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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纪念中国实施开放政策30周年的庄严情景仿佛犹在眼前，今年全党全国人民又迎来了同样庄严隆重纪念的新中国建国60周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从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再也不能忽视的东方大国。且不一一列举数不清的来自国际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乃至新闻记者，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发展速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策体制与效率的赞美，仅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5月16日正式任命犹他州的共和党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为新任驻华大使时说的一句话，即“美国唯有和中国进行合作，才能够最有效地面对21世纪的环球挑战”，就足以证明新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在当今世界上所赢得的崇高地位。毋庸讳言，这在30年前不仅是没有过的，不可能的，亦是甚至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适逢其会，由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庞景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艰苦收集、整理和研究，并行将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恰恰好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而又极具权威的定量判据。全书基本上是用计量学的语言编译和撰写而成的，主要涉及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
众所周知，有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研究及其国际比较的探索，可以上溯到18世纪。从那时起“就有学者在不断研究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怎样表述、怎样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比较研究，比如以7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科学指标》为肇始，则基本上是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即使和1926年由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eh，1895～1973)提出并创立经济计量学相比，科学计量学，或文献计量学及其术语的出现，还是要晚得多。研究表明，这两个术语同时于1969年出现，由苏联科学学家纳里莫夫创立了科学计量学，而美国情报科学家普里查德则创立了文献计量学。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科学计量学之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普赖斯(Derek J.de Solla Price)为了纪念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的奠基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问世25周，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的科学”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普赖斯指出：“当代恰好处在文明世界的理性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力量的鼎盛时代。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分析科学的活动也就变得愈来愈加普遍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普赖斯的这两个判断依然愈来愈闪烁着预言家的光芒：文明世界的三股力量不仅变得更加强盛空前，而且其中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更是发生了激烈变化：科技力量及有关科技力量的定量分析、比较和排名不仅更加“普遍起来”，而且与“研究”、“表述”、“比较”经济实力的经济计量学相比，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庞景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编著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该《报告》以“尽可能采集的国内外最新的与最权威的统计数据”，连同研究方法和国人所共同关心的中国发展态势，一并里献给了国内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涵盖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源的国际化”、“产出的国际地位”、“创新研发能力的国际比较”、“信息通讯发展的国际水平”、“高技术产业化的国际化态势”，以及“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影响力”等八大领域，并进而雄辩地证明了国际上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的“中国无疑已经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迈向了中央”、“世界的中国时代将提前到来”等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而是大抵皆有科学计量、文献计量、技术计量、情报计量和经济计量的数据和指标为评判依据的。尽管国内多年来也有若干专家学者研究和出版过类似的研究报告或专著，但像《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这么涵盖宽阔而又齐全，旁征博引而又在理得体者，也许还是第一部。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庞景安教授研究小组编著出版的这部《报告》还像一面镜子：
第一，这部《报告》清晰地报告国人，从多项基础指标可以照映出，我们的祖国正在腾飞，不但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让大多数国人获益，社会上下普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就，自然也就不愿意再丢失这百年不遇的发展时机，但离真正世界强国还有相当的距离，正如我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不久前应邀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应“更关心中国的缺点和挑战”。毋庸讳言，在中国面临的诸般“缺点和挑战”中最为要者之一，便是我们的科技实力不如人意，科技创新能力尚欠水准。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在当今这个竞争尤其激烈的世界上，“谁掌握了先进科技，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动权”。《报告》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只能靠自己去实现。醉心于倚仗引进，仅靠借力，自己就永远只能处于二流水平，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反复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在1995年亦早已由党中央制定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在当今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特别认清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的辩证关系。在大科学时代，为了科教能兴国，必先举国兴科教。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和《报告》提供的国际比较指标相对照，首先是我国对科教两者的投入明显不足。尽管我国科技投入在2007年已达到占GDP的比重1.49％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已经或计划很快达到3％～4％的程度依然还有距离。