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探寻中国作家精神生态的核心契点一直是学界聚焦域。作为标示作家精神生态效度的关键契点，中国现当代作家“弃医从文”“弃文从医”或“亦文亦医”的跨界选择是其精神与现实选择的媾和，是多元矛盾中的命运抉择。不同的精神生态，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史，是文学史的丰厚资源。
关键词：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精神生态
当代作家毕淑敏说过，“今天的生活是由你几年前的一个选择决定的。”人生的选择多种多样，但关键性选择只有一二处，职业选择即是其一。人的千差万别的选择演绎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不同的精神生态。中国现当代作家“弃医从文”“弃文从医”或“亦文亦医”的跨界选择是其精神与现实选择的媾和，是多元矛盾中的命运抉择。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弃医从文”现象及其精神图谱
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史、心灵史显现着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现当代诸作家“弃医从文”的人生轨迹显示着他们的精神向往。
1902年，鲁迅“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学医背景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他的创作中含蕴着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因而，他从“医人”的角度对国民性痼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合乎逻辑的病理分析并进行了“立人”疗救，最终成为揭示、诊脉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
1913年，走出夔门的郭沫若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后东渡日本学医。在1914～1923年学医期间，文艺活动始终贯穿他的生活。1923年，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因耳疾等诸多原因弃医从文，一生耕耘不辍，终成名家，卓有建树。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15岁时在协和医院做打字员，后到燕京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学医。1938年回中国后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后在英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她根据抗战初期自己的从医经历写成了处女作《目的地：重庆》。1948年，她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好莱坞据小说《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三项奥斯卡奖。1960～1963年间，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现代亚洲文学史讲师。1964年开始写5部传记性著作，成为职业作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及横跨中西的文化视阈，使其作品具有一种东西方人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
中国当代作家“弃医从文”者多半把目光转向了自我关怀。池莉于1979年从冶金医专毕业后成为武钢卫生处的一名医生。1983年弃医从文，以一篇《烦恼人生》在中国文坛初试牛刀，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变。
1960年出生的余华，在浙江海盐的医院环境中长大，父母都是医生，自己曾当了五年牙医。他白天拨牙，夜晚随星星和灯光一同写作。“为了摆脱医生这一职业的呆板和机械的工作方式，为了想像力的自由驰骋”，他选择了弃医从文，成为了一名精神世界的解剖者。
台湾作家侯文咏原是一名资深麻醉专科医生，然而他无法扼制自己对写作的欲望和冲动，一有空就埋头写东西，在医生与作家间挣扎摇摆。最后，医生侯文咏终于成为了作家侯文咏。
福建作家赖妙宽在从医后从未停止过业余创作。她认为自己“改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自己说：“我曾经执著于医学，希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可现在我并不遗憾没有继续当眼科医生，因为写作最有快感的，它让我找到了宣泄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我热爱写作，但并不把它当成生活的全部，它是我的另一个世界，弥补了现实世界中的不足。”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弃文从医”现象及其心灵轨迹
在中国文学史上，“弃医从文”有之，而“弃文从医”的名家也不乏其人。恽铁樵在盛名之下选择的弃文从医便是独树一帜。1906年从南洋公学年毕业后的恽铁樵是编、译、著皆能的全才，曾任《小说月报》主编。他是慧眼伯乐，曾培养过一大批青年作者。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亲自签发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的。当时，他还给文章加批语并盛赞鲁迅撰文功力。由于多种原因，他弃文从医，集现代文学家、翻译家、中医名家、中西医汇通派重要代表人物于一身。文学背景对他研习医学亦有重要影响。悬壶济世后，他在医学界的许多作派都是自文学界移植过去的。
1926年7月1日，在杭州出生的唐由之，青年时学古典文学，又学过国画，但“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因此要学一个专业。当时我就考虑，最好学一个旧社会讲不求人的，对老百姓有好处，也能生活的专业，因此就想到当医生”。于是他弃文学拜名师陆桂山学了中医，走上中西医结合治眼病的道路，曾为毛泽东主席及柬埔寨宾努亲王成功地进行了白内障手术，并担任多位国家元首的保健医生，终成一代名医。
中国首位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者的华人女性、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年之所以选择从文科改读医科，完全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男朋友在一起。”她青年时学文科，1973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教师。因她男友学医，陈冯富珍为爱弃文从医，后从西安大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曾任香港卫生署署长。
另外，作家萧军弃文从医未成的被动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那个时代作家精神生态状况的一个诠释。
