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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二三事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近代“古史辨派”的创始者和领军人物，曾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享誉士林。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一直以“资产阶级学者”的身份被日甚一日地边缘化了。特别是由于自19５０年代后期极“左”路线和政策的不断强化，他就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视为生命的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１９60年代初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从老师口中得到的关于顾颉刚的印象，只不过是发了一通谬论的过时的学者而已。1964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时见到的顾先生，已经是一位步履迟缓、老态龙钟、神情木讷的老人了。我的印象，他平时很少来所，只在全所例会时来一次。每次来，都是从干面胡同步行数里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历史所。开会时，他总是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几乎不同人们打招呼，默默地来去。“文革”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没同他讲过一句话，因为我进所后，所内老人就告诉我，顾颉刚是“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必要同他接近。只是在“文革”开始后，在人际关系扭曲的情况下，我与顾先生才有所接触。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我参加了造反派，后来成了“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筹小组”的副组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专注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派”，即历史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而认为顾不过是个“死老虎”，就放在一边没有动。谁知与我们“文革”小组持不同意见的几个年轻人突然贴出大字报批判顾先生，同时指责我们放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批判，而是抓住有缺点的无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尹达不放，是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样一来，搞得我们很被动，于是赶紧抓对顾的批判。组织一部分人将顾的著作翻了个底儿朝天，既写大字报又组织批判会。方法是当时史学大批判通用的：你要说帝王将相的好话，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歌颂帝王将相；你要是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就是影射攻击现实。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又将顾的日记《颉刚日程》抄来，安排专人查阅，目的是从中发掘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很快，查阅日记的人报告，他们找到了几条“过硬”的材料。如上海解放前夕，我们的新华广播电台对上海广播，点名在上海的社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陈望道、周谷城等，也有顾颉刚，不要随蒋介石到台湾去，恳请他们留下来，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新中国。顾听了广播后，在日记里写道：听共党广播，要我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建设新中国，我想，这无非是让我做个花瓶而已。日记中还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如鸡蛋、猪肉的价格等都作了如实的记载。这些内容现在看，有的是他当时的认识，有的是社会情状的实录，实在无可指责。可当时就认为是犯忌的大事。我们认为抓住了把柄，给顾扣上了“反共老手”、“恶毒攻击新社会”的罪名，对他进行批判。刚开始批判时，顾还为自己辩护几句，后来知道所谓批判是不准讲理的，也就放弃了辩护。每次被追问时都说“我反动”以求过关。按当时的惯例，批斗对象胸前要挂一个牌子，上写“走资派某某”、“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每次开会时，批斗对象要按牌子的定名自报家门。
刚开始，顾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还不习惯，一次批判会开始时，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历史所一级研究员，立即引来一片呵斥声，顾意识到错了，就改口“反动学术权威”。后来，顾对这个头衔似乎也认可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副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顾一起接受批判，一起作为“牛鬼蛇神”集中在一室学习毛选和“文革”文件，也参加打扫卫生之类的劳动。造反派的赵国华负责管理他们。一天，赵笑着对我说：“你说顾颉刚可笑不可笑？他看到揪出了那么多‘反动学术权威’，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辈，心里就不平衡了。一次他自言自语说：‘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还差不多，怎么这些人都成了权威？’”大概在顾的心目中，他的一些学生辈的人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级别。
对顾集中批了一段，也就放下了。只要求他每天上班，在运动中接受教育。以后，他每天准时来所，在“牛鬼蛇神”集中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学习和自我批判。不久，所里组织集中批判尹达，大字报贴满了大楼内外，批判会连续进行。顾大概想到尹达与自己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找我问：“我能写批判尹达的大字报吗？”我说可以。他很快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好像是：尹达没有向资产阶级权威下跪吗？内容是：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尹达处处照顾我，这难道还不是向资产阶级下跪么！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桩黑色幽默，使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想当时顾是真诚的，他是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历史所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十多人长期在一间办公室一起学习，进行自我批判。时间长了，他们也不能天天讲报纸上的话，有时就找一些不犯忌的话题交谈。一些顾的晚辈就向顾问及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人和事。顾堪称此一时期史学界掌故的一部活字典，每逢谈及这一话题，他就讲得头头是道，兴味盎然，听者也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我想这时他们大概都暂时忘记了自身的处境，回到他们钟情的学术领域。1967年初，报刊提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向文革小组回报，说顾与这些有问题的人天天在一起回首往事，对过去津津乐道，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顾又被批了一通。自此，他们连回忆往事，从中找点快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对顾先生怎么定性、处理，当时文革小组没有把握。有一次，戚本禹来所，我们问对顾如何处理，戚说，就凭他攻击鲁迅，就可以打倒了。“文革”后期，中华书局给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要求重新启动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周总理批示同意，并写上一句“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从此，顾的处境大为好转，他又可以从事他钟情的学术事业了。四届人大开会时，他被遴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此时，历史所曾任过所长职务的尹达、侯外庐仍在“靠边站”。