至于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经费占GDP比重，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值是6.5％，发展中国家平均值是4.1％，全球平均值是5.1％的数据面前，更显不足；据国家公布的教育财政性投入数据表明，我国除2007年为3.32％以外，其他年份均没有超过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是科教内部的投资结构亦不甚合理。比如基础研究经费比例一直较低，以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来说，发达国家大致在20％左右，而我国2007年经过努力仍然不到5％的水平。至于教育内部的投资结构，其不合理的地方更多，诸如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村基础设施简陋、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不足、东西部区域教育投资差异太大、依然在片面投资扩大公立高校的规模等等。再其次是科研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的比例偏少，特别是“优秀拔尖人才还比较少”，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由此，科技创新归根到底还取决于教育创新的观点正在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总而言之，科技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及科教自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短期内，科教 投资会明显提高科学论文、技术专利等科研成果的产出，并增加科研人才数量。长期以往，科教投资本质上就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促进，其作用要远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以基础研究投资为例，从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到杨振宁、李政道，乃至2008年一道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日本科学家南部阳一郎(美籍)、小林诚和益川敏英(日本本土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都用了非常少的科研经费，而取得的科学突破却是惊天动地。再比如，如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早期亦是在做高能物理研究时发明的，这个科技发明同样只花了极少的经费，但却意义重大。不要迷信只有昂贵的经费投入，才能有重大的科技突破，关键是真正重视基础研究并给予一席之地。这就是赵红州教授当年提出的在大科学时代仍要提倡“‘大科学’小搞，‘小科学’大搞”的道理。
第二，这部《报告》也清晰地告诉国人，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不仅需要借鉴和应用各类国际已通用的科技指标，更要积极促进科技指标赖以建立的基础研究，进而开发和应用有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科技指标体系。科学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说过：“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上的科研战略学”。贝尔纳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这句话，对于科技正在腾飞的中国尤为需要。在我国，由于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于光远、龚育之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极富远见的引领和支持，科学学，连同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等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最早绽放，而且很快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便比较广泛地应用到科研评价和大学评价中去，为促进中国科技进步与科技管理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献研究表明，在科研和大学评价过程中应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与工具，我国总的来说要比世界若干科技发达国家要早些。近几年在科研和太学量化评价的激烈论争中。有人说是“我国现有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参考了国际上的基本做法”，是“把西方科学评价标准绝对化”等等。其实是说倒了，不是我们参考了国外，而是恰恰在这一方面是我们领先于国外，甚至还影响了国外。但是，个别领域或方面的领先并不等于整体实力强大。这部《报告》像镜子一样照映出，我国在贝尔纳指出的“科研战略学”所需的诸学科基础，如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正在显现出某种高原反应的迹象。因此，着力加强上述诸学科的基础研究，已是刻不容缓。
第三，这部《报告》还清晰地告诉国人，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还应积极促进、建设与发展旨在研究和运用科技指标的科技思想库，特别要提升其科技咨询与辅助决策的水平。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思想以降，我国的各级各类思想库建设与咨询业发展渐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研究和统计表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然而，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与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呈现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这是因为，我国的智库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在解决科技发展瓶颈的对策与思路、应对危机提供准确的预见诸方面表现欠佳，致使自身声誉受到很大损害，社会对公办智库和主流学者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应对他们问责之说。据称，“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这充分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部《报告》向国人提供的不仅仅是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的具体结论，更从这些有关中国的“具体结论”的背后看到了从驰名世界的美国兰德公司、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诸发达国家支持或设立的智库的强大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当然也从中看到了中国智库与世界顶尖智库之间的不小差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这就为我国智库的建设、完善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当代，思想库或者智库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的思想库或者智库，不仅是公办的，还要有民办的；不仅要办出数量，更要办出质量：不仅要办从属政府的，还需要独立的、民间的，以为官方智库的有益补充。
从我国传统文化看，六十代表一个甲子。代表一个轮回。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今天的60年，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载，新中国的这一轮回都是圆满而又完美的。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上经历过艰难与曲折，但毕竟迎来了今天来之不易的扬眉、吐气、繁荣、强盛。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前夕，《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的出版就是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厚礼。
