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一度被当作克服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问题的手段，其合法性来源于知识的权威性。如今，科学业已成为危机的根源，随着公众越来越强的危机与风险意识，近代的乐观主义氛围烟消云散。在构建理想国时，柏拉图试图用知识来取代政治，从而使政治问题祛政治化。如今的情况发生了颠倒，曾经作为祛政治化手段的知识与科学越来越被政治化。科学的政治化不仅意味着科学与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意味着它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领域。知识的生产、辩护与传播途径都是政治的，权力、利益、文化价值观深深地渗透其中。在此情形下，科学与公众的关系理应重新加以思考。公众理解科学把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局限在传播学领域，这恰恰掩盖了二者互动的政治本性。作为政治领域的科学，不应基于任何知识根据而把公众排除在外，公众是科学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只有在公众参与科学的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本身才是可理解的。公众参与科学意味着，我们必须拆解科学自主性，开放科学，赋予科学以民主色彩。
公众理解科学及其问题
科学建制化以来，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以及研究领域的日益专门化，科学共同体与外部公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公众越来越难以接近深奥的科学。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只有在设定公众应该理解科学的前提下，知识鸿沟才作为问题而出现。那么，公众何以应该理解科学？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给出了答案：“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科学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政治决策的基石，也是个人素养与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不理解科学，便无法充分领略科研价值，甚至会倒向伪科学。不理解科学，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创新构成阻碍。不理解科学，也让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失去合理性。可见，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背后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启蒙理念。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作为普遍有效的知识，科学是消除愚昧的手段，会促使人类最终迈向经济繁荣、政治自由的理想生活。知识的进步与广泛传播最终会把人类从黑暗状态下解脱出来。
作为专业研究领域，公众理解科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整体上说，公众理解科学有两条主要研究进路：缺失模型与解释模型。以米勒（Jon Don Miller）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者提出的定量调查方法被称作缺失模型。该模型假设，公众理解科学很大程度上对应于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是通过公众是否有能力回答一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标准问题来测定的。缺失模型认定，公众与科学之间存在深刻的知识鸿沟，克服鸿沟的方式是借助于单向灌输，尽可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这有赖于教育机构、媒体与科学共同体共同努力。缺失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广泛批评。在齐曼（John Ziman）和温（Brian Wynne）等人看来，第一，科学自身不是铁板一块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连贯的、可多少被理解的东西”，即便是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理解也千差万别；第二，公众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的意义与科学的形象是公众积极建构的产物；第三，这种建构基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其中包括公众的地方性知识、价值判断、文化背景等等；因此，第四，公众理解科学是外行群体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向的灌输过程。缺失模型的最大缺陷是只把公众问题化，而没有把科学问题化。有鉴于此，温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谓的批判的/解释的研究进路。解释进路采取定性的、民族志方法，力图深入具体的情境，考察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比如，对科学的无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可能是公众积极态度的反应。女性抵制科学，有其深刻的文化理由，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等等。解释模型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把公众与科学同时问题化，而不像缺失模型那样仅仅把问题归于公众，另一方面把“理解”情境化，定量研究方法恰恰忽略了情境这一核心要素。
尽管解释进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缺失模型的不足，但无论是解释模型，还是缺失模型，都未能把“理解”本身问题化。“理解”或者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递过程，或者是情境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可是，公众与科学之间仅仅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吗？为何去理解？理解了之后怎样？关于科学技术，公众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文化诉求？一旦进行这样的反思，我们会发现，公众理解科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经批判地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前提。