平心而论，顾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由于解放后极“左”路线步步升级，顾受到的干扰越来越厉害，研究工作大多数时间处于停顿状态，他在业务上本应该出现的最后辉煌却没有展示出来，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史学，还是对顾颉刚先生本人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顾先生毕竟活到了“文革”结束，既能发表文章，又能比较自由地讲话，还看到了学界开始对自己进行比较公正的评价。这应该算是他不幸中的幸事吧。
忆侯外庐先生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之一，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号权威。大学时期，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我读过两遍，深深地被他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所震撼，决心报考他的研究生。
1964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侯先生名下的第三届研究生。第一届有胡一雅、祝瑞开、冒怀辛。第二届只有卢钟锋。第三届就是我一个人。“文革”后，他招了第四届研究生，有崔大华、姜广辉、柯兆利。1964年9月初，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历史所报到。这时，侯先生是历史所的副所长兼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还兼着西北大学的校长。报到后，我要求思想史室的学术秘书林英尽快安排我同侯先生见面。几天后，林英带我到先生明亮的办公室同他见面。林英简单介绍一下就退出去了。先生让我坐在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他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的大转椅上同我谈话。他先问了我在大学学习的情况，老师中有哪些教授，继而问我，山东史学界对他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有什么看法。我如实回答：“您的书太深奥，有的教授也说读不懂。”先生听了哈哈大笑，没再说什么。接着，我向他请教如何学习思想史，他说，在研究所读研究生，主要靠自学，他从来不给研究生上课。学习业务课就是要精读《中国思想通史》。他又指示说，你学习中遇到问题，文献方面请教李学勤，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请教杨超，外语方面请教何兆武，写作方面请教张岂之，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请教他。这次见面，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正当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准备认真读书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接到中宣部的指示，除老弱病残外，学部全体工作人员都到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5月“四清”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半年大学生和研究生必须参加的劳动锻炼。1965年底返回北京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此前后，不少学术文化界人士受到批判。1966年3月初，历史所派朱大韵、应永深、李斌成、程喜林和我五人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协助戚本禹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其间一个星期日，思想史研究室的唐宇元、王恩宇叫我去同研究室的高全朴家，说有要事商量。我到了帽儿胡同高家，高拿出侯先生写的《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说他经过认真研读，认为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应该批判。我听了，思想斗争很激烈，——侯先生是我的导师，我一参加批判，师生情分也就完了。但看看史学界的吴晗、翦伯赞、周谷城等大师级的人物都被批判、打倒，如果我拒绝参与，一旦先生被点名批判，作为学生的我就很被动。特别是，当时极“左”的批判风刮得我晕头转向，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极“左”的有色眼镜，看老一代史学家的著作，几乎都成了“毒草”。我同意参加写批判文章。回头先看了《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从中找了点史料解释上的毛病，自己也就坚信该书是“大毒草”了。这篇批评文章的第一稿是高全朴写的，我参加了第二稿的写作。稿子写成后，高说他认识《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就将稿子送给了《红旗》杂志。高知道我在《红旗》杂志帮助工作，就要我见到范时问一下稿子的情况。
大概5月初，我们协助戚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的五个人搬到了在西颐宾馆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内，吃住和工作都在那里。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红旗》杂志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红旗》杂志组织的批判组的成员。记得其中有林杰、关锋的妻子周英，以及从曲阜师范学院临时调来的赵一民。一天上午，范若愚来这里接见全体人员。知道我们几个人来自历史所时，就问：“高全朴这个人怎么样？”应永琛回答说他在历史所威信不高。范说：“还是抗战时期，高在120师政治部工作时我们认识的，解放后再也没有联系。你们转告他，他的稿子我收到了。”不久，我见到高，就将范的话告诉了他。高说：“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与侯都是山西人，我担心他包庇侯。范肯定听彭的，我们的稿子发不发很难说。”“文革”中，彭真和范若愚都成了“黑线”上的人物。因为我与范有过这么一次接触，所以，后来在抓“五一六”时，专案组还追查我同彭真和范若愚的“黑关系”。其实，我同彭真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与范若愚也就这么一次接触。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按传统说法，由此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第二天我由西郊回所里，当时所里一批年轻人开始贴大字报，揭发侯先生的所谓问题，我也在批判侯先生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因为当时造反成为时尚，所里主持工作的尹达也不敢出来保侯先生。但因为有的大字报说尹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史学的代表，是一直同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对着干的响当当的“左派”，所以受不了对他的攻击，就在6月3日组织了对造反派的反击。尹达一边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说他们同1957年的右派一样；一边也组织人整侯先生的材料，准备批判他。我因为参加“造反”，也与历史所的“造反派”一样受到批判。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7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等来历史所为“造反派”翻案后，《红旗》杂志决定发表我参与撰写的批判侯先生的那篇文章。记得我曾两次去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与《红旗》的编辑一起修改那篇稿子。后来，该稿在《红旗》1966年第八期发表，署名顺序是王恩宇、唐宇元、孟祥才。据说高全朴因为有“历史问题”不宜署名。以后，历史所的造反派组织了几次对侯先生的批判会，我发过一次言。