三、中国现当代作家“亦文亦医”现象及其精神生态
人的精神生态体现着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现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态发生着深刻变革。一些作家从容“跨界”，医文兼顾，体现着社会精神的日趋开放、包容与和谐。
台湾淡水的知名作家王昶雄游走于医与文之间，拥有医生与作家两种身分。他于1935年考上日本大学文学系，1942年毕业，在家乡开设齿科诊所。留日时期，他的文学活动即开始。返台后，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战争期”的重要作家之一。1953年，他从淡水搬至中山北路，继续从事牙医的工作。综观王昶雄的一生，战前为台湾文学“战争期”少数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当时作家中散文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代表作《奔流》。战后执业牙医，封笔二十余年后重现文坛，文学风格转而着重于抒情言志，也参与作词，以《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最负盛名。 当代出身医学世家的谭任杰先生，一边在慈善医院里义诊，到中医学院授课，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旧体诗词创作。在澳门，他既是中医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主将、澳门笔会的理事。他驰骋于医学与文学之间，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的精神生态显现了其个性特征。毕淑敏从卫生员做到主治军医，从医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出版了《预约死亡》等名作，成为当代知名的国家一级作家。王蒙说，“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从文学硕士到心理学博士，从内科主治医师到作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开设过北京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她说：“我觉得我在做三件事情，但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就是始终对人的关注。”当心理咨询与写作冲突时，她放弃心理医生专心写作。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她表示，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我会写：这里埋葬着一个女儿、妻子、母亲，一个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以上都是我所热爱的职业。”她将对人的关怀和悲悯，蕴藉在她的一系列文本中，如心灵鸡汤般滋养、慰藉着人的精神。
英国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指出：“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医学与文学同属“人学”，对人本身有共同的关注，从生老病死的世俗生活体验最深刻的悲悯和喜悦，从肉体到灵魂洞察人的存在。诗坛新秀、70年代出生的李小洛曾有十年的妇产科医生生涯，因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失衡，她走出医院，做了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驻校诗人，游走于文学和医学的交叉地带，在诗歌中找到了她安顿沉重肉身的精神家园。当代作家所处的不论外部还是内部的精神生态，在为作家提供更多选择空间的同时，亦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宽容与理解。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化精英的现当代作家从容跨界改行现象说明，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亦折射了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焦虑、困惑与彷徨的精神生态境况。
四、中国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的命运启示
“弃医从文”“弃文从医”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观察复杂的人和纷繁的人生，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两样工作都是研究人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谓医学，是从生理上剖析人，而文学是从精神上研究人，用感性描写那些人们从常理上无法说清楚的东西。“亦医亦文”者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学医对于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他曾言，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在《札记》中，他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从医生涯或者受医学的熏染，令这些作家对生与死有着独特的理解。医生职业的特殊性让他们中许多人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饱尝民间疾苦，有些人甚至周游世界，眼界之开阔是同时代大多数人难以比拟的。不仅如此，医生由于职业需要，形成了善于剖析、思维细腻、观察力敏锐泼辣的特点，这也让许多医文跨界的作家拥有了一支“手术刀般犀利的笔”。
“弃医从文”“弃文从医”，回归所爱；“亦文亦医”，跨界栖居。这种栖居切近神性，当作家以神性为尺度来测度和衡量自身的这种栖居时，作为文化主体的作家的生命体验则是时时处处地充斥着审美，时时处处地诗意盎然。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一批时代俊杰以其卓越的个体感知，对这个生动、精彩的变革时代进行聚集、呈现、阐释和书写。作家独特生命体验的文本则蕴含着“共名”的时代精神生态。而在今天，健康的、人性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个体人的自身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这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
参考文献：
[1]毕淑敏.心灵七游戏·序言[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4.
[2]刘宇聪.“医人”与“医国”——孙中山与澳门的另一种叙事[C].“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401-407.
[3]邓树强，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J].河南大学学报，2011，（04）.