把公众与科学的关系限制在传播学领域，掩盖了公众与科技政策乃至于知识生产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对此，温本人已经有所察觉：“许多评论者把公众理解科学的缺乏当作民主活力的障碍，但也许情况正相反；围绕科学的虚弱民主与强势霸权才是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把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简单局限于传播学范畴，只有置于更加广阔的政治学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本身才是可理解的。正是处于上述考虑，2000年，英国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在《科学与社会》中认为，公众理解科学可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科学技术事务，提倡一种民主化的科学：“在现代的民主环境中，科学也像公共竞技舞台上的其他角色一样，如果对公众的态度与价值标准不加重视，那就会自食其果”。可见，一旦从传播学转向政治学，公众的民主参与问题便会浮出水面。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科学为何是非民主的？公众的民主参与根据何在？
参与科学的可能性
民主与科学曾经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然而，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正如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所说，“在自由民主国家，公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方面如此完全缺乏行动能力实属罕见”。那么，为什么科学与民主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呢？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科学是启发民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的有效手段。在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甚至认为，所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最终都还原为知识问题，进而获得理性的解决。如果实证方法是追求知识的有效方法，那么公众的自由讨论与民主参与显然是无意义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科学与公众是非民主的关系，但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等人的构想，科学研究本身恰恰是自由民主精神的典型体现。在默顿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其中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与有条理的怀疑，扫除了科学中的种族性别歧视，任何科学家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对权威可以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在哲学家波兰尼看来，科学共和国是一个享有高度自主性的自由国度，作为科学研究前提之一的自由论辨恰恰也体现在民主机构当中。尽管波兰尼不主张对科学进行政治干预，包括科学家贝尔纳提倡的民主控制，但科学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科学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民主精神。如果说启蒙思想家的反民主姿态是扩张型的话，那么20世纪上半叶默顿与波兰尼对科学自主性与自由性的辩护便是自卫型的。但无论如何，公众都没有任何根据参与科学事业。科学尽可以是民主的，但却以排斥公众为前提。
如今，启蒙理念以及科学的自主性均成了问题。启蒙理念本身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无一例外地对启蒙持批判态度。启蒙运动的目标是拆除社会政治等级制，但拆除本身却基于另一种等级制：理性/非理性，知识/无知。普遍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化霸权与压迫。知识非但未能取消政治，反过来却成为另一种政治力量，原本作为祛政治化手段的科学自身越来越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形态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科学自主性越来越成为神话。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而且与产业、媒体、军事等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知识生产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外部群体越来越多参与其中。对此，科学共同体必须反思性地加以面对，相关的社会政治团体亦力争批判性地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文化诉求，这正是贝克所说的“反思性科学化”。
如果启蒙理念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果科学自主性已经摇摇欲坠，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把公众及相关群体排除在科学技术事务之外的做法便丧失了根据。公众不是科学游戏的旁观者，他们理应成为参与者，并在参与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如今，人们经常谈论科学的霸权。“霸权”意味着一种未经合法化或者业已丧失合法性的不正当权力。启蒙思想家试图用知识为权力辩护，但如果知识本身就是权力，那么这种合法化的方式本身就丧失了说服力。在自由民主社会，任何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都应当是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作为权力与政治的科学也不例外。科学不应是反民主的，只有借助于民主，它的合法性才是可辩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科学非但不是科学事业的障碍，反而是科学重新合法化的手段。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公众参与科学的两种方式，亦即两种民主化策略。
公众参与科学（一）：保守民主化策略