1968年初，历史所的造反派因与戚本禹有联系而垮台，我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69年秋，学部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我一直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批、斗，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慢慢停下来。其间，1970年去河南干校，1972年夏天我因病返京治疗。不久，学部全体成员自河南明港返京。虽然我作为“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仍然处在被管制状态，但清查运动毕竟停了下来。而运动至此，人们都疲惫不堪，并开始反思：这场“文革”到底对不对？我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尤其是对侯先生的造反行动。即使他有些问题，也绝不是“三反分子”。
1973年秋后一天，黄宣民对我说：“侯先生在同仁医院住院，他问过你，你应该去看看他。”我早知道侯先生在同仁住院，但因为自己造过他老人家的反，觉得无颜以对，想去看望又鼓不起勇气。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口欲言而嗫嚅，足将前而趑趄。听了黄宣民的话，我想应该借看望老人家之机，向老师表示忏悔之意，求得老师的谅解。一天下午，我去了医院，向侯先生表达了忏悔之意。我说自己写文章，写大字报，在大会上批判老师，尽管有社会原因，但主要还自己是被极左思想所左右，伤害了老师，感到实在对不起老师。侯先生很大度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不是也承认了是走资派么！这些不要再考虑了，还是抓紧时间读点书吧。”
此后，我真的开始认真读书。因为当时不搞运动，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因为我还处于被审查状态，有些已经启动的项目我也无权参加，只好自己老老实实地读书。从1972至1974年底，我陆续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饮冰室合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等书。写了《王莽传》、《梁启超传》的初稿，后来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记得写《梁启超传》时，我到先生那里向他请教，他说对梁评价不能太高，梁在政治上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多。我说学术上总可以肯定一些吧？他说学术上可以肯定的地方也不多，他的东西太杂、太浅。后来出版的《梁启超传》，除了当时我自己认识的偏颇外，先生的意见也是有影响的。有人评论说该书对梁的评价偏低了。
1975年底，“五一六”冤案一风吹，因为这是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案子。第二年，我因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向历史所领导写了请调山东大学的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了。离开北京前，我到先生家告别，他嘱我多读书，努力搞好业务。调山大后，虽然教学工作比较忙，但每一两年总有机会去京出差，每次我都前去拜望先生。他话不多，每次问的内容几乎相同：山东这些年可好，你搞什么研究？我一一简要回答。记得1978年初我去北京，同先生见面时，他问我：“你注意到最近出版的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的书了吗？”因为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从1980年起我国陆续出版了一批纪念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的论著。其中有些著作对侯先生最早翻译《资本论》作了肯定的评价，我想他对此是很在意的。所以我回答：“我读了一些，不少书肯定了您最早翻译《资本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贡献。”先生听了，露出欣慰的笑容。1980年我的《梁启超传》出版，我亲自送去。过了几天，黄宣民告诉我，先生看到我出的书，很高兴。
1980年以后，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住协和医院，双腿已失去站立和行走的功能，只能卧床。再后来，说话也不清楚，除了常年侍奉他的刘祜老人外，别人几乎听不懂他的话。每次交谈，都靠刘祜传译。1981年夏天我去医院看他，这次见面，他显得很激动，泪水长流。刘祜一边给他擦泪，一边说：“不哭不哭，学生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是。”我也难过地流泪，不能自抑。刘祜让我将耳朵靠近他的嘴，听他讲话，他费力地讲了几句，我连连点头，其实一句也没听懂。刘祜说，他问你山东情况可好，你一家可好，最近又搞什么研究？我简单回答，安慰了他几句，就告辞了。从医院出来，我不禁想，以前每次见先生，他都是严肃有余而热情不足。这次如此动感情，恐怕不是好兆头。后来，田昌五先生也说，外老见人流泪不是好兆头。1983年秋，先生经过与病魔的顽强的抗争后与世长辞。我们侯门弟子们都齐集北京，洒泪与先生告别。
先生辞世前，主持出版了《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船山学案》、《韧的追求》等书，都托有关人送了我，其中《船山学案》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侯先生是不幸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看到了“四人帮”垮台，他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承认。他辞世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其追悼会的新闻稿将他定位为“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刊发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绝大多数都实现了。
侯先生逝世后，我写过三篇文章论述他的学术成就，分别在《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和一本纪念文集上发表，还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一书中为他写了一篇专传，以寄托弟子对他老人家的哀思和怀念。
忆何兆武先生
