场主体自行规划、经营的热情，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政府也认识到，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社会分工日益精密、复杂，加之信息的不对称，指望统筹安排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政府职能开始更多的转向公共服务提供领域。
第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也具有限定性的一面。在对中国民众进行市场经济意识启蒙、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借鉴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免带有自身局限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强调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的同时，对集权、专制抱着绝对的警觉态度，几乎排斥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介入。但市场毕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诸多，风险程度大大增加，需要政府转变“夜警”角色，在市场失灵、竞争秩序、经济安全、公共产品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面对这种形势，如固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便会与经济生活实践脱节，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稳健发展。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中国实行的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毕竟是公有制为主体，指导思想还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允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从而会对其影响力的发挥产生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杨培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3]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90-91页。
[3[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扉页。
[4][英]弗里德里希·奥福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