[4]哥舒意.放下手术刀，立地成作家——读台湾超人气作家侯文咏《白色巨塔》[J].今日中国（中文版），2006，（02）.
关键词：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精神生态
当代作家毕淑敏说过，“今天的生活是由你几年前的一个选择决定的。”人生的选择多种多样，但关键性选择只有一二处，职业选择即是其一。人的千差万别的选择演绎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不同的精神生态。中国现当代作家“弃医从文”“弃文从医”或“亦文亦医”的跨界选择是其精神与现实选择的媾和，是多元矛盾中的命运抉择。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弃医从文”现象及其精神图谱
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史、心灵史显现着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现当代诸作家“弃医从文”的人生轨迹显示着他们的精神向往。
1902年，鲁迅“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学医背景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他的创作中含蕴着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因而，他从“医人”的角度对国民性痼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合乎逻辑的病理分析并进行了“立人”疗救，最终成为揭示、诊脉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
1913年，走出夔门的郭沫若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后东渡日本学医。在1914～1923年学医期间，文艺活动始终贯穿他的生活。1923年，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因耳疾等诸多原因弃医从文，一生耕耘不辍，终成名家，卓有建树。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15岁时在协和医院做打字员，后到燕京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学医。1938年回中国后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后在英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她根据抗战初期自己的从医经历写成了处女作《目的地：重庆》。1948年，她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好莱坞据小说《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三项奥斯卡奖。1960～1963年间，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现代亚洲文学史讲师。1964年开始写5部传记性著作，成为职业作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及横跨中西的文化视阈，使其作品具有一种东西方人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
中国当代作家“弃医从文”者多半把目光转向了自我关怀。池莉于1979年从冶金医专毕业后成为武钢卫生处的一名医生。1983年弃医从文，以一篇《烦恼人生》在中国文坛初试牛刀，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变。
1960年出生的余华，在浙江海盐的医院环境中长大，父母都是医生，自己曾当了五年牙医。他白天拨牙，夜晚随星星和灯光一同写作。“为了摆脱医生这一职业的呆板和机械的工作方式，为了想像力的自由驰骋”，他选择了弃医从文，成为了一名精神世界的解剖者。
台湾作家侯文咏原是一名资深麻醉专科医生，然而他无法扼制自己对写作的欲望和冲动，一有空就埋头写东西，在医生与作家间挣扎摇摆。最后，医生侯文咏终于成为了作家侯文咏。
福建作家赖妙宽在从医后从未停止过业余创作。她认为自己“改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自己说：“我曾经执著于医学，希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可现在我并不遗憾没有继续当眼科医生，因为写作最有快感的，它让我找到了宣泄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我热爱写作，但并不把它当成生活的全部，它是我的另一个世界，弥补了现实世界中的不足。”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弃文从医”现象及其心灵轨迹
在中国文学史上，“弃医从文”有之，而“弃文从医”的名家也不乏其人。恽铁樵在盛名之下选择的弃文从医便是独树一帜。1906年从南洋公学年毕业后的恽铁樵是编、译、著皆能的全才，曾任《小说月报》主编。他是慧眼伯乐，曾培养过一大批青年作者。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亲自签发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的。当时，他还给文章加批语并盛赞鲁迅撰文功力。由于多种原因，他弃文从医，集现代文学家、翻译家、中医名家、中西医汇通派重要代表人物于一身。文学背景对他研习医学亦有重要影响。悬壶济世后，他在医学界的许多作派都是自文学界移植过去的。
1926年7月1日，在杭州出生的唐由之，青年时学古典文学，又学过国画，但“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因此要学一个专业。当时我就考虑，最好学一个旧社会讲不求人的，对老百姓有好处，也能生活的专业，因此就想到当医生”。于是他弃文学拜名师陆桂山学了中医，走上中西医结合治眼病的道路，曾为毛泽东主席及柬埔寨宾努亲王成功地进行了白内障手术，并担任多位国家元首的保健医生，终成一代名医。
中国首位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者的华人女性、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年之所以选择从文科改读医科，完全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男朋友在一起。”她青年时学文科，1973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教师。因她男友学医，陈冯富珍为爱弃文从医，后从西安大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曾任香港卫生署署长。
另外，作家萧军弃文从医未成的被动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那个时代作家精神生态状况的一个诠释。
三、中国现当代作家“亦文亦医”现象及其精神生态
人的精神生态体现着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现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态发生着深刻变革。一些作家从容“跨界”，医文兼顾，体现着社会精神的日趋开放、包容与和谐。