在“文革”前的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中级别最高的是何兆武先生，他当时是研究六级，已经达到副研究员应有的工资级别，但还是助研的名分。最近读他的文章，才知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了七年始告毕业，学过三个专业。他英语特好，法语、俄语也娴熟，在历史所是绝对第一。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名著，真正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堪称我国人文社科类翻译著作中的精品。由于他对西学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写起中外对比的文章来就能讲出真知灼见。比如对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大多数史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却认为不值得肯定，因为传教士带给中国的知识不是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而是已经被西方抛弃的中世纪的东西。这说明，何先生坚持了作为学人的最可贵的品格独立思考。据说何先生在婚姻问题上曾受到挫折，后来同一位大他十岁的也是搞外文翻译的女士结了婚。两人一直恩恩爱爱，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2005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这时他已八十高龄，夫人九十高龄且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全由他精心侍候。何先生待人以诚，青年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讲解。他知识渊博，中西兼通，尤其对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更是熟烂于心。我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他大都能给予圆满的回答。例如，他不查书本，一字不易地背出了梁启超为康有为七十岁寿辰写的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可能由于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何先生为人一直低调，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倡导的“夹起尾巴做人”。他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语，从不高声大气，不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多大话语权，也从不张狂，总是心平气和地以商量的语气说出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某些理论家时时摆出垄断真理的权威架势，飞扬跋扈，极尽张狂。“文革”中，何先生是一个标准的“逍遥派”，对任何事情都尽量少参与、少表态。真像一张大字报所揭发的那样，他每逢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三句话：一、大家的发言很好。二、我没有别的意见。三、想起来我再说。这千篇一律的发言模式被人概括为“何三点”。其实，以何先生的聪明睿智，以他中西兼通的知识背景，他对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那些荒唐透顶、荒谬绝伦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呢？但他更加明白，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准说真话，只准说大话、假话、套话和空话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只能以低调避祸。
然而，即便何先生如此低调，他也未能避开天外飞来的横祸。事情其实很简单，在“文革”中或痛苦难耐，或疑虑重重的知识分子们，总希望找一些还能推心置腹讲真话的朋友倾诉一番。于是在1966年夏天那个疯狂的岁月里，何先生约了西南联大的一个老同学同游颐和园。在游园过程中，二人互相谈了一些对“文革”的感受，其中谈到“旗手”江青，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对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就说了一些对她不敬的话，同时谈到京剧改革，认为旧戏中有许多优秀剧目都被打成“毒草”，不让演，实在没有道理。他们提到一些剧目和著名演员，对其表露了难舍的思念之情。这次相见后两人一直没再联系。1969年上半年，北京各单位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何先生的这位朋友成了他所在单位的清理对象。在高压下他交代了两人的颐和园之游以及谈话的内容。他所在的单位立即将有关材料转到历史所的宣传队那里，何由是成为清理对象，而何这时还完全蒙在鼓里。我当时是宣传队指定的一排（当时历史所所有工作人员编为一个连三个排）清查小组的一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我明白他是在劫难逃了。
决定揪何先生的时候，先开大会，对他的事情隐隐约约地透露一点，希望他主动交代。何大概没有料到他这位朋友会交代他们那次谈话的内容，丝毫不为所动，没有主动交代。宣传队就让我在全排大会上点他的名（虽然是奉命行事，但我至今仍对何先生怀有愧疚之情）。尽管如此，但何还是不交代，我与清查小组成员一起几次同他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他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问题。看着他在那里受罪，我就在一次与他谈话时点了一下他们的颐和园之游，他立即明白了，就写了关于那次谈话的情况，然后接受群众批判。谁知无论怎么检查交代，宣传队就是不放他过关。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其中说，经过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一个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篇近乎梦呓的检查算是过了关。最后的处理决定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后，何先生更低调了。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何的问题彻底平了反，这时我已经调到到济南山东大学工作，他专就此事给我一信，说明平反情况。“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从80年代到现在的近三十年中，何先生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时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与他真实水平相应的学术地位。其间，他从历史所调到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不过，即使80年代后，何先生也没有改变他那种低调的为学做人的态度。听说在他八十寿诞之日，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为他举办了一个祝寿活动，事先通知他，他坚决不同意。祝寿活动当天，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结果那天的活动变成了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研讨他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会议。