(《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从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再也不能忽视的东方大国。且不一一列举数不清的来自国际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乃至新闻记者，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发展速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策体制与效率的赞美，仅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5月16日正式任命犹他州的共和党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为新任驻华大使时说的一句话，即“美国唯有和中国进行合作，才能够最有效地面对21世纪的环球挑战”，就足以证明新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在当今世界上所赢得的崇高地位。毋庸讳言，这在30年前不仅是没有过的，不可能的，亦是甚至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适逢其会，由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庞景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艰苦收集、整理和研究，并行将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恰恰好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而又极具权威的定量判据。全书基本上是用计量学的语言编译和撰写而成的，主要涉及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
众所周知，有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研究及其国际比较的探索，可以上溯到18世纪。从那时起“就有学者在不断研究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怎样表述、怎样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比较研究，比如以7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科学指标》为肇始，则基本上是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即使和1926年由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eh，1895～1973)提出并创立经济计量学相比，科学计量学，或文献计量学及其术语的出现，还是要晚得多。研究表明，这两个术语同时于1969年出现，由苏联科学学家纳里莫夫创立了科学计量学，而美国情报科学家普里查德则创立了文献计量学。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科学计量学之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普赖斯(Derek J.de Solla Price)为了纪念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的奠基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问世25周，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的科学”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普赖斯指出：“当代恰好处在文明世界的理性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力量的鼎盛时代。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分析科学的活动也就变得愈来愈加普遍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普赖斯的这两个判断依然愈来愈闪烁着预言家的光芒：文明世界的三股力量不仅变得更加强盛空前，而且其中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更是发生了激烈变化：科技力量及有关科技力量的定量分析、比较和排名不仅更加“普遍起来”，而且与“研究”、“表述”、“比较”经济实力的经济计量学相比，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庞景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编著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该《报告》以“尽可能采集的国内外最新的与最权威的统计数据”，连同研究方法和国人所共同关心的中国发展态势，一并里献给了国内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涵盖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源的国际化”、“产出的国际地位”、“创新研发能力的国际比较”、“信息通讯发展的国际水平”、“高技术产业化的国际化态势”，以及“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影响力”等八大领域，并进而雄辩地证明了国际上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的“中国无疑已经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迈向了中央”、“世界的中国时代将提前到来”等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而是大抵皆有科学计量、文献计量、技术计量、情报计量和经济计量的数据和指标为评判依据的。尽管国内多年来也有若干专家学者研究和出版过类似的研究报告或专著，但像《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这么涵盖宽阔而又齐全，旁征博引而又在理得体者，也许还是第一部。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庞景安教授研究小组编著出版的这部《报告》还像一面镜子：
第一，这部《报告》清晰地报告国人，从多项基础指标可以照映出，我们的祖国正在腾飞，不但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让大多数国人获益，社会上下普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就，自然也就不愿意再丢失这百年不遇的发展时机，但离真正世界强国还有相当的距离，正如我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不久前应邀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应“更关心中国的缺点和挑战”。毋庸讳言，在中国面临的诸般“缺点和挑战”中最为要者之一，便是我们的科技实力不如人意，科技创新能力尚欠水准。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在当今这个竞争尤其激烈的世界上，“谁掌握了先进科技，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动权”。《报告》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只能靠自己去实现。醉心于倚仗引进，仅靠借力，自己就永远只能处于二流水平，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反复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在1995年亦早已由党中央制定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在当今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特别认清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的辩证关系。在大科学时代，为了科教能兴国，必先举国兴科教。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和《报告》提供的国际比较指标相对照，首先是我国对科教两者的投入明显不足。尽管我国科技投入在2007年已达到占GDP的比重1.49％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已经或计划很快达到3％～4％的程度依然还有距离。