台湾淡水的知名作家王昶雄游走于医与文之间，拥有医生与作家两种身分。他于1935年考上日本大学文学系，1942年毕业，在家乡开设齿科诊所。留日时期，他的文学活动即开始。返台后，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战争期”的重要作家之一。1953年，他从淡水搬至中山北路，继续从事牙医的工作。综观王昶雄的一生，战前为台湾文学“战争期”少数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当时作家中散文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代表作《奔流》。战后执业牙医，封笔二十余年后重现文坛，文学风格转而着重于抒情言志，也参与作词，以《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最负盛名。 当代出身医学世家的谭任杰先生，一边在慈善医院里义诊，到中医学院授课，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旧体诗词创作。在澳门，他既是中医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主将、澳门笔会的理事。他驰骋于医学与文学之间，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的精神生态显现了其个性特征。毕淑敏从卫生员做到主治军医，从医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出版了《预约死亡》等名作，成为当代知名的国家一级作家。王蒙说，“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从文学硕士到心理学博士，从内科主治医师到作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开设过北京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她说：“我觉得我在做三件事情，但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就是始终对人的关注。”当心理咨询与写作冲突时，她放弃心理医生专心写作。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她表示，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我会写：这里埋葬着一个女儿、妻子、母亲，一个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以上都是我所热爱的职业。”她将对人的关怀和悲悯，蕴藉在她的一系列文本中，如心灵鸡汤般滋养、慰藉着人的精神。
英国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指出：“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医学与文学同属“人学”，对人本身有共同的关注，从生老病死的世俗生活体验最深刻的悲悯和喜悦，从肉体到灵魂洞察人的存在。诗坛新秀、70年代出生的李小洛曾有十年的妇产科医生生涯，因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失衡，她走出医院，做了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驻校诗人，游走于文学和医学的交叉地带，在诗歌中找到了她安顿沉重肉身的精神家园。当代作家所处的不论外部还是内部的精神生态，在为作家提供更多选择空间的同时，亦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宽容与理解。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化精英的现当代作家从容跨界改行现象说明，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亦折射了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焦虑、困惑与彷徨的精神生态境况。
四、中国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的命运启示
“弃医从文”“弃文从医”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观察复杂的人和纷繁的人生，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两样工作都是研究人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谓医学，是从生理上剖析人，而文学是从精神上研究人，用感性描写那些人们从常理上无法说清楚的东西。“亦医亦文”者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学医对于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他曾言，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在《札记》中，他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从医生涯或者受医学的熏染，令这些作家对生与死有着独特的理解。医生职业的特殊性让他们中许多人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饱尝民间疾苦，有些人甚至周游世界，眼界之开阔是同时代大多数人难以比拟的。不仅如此，医生由于职业需要，形成了善于剖析、思维细腻、观察力敏锐泼辣的特点，这也让许多医文跨界的作家拥有了一支“手术刀般犀利的笔”。
“弃医从文”“弃文从医”，回归所爱；“亦文亦医”，跨界栖居。这种栖居切近神性，当作家以神性为尺度来测度和衡量自身的这种栖居时，作为文化主体的作家的生命体验则是时时处处地充斥着审美，时时处处地诗意盎然。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一批时代俊杰以其卓越的个体感知，对这个生动、精彩的变革时代进行聚集、呈现、阐释和书写。作家独特生命体验的文本则蕴含着“共名”的时代精神生态。而在今天，健康的、人性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个体人的自身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这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
参考文献：
[1]毕淑敏.心灵七游戏·序言[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4.
[2]刘宇聪.“医人”与“医国”——孙中山与澳门的另一种叙事[C].“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401-407.
[3]邓树强，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J].河南大学学报，2011，（04）.
[4]哥舒意.放下手术刀，立地成作家——读台湾超人气作家侯文咏《白色巨塔》[J].今日中国（中文版），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