科学是“政治中的科学”，即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科学与政府、产业部门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显然它应当遵守政治游戏规则，在科技政策层面走向民主化，让相关的社会群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作为一项政治实践，公众参与科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1987年，丹麦举行了第一次共识会议，英国也在1994年首次举行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共识会议。在研究者看来，公众参与科学有利于提高科学技术决策的透明度，重建公众对科学技术创新的信心，兑现自由民主社会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众越来越感知到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随着专家地位的下降，公众对专家知识中立性疑虑重重。特别是，封闭的科学决策过程与公众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冲突的，这很大程度上导致公众对政府及专家共同体的不信任，使科技政策失去合法性。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关部门有意识地引导公众参与各种科技决策过程，鼓励公众与专家、政府官员展开对话。
那么，什么是公众参与科学？简单来说，公众的参与是对决策过程提供输入，以影响决策结果。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公众参与科学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从最一般的咨询，到对科技决策过程发挥实质性影响。根据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及对象，参与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英国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十种形式：国家级协商、地方级协商、协商式民意测验、常设协商评议组、焦点小组、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利益相关者对话、互联网对话、政府的前瞻计划。Rowe和Flewer则分别考察了八种参与方式：公民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意见调查、协商式规则制定、共识会议以及公民陪审团。这些参与方式在人员数量、构成、地理分布以及持续时间上均有显著的差别，效果也有显著的不同。
尽管公众参与科学突破了公众理解科学的狭隘形式，提倡以多种形式推动公众与科学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但我们不应盲目乐观。第一，这些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官方发起的。尽管相关机构认识到，必须重视公众的态度、立场与观点，但公众被定义为被动的参与者，各种自发的民间运动并没有被包含进来。第二，许多研究者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意图产生了怀疑。《科学与社会》报告尽管提倡一种开放的对话模式，但这种对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公众对科学以及相关决策部门的信心。因此，有人怀疑，对话氛围是否一种说服公众的方式。它旨在让公众相信，进一步的科学技术创新是必要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路线。第三，这导致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概念无法包容公众的质疑与批判。科学一方希望参与活动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科学技术实践，从而提高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度。公众一方则希望表达不同于官方的诉求，甚至有可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否定可行的研究项目。如此看来，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概念是不充分的，因为参与的形式与结果均已被限定。作为民主化的形式，如果公众参与不具有批判性讨论的自由，如果公众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民主。
公众参与科学（二）：激进民主化策略
所谓激进民主化策略，意味着公众不应停留在科学的“外部”，而应该进一步参与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本身。这听起来很荒唐，公众有什么权利与资格参与知识生产呢？这种参与的正当性何在？但是，只有在我们预设知识与社会政治无关的时候，激进民主化才显得荒唐。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认为，知识是一桩理性事业，与利益、权力无涉。这并不是说知识事实上是纯洁无暇的，而是说知识之为知识，应当无关乎非理性因素。利益与权力只会阻碍科学事业的发展，导致知识的扭曲。“李森科事件”一再被当作政治压制科学的反面教材。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论，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论证了科学与社会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所谓内在关联性，是说社会政治要素已经渗透于知识生产当中，其中包括利益、性别偏见、权力、资源、价值观等等。启蒙以来的普遍主义理想，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证明为幻想。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可以保留这种理想，也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建构这一现实。
这样一来，激进民主化策略便不再显得如此荒唐。如果承认科学与社会的内在相关性，如果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追问：一种特定的科学是谁的科学？它渗透着何种利益？左右知识生产的是哪些权力？它体现的是谁的价值？谁遭到了排斥？换句话说，一旦我们承认科学与社会的内在互动，那么现有的知识权威就会被证明是一种霸权。保守民主化策略之所以是保守的，正因为它未能认识到科学的政治本性，未能认识到知识本身就是权力，从而默认了科学的霸权。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必须对知识本身进行政治批判。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治批判呢？对权力的批判本身只能基于另一种权力，只有当我们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权力游戏当中去，才有可能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改变科学知识生产的进程及其意义。以往，把公众排除在专家共同体之外的做法基于认识论根据，认为公众不具有理解和生产知识的资格与能力。但是，如果这种根据本身被证明为是一种权力，如果科学丧失了文化价值的中立性，那么排斥公众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压迫与驱逐。因此，我们提倡激进民主化的参与策略，这不仅是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的途径，而且是使科学重新合法化的方式。