至于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经费占GDP比重，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值是6.5％，发展中国家平均值是4.1％，全球平均值是5.1％的数据面前，更显不足；据国家公布的教育财政性投入数据表明，我国除2007年为3.32％以外，其他年份均没有超过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是科教内部的投资结构亦不甚合理。比如基础研究经费比例一直较低，以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来说，发达国家大致在20％左右，而我国2007年经过努力仍然不到5％的水平。至于教育内部的投资结构，其不合理的地方更多，诸如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村基础设施简陋、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不足、东西部区域教育投资差异太大、依然在片面投资扩大公立高校的规模等等。再其次是科研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的比例偏少，特别是“优秀拔尖人才还比较少”，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由此，科技创新归根到底还取决于教育创新的观点正在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总而言之，科技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及科教自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短期内，科教 投资会明显提高科学论文、技术专利等科研成果的产出，并增加科研人才数量。长期以往，科教投资本质上就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促进，其作用要远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以基础研究投资为例，从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到杨振宁、李政道，乃至2008年一道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日本科学家南部阳一郎(美籍)、小林诚和益川敏英(日本本土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都用了非常少的科研经费，而取得的科学突破却是惊天动地。再比如，如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早期亦是在做高能物理研究时发明的，这个科技发明同样只花了极少的经费，但却意义重大。不要迷信只有昂贵的经费投入，才能有重大的科技突破，关键是真正重视基础研究并给予一席之地。这就是赵红州教授当年提出的在大科学时代仍要提倡“‘大科学’小搞，‘小科学’大搞”的道理。
第二，这部《报告》也清晰地告诉国人，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不仅需要借鉴和应用各类国际已通用的科技指标，更要积极促进科技指标赖以建立的基础研究，进而开发和应用有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科技指标体系。科学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说过：“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上的科研战略学”。贝尔纳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这句话，对于科技正在腾飞的中国尤为需要。在我国，由于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于光远、龚育之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极富远见的引领和支持，科学学，连同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等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最早绽放，而且很快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便比较广泛地应用到科研评价和大学评价中去，为促进中国科技进步与科技管理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献研究表明，在科研和大学评价过程中应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与工具，我国总的来说要比世界若干科技发达国家要早些。近几年在科研和太学量化评价的激烈论争中。有人说是“我国现有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参考了国际上的基本做法”，是“把西方科学评价标准绝对化”等等。其实是说倒了，不是我们参考了国外，而是恰恰在这一方面是我们领先于国外，甚至还影响了国外。但是，个别领域或方面的领先并不等于整体实力强大。这部《报告》像镜子一样照映出，我国在贝尔纳指出的“科研战略学”所需的诸学科基础，如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正在显现出某种高原反应的迹象。因此，着力加强上述诸学科的基础研究，已是刻不容缓。
第三，这部《报告》还清晰地告诉国人，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还应积极促进、建设与发展旨在研究和运用科技指标的科技思想库，特别要提升其科技咨询与辅助决策的水平。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思想以降，我国的各级各类思想库建设与咨询业发展渐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研究和统计表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然而，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与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呈现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这是因为，我国的智库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在解决科技发展瓶颈的对策与思路、应对危机提供准确的预见诸方面表现欠佳，致使自身声誉受到很大损害，社会对公办智库和主流学者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应对他们问责之说。据称，“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这充分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部《报告》向国人提供的不仅仅是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的具体结论，更从这些有关中国的“具体结论”的背后看到了从驰名世界的美国兰德公司、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诸发达国家支持或设立的智库的强大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当然也从中看到了中国智库与世界顶尖智库之间的不小差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这就为我国智库的建设、完善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当代，思想库或者智库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的思想库或者智库，不仅是公办的，还要有民办的；不仅要办出数量，更要办出质量：不仅要办从属政府的，还需要独立的、民间的，以为官方智库的有益补充。
从我国传统文化看，六十代表一个甲子。代表一个轮回。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今天的60年，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载，新中国的这一轮回都是圆满而又完美的。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上经历过艰难与曲折，但毕竟迎来了今天来之不易的扬眉、吐气、繁荣、强盛。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前夕，《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的出版就是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厚礼。
(《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