2005年秋天我去他清华的寓所看望他，发现他还是住在80年代的老房子里，小小的三室只有60多平方米，他的四壁皆书的书房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两个人坐下后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那一次我们聊得很高兴，他劝我写“文革”的回忆录，他说：“你文革接触到的人和事比较多，应该写一写，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可惜。”我劝他将自己的一生写一个回忆录，他说自己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比如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但没有说自己一定写。2007年他的《上学记》出版了，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由于其中对冯友兰先生说了些不全是赞扬的话，引来冯门弟子们的反诘，但没有看到何先生有所答辩。我想这完全符合何先生的处事原则：我说出我知道的真相，任别人去评论吧。（连载结束）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近代“古史辨派”的创始者和领军人物，曾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享誉士林。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一直以“资产阶级学者”的身份被日甚一日地边缘化了。特别是由于自19５０年代后期极“左”路线和政策的不断强化，他就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视为生命的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１９60年代初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从老师口中得到的关于顾颉刚的印象，只不过是发了一通谬论的过时的学者而已。1964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时见到的顾先生，已经是一位步履迟缓、老态龙钟、神情木讷的老人了。我的印象，他平时很少来所，只在全所例会时来一次。每次来，都是从干面胡同步行数里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历史所。开会时，他总是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几乎不同人们打招呼，默默地来去。“文革”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没同他讲过一句话，因为我进所后，所内老人就告诉我，顾颉刚是“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必要同他接近。只是在“文革”开始后，在人际关系扭曲的情况下，我与顾先生才有所接触。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我参加了造反派，后来成了“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筹小组”的副组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专注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派”，即历史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而认为顾不过是个“死老虎”，就放在一边没有动。谁知与我们“文革”小组持不同意见的几个年轻人突然贴出大字报批判顾先生，同时指责我们放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批判，而是抓住有缺点的无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尹达不放，是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样一来，搞得我们很被动，于是赶紧抓对顾的批判。组织一部分人将顾的著作翻了个底儿朝天，既写大字报又组织批判会。方法是当时史学大批判通用的：你要说帝王将相的好话，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歌颂帝王将相；你要是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就是影射攻击现实。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又将顾的日记《颉刚日程》抄来，安排专人查阅，目的是从中发掘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很快，查阅日记的人报告，他们找到了几条“过硬”的材料。如上海解放前夕，我们的新华广播电台对上海广播，点名在上海的社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陈望道、周谷城等，也有顾颉刚，不要随蒋介石到台湾去，恳请他们留下来，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新中国。顾听了广播后，在日记里写道：听共党广播，要我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建设新中国，我想，这无非是让我做个花瓶而已。日记中还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如鸡蛋、猪肉的价格等都作了如实的记载。这些内容现在看，有的是他当时的认识，有的是社会情状的实录，实在无可指责。可当时就认为是犯忌的大事。我们认为抓住了把柄，给顾扣上了“反共老手”、“恶毒攻击新社会”的罪名，对他进行批判。刚开始批判时，顾还为自己辩护几句，后来知道所谓批判是不准讲理的，也就放弃了辩护。每次被追问时都说“我反动”以求过关。按当时的惯例，批斗对象胸前要挂一个牌子，上写“走资派某某”、“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每次开会时，批斗对象要按牌子的定名自报家门。
刚开始，顾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还不习惯，一次批判会开始时，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历史所一级研究员，立即引来一片呵斥声，顾意识到错了，就改口“反动学术权威”。后来，顾对这个头衔似乎也认可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副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顾一起接受批判，一起作为“牛鬼蛇神”集中在一室学习毛选和“文革”文件，也参加打扫卫生之类的劳动。造反派的赵国华负责管理他们。一天，赵笑着对我说：“你说顾颉刚可笑不可笑？他看到揪出了那么多‘反动学术权威’，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辈，心里就不平衡了。一次他自言自语说：‘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还差不多，怎么这些人都成了权威？’”大概在顾的心目中，他的一些学生辈的人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级别。
对顾集中批了一段，也就放下了。只要求他每天上班，在运动中接受教育。以后，他每天准时来所，在“牛鬼蛇神”集中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学习和自我批判。不久，所里组织集中批判尹达，大字报贴满了大楼内外，批判会连续进行。顾大概想到尹达与自己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找我问：“我能写批判尹达的大字报吗？”我说可以。他很快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好像是：尹达没有向资产阶级权威下跪吗？内容是：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尹达处处照顾我，这难道还不是向资产阶级下跪么！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桩黑色幽默，使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想当时顾是真诚的，他是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历史所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十多人长期在一间办公室一起学习，进行自我批判。时间长了，他们也不能天天讲报纸上的话，有时就找一些不犯忌的话题交谈。一些顾的晚辈就向顾问及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人和事。顾堪称此一时期史学界掌故的一部活字典，每逢谈及这一话题，他就讲得头头是道，兴味盎然，听者也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我想这时他们大概都暂时忘记了自身的处境，回到他们钟情的学术领域。1967年初，报刊提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向文革小组回报，说顾与这些有问题的人天天在一起回首往事，对过去津津乐道，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顾又被批了一通。自此，他们连回忆往事，从中找点快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对顾先生怎么定性、处理，当时文革小组没有把握。有一次，戚本禹来所，我们问对顾如何处理，戚说，就凭他攻击鲁迅，就可以打倒了。“文革”后期，中华书局给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要求重新启动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周总理批示同意，并写上一句“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从此，顾的处境大为好转，他又可以从事他钟情的学术事业了。四届人大开会时，他被遴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此时，历史所曾任过所长职务的尹达、侯外庐仍在“靠边站”。