尽管我们从学理上论证了激进民主化策略的可能性，但它事实上有可能兑现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爱普斯坦（Steven Epstein）对艾滋病行动主义者的著名研究为例，看看外行公众是如何成功地参与科学的。美国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运动隶属于范围广泛的艾滋病运动，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艾滋病发病早期。艾滋病运动成员构成广泛，其行动计划有多重指向，比如大众传媒、政府、教会、卫生部门。艾滋病运动深深受惠于别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同性恋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运动有成熟的组织，而且成员中的中产阶级男性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和财政能力。另外，许多同性恋运动成员本人就是医生、科学家、教师、护士成员等等。因此，借助于这一优势，艾滋病运动一方面具备与主流专家抗争的非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公众与专家之间发挥沟通作用。艾滋病运动的早期目标是对所谓的“受害人”地位进行批判，并坚持自我表达。
到了80年代后期，艾滋病行动主义进入了新的、更为激进的阶段。联邦政府对艾滋病反应迟钝，艾滋病人受到了歧视，以及缺乏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所有这一切越来越受到运动成员的严重关切。1987年，新的组织首先在纽约诞生，即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这个联盟的简称更加有名，也更有煽动性：ACT UP（行动起来）。ACT UP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风格来源庞杂，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平运动、朋克文化等等。在80年代中后期，包括ACT UP在内的群体开始关注艾滋病的医学治疗和研究问题，这些群体被称作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运动组织。尽管这一运动开始的时候采取过激行动，但并不认为科学机构和权威是自己的“天敌”。那么，艾滋病行动主义者是如何试图影响并参与科学的呢？通过转换身份：从街头抗议者变成新型专家。尽管这些群体是科学的外行，但最终却能够令人信服地谈论科学，特别是在与科学共同体对话的过程中。这种转变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包括：第一，行动主义者积极学习医学的语言与文化；第二，行动主义者设法让自己成为艾滋病人的合法代言人，这样研究人员就必须与他们打交道；第三，行动主义者设法把知识问题与道德问题整合起来，从而让自己置身于科学知识的内部；第四，他们充分利用了科研机构的分工，比如在与传染病研究人员的争论中与生物统计学家结盟，以提高自身的权威性。
经过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者的各种努力，胜利终于来临了。国家卫生研究院艾滋病研究办公室主任福希博士表示支持行动主义运动，愿意与行动主义者展开对话。优秀的学院派研究人员也开始承认某些行动主义者的科学资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艾滋病临床试验小组的大多数会议也开始向公众开放，并且病人代表享有充分的投票权。到了90年代早期，行动主义者开始成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咨询委员会的非正式代表，负责评估新药品。因此，在如何从事研究，如何评估研究结果，应该资助哪些研究方案等方面，行动主义者开始享有重要发言权。行动主义者与科学家一道确定哪些研究方向最有利可图，与科学家一道就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并对研究资金进行分配。他们的出版物，比如《艾滋病治疗报》，成为全世界医生的常规参考资料。主流专家也普遍认可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者在如下领域的知识能力，比如病毒复制、HIV的免疫病理学起源以及随机临床试验方法。因此，爱普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积累不同形式的信用，行动主义运动可以为科学的认识论实践——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方式——带来变化。”
作为政治批判的民主参与
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是塑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但是，为科学制造危机的恰恰是这种强力，因为一种制约一切而自身不受制约的力量，必然体现为“神话”，这正是“启蒙辩证法”的逻辑。一旦神话被认作是神话，批判便会接踵而至。如今，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转变，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越来越让位于危机意识。科学不再是使所有事物合法化的手段，因为它自身正经历合法性危机。谈论科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放弃科学，而意味着必须批判性地重构科学的合法性。然而，这种批判本身不能停留在纯粹理论的层面上，对作为权力的科学的批判，只有借助于另一种现实化的权力才是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如果不现实地参与科学游戏，我们永远无法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因此，这种批判理应是实践性的、参与性的介入活动。另一方面，参与性批判同时是建构合法性的方式，科学对公众的排斥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因为需要重构的不再是知识权威，而是政治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建构方式理应是民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民主化非但不是科学发展的障碍，反而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参与相容吗？有可能构造出一种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知识合法性的参与形式吗？怎样的民主参与才是建构科学合法性的正当方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公众理解科学及其问题