平心而论，顾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由于解放后极“左”路线步步升级，顾受到的干扰越来越厉害，研究工作大多数时间处于停顿状态，他在业务上本应该出现的最后辉煌却没有展示出来，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史学，还是对顾颉刚先生本人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顾先生毕竟活到了“文革”结束，既能发表文章，又能比较自由地讲话，还看到了学界开始对自己进行比较公正的评价。这应该算是他不幸中的幸事吧。
忆侯外庐先生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之一，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号权威。大学时期，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我读过两遍，深深地被他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所震撼，决心报考他的研究生。
1964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侯先生名下的第三届研究生。第一届有胡一雅、祝瑞开、冒怀辛。第二届只有卢钟锋。第三届就是我一个人。“文革”后，他招了第四届研究生，有崔大华、姜广辉、柯兆利。1964年9月初，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历史所报到。这时，侯先生是历史所的副所长兼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还兼着西北大学的校长。报到后，我要求思想史室的学术秘书林英尽快安排我同侯先生见面。几天后，林英带我到先生明亮的办公室同他见面。林英简单介绍一下就退出去了。先生让我坐在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他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的大转椅上同我谈话。他先问了我在大学学习的情况，老师中有哪些教授，继而问我，山东史学界对他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有什么看法。我如实回答：“您的书太深奥，有的教授也说读不懂。”先生听了哈哈大笑，没再说什么。接着，我向他请教如何学习思想史，他说，在研究所读研究生，主要靠自学，他从来不给研究生上课。学习业务课就是要精读《中国思想通史》。他又指示说，你学习中遇到问题，文献方面请教李学勤，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请教杨超，外语方面请教何兆武，写作方面请教张岂之，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请教他。这次见面，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正当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准备认真读书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接到中宣部的指示，除老弱病残外，学部全体工作人员都到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5月“四清”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半年大学生和研究生必须参加的劳动锻炼。1965年底返回北京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此前后，不少学术文化界人士受到批判。1966年3月初，历史所派朱大韵、应永深、李斌成、程喜林和我五人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协助戚本禹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其间一个星期日，思想史研究室的唐宇元、王恩宇叫我去同研究室的高全朴家，说有要事商量。我到了帽儿胡同高家，高拿出侯先生写的《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说他经过认真研读，认为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应该批判。我听了，思想斗争很激烈，——侯先生是我的导师，我一参加批判，师生情分也就完了。但看看史学界的吴晗、翦伯赞、周谷城等大师级的人物都被批判、打倒，如果我拒绝参与，一旦先生被点名批判，作为学生的我就很被动。特别是，当时极“左”的批判风刮得我晕头转向，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极“左”的有色眼镜，看老一代史学家的著作，几乎都成了“毒草”。我同意参加写批判文章。回头先看了《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从中找了点史料解释上的毛病，自己也就坚信该书是“大毒草”了。这篇批评文章的第一稿是高全朴写的，我参加了第二稿的写作。稿子写成后，高说他认识《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就将稿子送给了《红旗》杂志。高知道我在《红旗》杂志帮助工作，就要我见到范时问一下稿子的情况。
大概5月初，我们协助戚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的五个人搬到了在西颐宾馆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内，吃住和工作都在那里。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红旗》杂志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红旗》杂志组织的批判组的成员。记得其中有林杰、关锋的妻子周英，以及从曲阜师范学院临时调来的赵一民。一天上午，范若愚来这里接见全体人员。知道我们几个人来自历史所时，就问：“高全朴这个人怎么样？”应永琛回答说他在历史所威信不高。范说：“还是抗战时期，高在120师政治部工作时我们认识的，解放后再也没有联系。你们转告他，他的稿子我收到了。”不久，我见到高，就将范的话告诉了他。高说：“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与侯都是山西人，我担心他包庇侯。范肯定听彭的，我们的稿子发不发很难说。”“文革”中，彭真和范若愚都成了“黑线”上的人物。因为我与范有过这么一次接触，所以，后来在抓“五一六”时，专案组还追查我同彭真和范若愚的“黑关系”。其实，我同彭真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与范若愚也就这么一次接触。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按传统说法，由此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第二天我由西郊回所里，当时所里一批年轻人开始贴大字报，揭发侯先生的所谓问题，我也在批判侯先生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因为当时造反成为时尚，所里主持工作的尹达也不敢出来保侯先生。但因为有的大字报说尹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史学的代表，是一直同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对着干的响当当的“左派”，所以受不了对他的攻击，就在6月3日组织了对造反派的反击。尹达一边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说他们同1957年的右派一样；一边也组织人整侯先生的材料，准备批判他。我因为参加“造反”，也与历史所的“造反派”一样受到批判。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7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等来历史所为“造反派”翻案后，《红旗》杂志决定发表我参与撰写的批判侯先生的那篇文章。记得我曾两次去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与《红旗》的编辑一起修改那篇稿子。后来，该稿在《红旗》1966年第八期发表，署名顺序是王恩宇、唐宇元、孟祥才。据说高全朴因为有“历史问题”不宜署名。以后，历史所的造反派组织了几次对侯先生的批判会，我发过一次言。
1968年初，历史所的造反派因与戚本禹有联系而垮台，我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69年秋，学部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我一直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批、斗，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慢慢停下来。其间，1970年去河南干校，1972年夏天我因病返京治疗。不久，学部全体成员自河南明港返京。虽然我作为“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仍然处在被管制状态，但清查运动毕竟停了下来。而运动至此，人们都疲惫不堪，并开始反思：这场“文革”到底对不对？我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尤其是对侯先生的造反行动。即使他有些问题，也绝不是“三反分子”。
1973年秋后一天，黄宣民对我说：“侯先生在同仁医院住院，他问过你，你应该去看看他。”我早知道侯先生在同仁住院，但因为自己造过他老人家的反，觉得无颜以对，想去看望又鼓不起勇气。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口欲言而嗫嚅，足将前而趑趄。听了黄宣民的话，我想应该借看望老人家之机，向老师表示忏悔之意，求得老师的谅解。一天下午，我去了医院，向侯先生表达了忏悔之意。我说自己写文章，写大字报，在大会上批判老师，尽管有社会原因，但主要还自己是被极左思想所左右，伤害了老师，感到实在对不起老师。侯先生很大度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不是也承认了是走资派么！这些不要再考虑了，还是抓紧时间读点书吧。”
此后，我真的开始认真读书。因为当时不搞运动，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因为我还处于被审查状态，有些已经启动的项目我也无权参加，只好自己老老实实地读书。从1972至1974年底，我陆续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饮冰室合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等书。写了《王莽传》、《梁启超传》的初稿，后来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记得写《梁启超传》时，我到先生那里向他请教，他说对梁评价不能太高，梁在政治上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多。我说学术上总可以肯定一些吧？他说学术上可以肯定的地方也不多，他的东西太杂、太浅。后来出版的《梁启超传》，除了当时我自己认识的偏颇外，先生的意见也是有影响的。有人评论说该书对梁的评价偏低了。
1975年底，“五一六”冤案一风吹，因为这是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案子。第二年，我因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向历史所领导写了请调山东大学的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了。离开北京前，我到先生家告别，他嘱我多读书，努力搞好业务。调山大后，虽然教学工作比较忙，但每一两年总有机会去京出差，每次我都前去拜望先生。他话不多，每次问的内容几乎相同：山东这些年可好，你搞什么研究？我一一简要回答。记得1978年初我去北京，同先生见面时，他问我：“你注意到最近出版的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的书了吗？”因为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从1980年起我国陆续出版了一批纪念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的论著。其中有些著作对侯先生最早翻译《资本论》作了肯定的评价，我想他对此是很在意的。所以我回答：“我读了一些，不少书肯定了您最早翻译《资本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贡献。”先生听了，露出欣慰的笑容。1980年我的《梁启超传》出版，我亲自送去。过了几天，黄宣民告诉我，先生看到我出的书，很高兴。
1980年以后，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住协和医院，双腿已失去站立和行走的功能，只能卧床。再后来，说话也不清楚，除了常年侍奉他的刘祜老人外，别人几乎听不懂他的话。每次交谈，都靠刘祜传译。1981年夏天我去医院看他，这次见面，他显得很激动，泪水长流。刘祜一边给他擦泪，一边说：“不哭不哭，学生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是。”我也难过地流泪，不能自抑。刘祜让我将耳朵靠近他的嘴，听他讲话，他费力地讲了几句，我连连点头，其实一句也没听懂。刘祜说，他问你山东情况可好，你一家可好，最近又搞什么研究？我简单回答，安慰了他几句，就告辞了。从医院出来，我不禁想，以前每次见先生，他都是严肃有余而热情不足。这次如此动感情，恐怕不是好兆头。后来，田昌五先生也说，外老见人流泪不是好兆头。1983年秋，先生经过与病魔的顽强的抗争后与世长辞。我们侯门弟子们都齐集北京，洒泪与先生告别。
先生辞世前，主持出版了《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船山学案》、《韧的追求》等书，都托有关人送了我，其中《船山学案》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侯先生是不幸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看到了“四人帮”垮台，他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承认。他辞世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其追悼会的新闻稿将他定位为“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刊发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绝大多数都实现了。
侯先生逝世后，我写过三篇文章论述他的学术成就，分别在《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和一本纪念文集上发表，还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一书中为他写了一篇专传，以寄托弟子对他老人家的哀思和怀念。
忆何兆武先生