科学建制化以来，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以及研究领域的日益专门化，科学共同体与外部公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公众越来越难以接近深奥的科学。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只有在设定公众应该理解科学的前提下，知识鸿沟才作为问题而出现。那么，公众何以应该理解科学？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给出了答案：“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科学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政治决策的基石，也是个人素养与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不理解科学，便无法充分领略科研价值，甚至会倒向伪科学。不理解科学，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创新构成阻碍。不理解科学，也让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失去合理性。可见，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背后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启蒙理念。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作为普遍有效的知识，科学是消除愚昧的手段，会促使人类最终迈向经济繁荣、政治自由的理想生活。知识的进步与广泛传播最终会把人类从黑暗状态下解脱出来。
作为专业研究领域，公众理解科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整体上说，公众理解科学有两条主要研究进路：缺失模型与解释模型。以米勒（Jon Don Miller）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者提出的定量调查方法被称作缺失模型。该模型假设，公众理解科学很大程度上对应于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是通过公众是否有能力回答一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标准问题来测定的。缺失模型认定，公众与科学之间存在深刻的知识鸿沟，克服鸿沟的方式是借助于单向灌输，尽可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这有赖于教育机构、媒体与科学共同体共同努力。缺失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广泛批评。在齐曼（John Ziman）和温（Brian Wynne）等人看来，第一，科学自身不是铁板一块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连贯的、可多少被理解的东西”，即便是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理解也千差万别；第二，公众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的意义与科学的形象是公众积极建构的产物；第三，这种建构基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其中包括公众的地方性知识、价值判断、文化背景等等；因此，第四，公众理解科学是外行群体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向的灌输过程。缺失模型的最大缺陷是只把公众问题化，而没有把科学问题化。有鉴于此，温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谓的批判的/解释的研究进路。解释进路采取定性的、民族志方法，力图深入具体的情境，考察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比如，对科学的无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可能是公众积极态度的反应。女性抵制科学，有其深刻的文化理由，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等等。解释模型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把公众与科学同时问题化，而不像缺失模型那样仅仅把问题归于公众，另一方面把“理解”情境化，定量研究方法恰恰忽略了情境这一核心要素。
尽管解释进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缺失模型的不足，但无论是解释模型，还是缺失模型，都未能把“理解”本身问题化。“理解”或者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递过程，或者是情境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可是，公众与科学之间仅仅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吗？为何去理解？理解了之后怎样？关于科学技术，公众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文化诉求？一旦进行这样的反思，我们会发现，公众理解科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经批判地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前提。把公众与科学的关系限制在传播学领域，掩盖了公众与科技政策乃至于知识生产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对此，温本人已经有所察觉：“许多评论者把公众理解科学的缺乏当作民主活力的障碍，但也许情况正相反；围绕科学的虚弱民主与强势霸权才是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把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简单局限于传播学范畴，只有置于更加广阔的政治学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本身才是可理解的。正是处于上述考虑，2000年，英国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在《科学与社会》中认为，公众理解科学可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科学技术事务，提倡一种民主化的科学：“在现代的民主环境中，科学也像公共竞技舞台上的其他角色一样，如果对公众的态度与价值标准不加重视，那就会自食其果”。可见，一旦从传播学转向政治学，公众的民主参与问题便会浮出水面。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科学为何是非民主的？公众的民主参与根据何在？
参与科学的可能性
民主与科学曾经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然而，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正如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所说，“在自由民主国家，公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方面如此完全缺乏行动能力实属罕见”。那么，为什么科学与民主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呢？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科学是启发民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的有效手段。在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甚至认为，所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最终都还原为知识问题，进而获得理性的解决。如果实证方法是追求知识的有效方法，那么公众的自由讨论与民主参与显然是无意义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科学与公众是非民主的关系，但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等人的构想，科学研究本身恰恰是自由民主精神的典型体现。在默顿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其中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与有条理的怀疑，扫除了科学中的种族性别歧视，任何科学家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对权威可以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在哲学家波兰尼看来，科学共和国是一个享有高度自主性的自由国度，作为科学研究前提之一的自由论辨恰恰也体现在民主机构当中。尽管波兰尼不主张对科学进行政治干预，包括科学家贝尔纳提倡的民主控制，但科学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科学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民主精神。如果说启蒙思想家的反民主姿态是扩张型的话，那么20世纪上半叶默顿与波兰尼对科学自主性与自由性的辩护便是自卫型的。但无论如何，公众都没有任何根据参与科学事业。科学尽可以是民主的，但却以排斥公众为前提。
如今，启蒙理念以及科学的自主性均成了问题。启蒙理念本身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无一例外地对启蒙持批判态度。启蒙运动的目标是拆除社会政治等级制，但拆除本身却基于另一种等级制：理性/非理性，知识/无知。普遍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化霸权与压迫。知识非但未能取消政治，反过来却成为另一种政治力量，原本作为祛政治化手段的科学自身越来越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形态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科学自主性越来越成为神话。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而且与产业、媒体、军事等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知识生产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外部群体越来越多参与其中。对此，科学共同体必须反思性地加以面对，相关的社会政治团体亦力争批判性地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文化诉求，这正是贝克所说的“反思性科学化”。
如果启蒙理念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果科学自主性已经摇摇欲坠，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把公众及相关群体排除在科学技术事务之外的做法便丧失了根据。公众不是科学游戏的旁观者，他们理应成为参与者，并在参与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如今，人们经常谈论科学的霸权。“霸权”意味着一种未经合法化或者业已丧失合法性的不正当权力。启蒙思想家试图用知识为权力辩护，但如果知识本身就是权力，那么这种合法化的方式本身就丧失了说服力。在自由民主社会，任何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都应当是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作为权力与政治的科学也不例外。科学不应是反民主的，只有借助于民主，它的合法性才是可辩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科学非但不是科学事业的障碍，反而是科学重新合法化的手段。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公众参与科学的两种方式，亦即两种民主化策略。
公众参与科学（一）：保守民主化策略
科学是“政治中的科学”，即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科学与政府、产业部门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显然它应当遵守政治游戏规则，在科技政策层面走向民主化，让相关的社会群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作为一项政治实践，公众参与科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1987年，丹麦举行了第一次共识会议，英国也在1994年首次举行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共识会议。在研究者看来，公众参与科学有利于提高科学技术决策的透明度，重建公众对科学技术创新的信心，兑现自由民主社会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众越来越感知到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随着专家地位的下降，公众对专家知识中立性疑虑重重。特别是，封闭的科学决策过程与公众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冲突的，这很大程度上导致公众对政府及专家共同体的不信任，使科技政策失去合法性。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关部门有意识地引导公众参与各种科技决策过程，鼓励公众与专家、政府官员展开对话。
那么，什么是公众参与科学？简单来说，公众的参与是对决策过程提供输入，以影响决策结果。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公众参与科学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从最一般的咨询，到对科技决策过程发挥实质性影响。根据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及对象，参与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英国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十种形式：国家级协商、地方级协商、协商式民意测验、常设协商评议组、焦点小组、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利益相关者对话、互联网对话、政府的前瞻计划。Rowe和Flewer则分别考察了八种参与方式：公民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意见调查、协商式规则制定、共识会议以及公民陪审团。这些参与方式在人员数量、构成、地理分布以及持续时间上均有显著的差别，效果也有显著的不同。