在“文革”前的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中级别最高的是何兆武先生，他当时是研究六级，已经达到副研究员应有的工资级别，但还是助研的名分。最近读他的文章，才知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了七年始告毕业，学过三个专业。他英语特好，法语、俄语也娴熟，在历史所是绝对第一。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名著，真正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堪称我国人文社科类翻译著作中的精品。由于他对西学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写起中外对比的文章来就能讲出真知灼见。比如对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大多数史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却认为不值得肯定，因为传教士带给中国的知识不是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而是已经被西方抛弃的中世纪的东西。这说明，何先生坚持了作为学人的最可贵的品格独立思考。据说何先生在婚姻问题上曾受到挫折，后来同一位大他十岁的也是搞外文翻译的女士结了婚。两人一直恩恩爱爱，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2005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这时他已八十高龄，夫人九十高龄且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全由他精心侍候。何先生待人以诚，青年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讲解。他知识渊博，中西兼通，尤其对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更是熟烂于心。我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他大都能给予圆满的回答。例如，他不查书本，一字不易地背出了梁启超为康有为七十岁寿辰写的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可能由于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何先生为人一直低调，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倡导的“夹起尾巴做人”。他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语，从不高声大气，不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多大话语权，也从不张狂，总是心平气和地以商量的语气说出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某些理论家时时摆出垄断真理的权威架势，飞扬跋扈，极尽张狂。“文革”中，何先生是一个标准的“逍遥派”，对任何事情都尽量少参与、少表态。真像一张大字报所揭发的那样，他每逢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三句话：一、大家的发言很好。二、我没有别的意见。三、想起来我再说。这千篇一律的发言模式被人概括为“何三点”。其实，以何先生的聪明睿智，以他中西兼通的知识背景，他对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那些荒唐透顶、荒谬绝伦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呢？但他更加明白，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准说真话，只准说大话、假话、套话和空话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只能以低调避祸。
然而，即便何先生如此低调，他也未能避开天外飞来的横祸。事情其实很简单，在“文革”中或痛苦难耐，或疑虑重重的知识分子们，总希望找一些还能推心置腹讲真话的朋友倾诉一番。于是在1966年夏天那个疯狂的岁月里，何先生约了西南联大的一个老同学同游颐和园。在游园过程中，二人互相谈了一些对“文革”的感受，其中谈到“旗手”江青，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对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就说了一些对她不敬的话，同时谈到京剧改革，认为旧戏中有许多优秀剧目都被打成“毒草”，不让演，实在没有道理。他们提到一些剧目和著名演员，对其表露了难舍的思念之情。这次相见后两人一直没再联系。1969年上半年，北京各单位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何先生的这位朋友成了他所在单位的清理对象。在高压下他交代了两人的颐和园之游以及谈话的内容。他所在的单位立即将有关材料转到历史所的宣传队那里，何由是成为清理对象，而何这时还完全蒙在鼓里。我当时是宣传队指定的一排（当时历史所所有工作人员编为一个连三个排）清查小组的一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我明白他是在劫难逃了。
决定揪何先生的时候，先开大会，对他的事情隐隐约约地透露一点，希望他主动交代。何大概没有料到他这位朋友会交代他们那次谈话的内容，丝毫不为所动，没有主动交代。宣传队就让我在全排大会上点他的名（虽然是奉命行事，但我至今仍对何先生怀有愧疚之情）。尽管如此，但何还是不交代，我与清查小组成员一起几次同他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他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问题。看着他在那里受罪，我就在一次与他谈话时点了一下他们的颐和园之游，他立即明白了，就写了关于那次谈话的情况，然后接受群众批判。谁知无论怎么检查交代，宣传队就是不放他过关。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其中说，经过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一个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篇近乎梦呓的检查算是过了关。最后的处理决定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后，何先生更低调了。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何的问题彻底平了反，这时我已经调到到济南山东大学工作，他专就此事给我一信，说明平反情况。“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从80年代到现在的近三十年中，何先生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时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与他真实水平相应的学术地位。其间，他从历史所调到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不过，即使80年代后，何先生也没有改变他那种低调的为学做人的态度。听说在他八十寿诞之日，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为他举办了一个祝寿活动，事先通知他，他坚决不同意。祝寿活动当天，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结果那天的活动变成了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研讨他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会议。
2005年秋天我去他清华的寓所看望他，发现他还是住在80年代的老房子里，小小的三室只有60多平方米，他的四壁皆书的书房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两个人坐下后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那一次我们聊得很高兴，他劝我写“文革”的回忆录，他说：“你文革接触到的人和事比较多，应该写一写，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可惜。”我劝他将自己的一生写一个回忆录，他说自己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比如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但没有说自己一定写。2007年他的《上学记》出版了，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由于其中对冯友兰先生说了些不全是赞扬的话，引来冯门弟子们的反诘，但没有看到何先生有所答辩。我想这完全符合何先生的处事原则：我说出我知道的真相，任别人去评论吧。（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