尽管公众参与科学突破了公众理解科学的狭隘形式，提倡以多种形式推动公众与科学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但我们不应盲目乐观。第一，这些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官方发起的。尽管相关机构认识到，必须重视公众的态度、立场与观点，但公众被定义为被动的参与者，各种自发的民间运动并没有被包含进来。第二，许多研究者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意图产生了怀疑。《科学与社会》报告尽管提倡一种开放的对话模式，但这种对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公众对科学以及相关决策部门的信心。因此，有人怀疑，对话氛围是否一种说服公众的方式。它旨在让公众相信，进一步的科学技术创新是必要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路线。第三，这导致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概念无法包容公众的质疑与批判。科学一方希望参与活动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科学技术实践，从而提高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度。公众一方则希望表达不同于官方的诉求，甚至有可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否定可行的研究项目。如此看来，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概念是不充分的，因为参与的形式与结果均已被限定。作为民主化的形式，如果公众参与不具有批判性讨论的自由，如果公众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民主。
公众参与科学（二）：激进民主化策略
所谓激进民主化策略，意味着公众不应停留在科学的“外部”，而应该进一步参与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本身。这听起来很荒唐，公众有什么权利与资格参与知识生产呢？这种参与的正当性何在？但是，只有在我们预设知识与社会政治无关的时候，激进民主化才显得荒唐。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认为，知识是一桩理性事业，与利益、权力无涉。这并不是说知识事实上是纯洁无暇的，而是说知识之为知识，应当无关乎非理性因素。利益与权力只会阻碍科学事业的发展，导致知识的扭曲。“李森科事件”一再被当作政治压制科学的反面教材。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论，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论证了科学与社会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所谓内在关联性，是说社会政治要素已经渗透于知识生产当中，其中包括利益、性别偏见、权力、资源、价值观等等。启蒙以来的普遍主义理想，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证明为幻想。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可以保留这种理想，也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建构这一现实。
这样一来，激进民主化策略便不再显得如此荒唐。如果承认科学与社会的内在相关性，如果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追问：一种特定的科学是谁的科学？它渗透着何种利益？左右知识生产的是哪些权力？它体现的是谁的价值？谁遭到了排斥？换句话说，一旦我们承认科学与社会的内在互动，那么现有的知识权威就会被证明是一种霸权。保守民主化策略之所以是保守的，正因为它未能认识到科学的政治本性，未能认识到知识本身就是权力，从而默认了科学的霸权。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必须对知识本身进行政治批判。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治批判呢？对权力的批判本身只能基于另一种权力，只有当我们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权力游戏当中去，才有可能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改变科学知识生产的进程及其意义。以往，把公众排除在专家共同体之外的做法基于认识论根据，认为公众不具有理解和生产知识的资格与能力。但是，如果这种根据本身被证明为是一种权力，如果科学丧失了文化价值的中立性，那么排斥公众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压迫与驱逐。因此，我们提倡激进民主化的参与策略，这不仅是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的途径，而且是使科学重新合法化的方式。
尽管我们从学理上论证了激进民主化策略的可能性，但它事实上有可能兑现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爱普斯坦（Steven Epstein）对艾滋病行动主义者的著名研究为例，看看外行公众是如何成功地参与科学的。美国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运动隶属于范围广泛的艾滋病运动，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艾滋病发病早期。艾滋病运动成员构成广泛，其行动计划有多重指向，比如大众传媒、政府、教会、卫生部门。艾滋病运动深深受惠于别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同性恋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运动有成熟的组织，而且成员中的中产阶级男性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和财政能力。另外，许多同性恋运动成员本人就是医生、科学家、教师、护士成员等等。因此，借助于这一优势，艾滋病运动一方面具备与主流专家抗争的非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公众与专家之间发挥沟通作用。艾滋病运动的早期目标是对所谓的“受害人”地位进行批判，并坚持自我表达。
到了80年代后期，艾滋病行动主义进入了新的、更为激进的阶段。联邦政府对艾滋病反应迟钝，艾滋病人受到了歧视，以及缺乏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所有这一切越来越受到运动成员的严重关切。1987年，新的组织首先在纽约诞生，即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这个联盟的简称更加有名，也更有煽动性：ACT UP（行动起来）。ACT UP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风格来源庞杂，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平运动、朋克文化等等。在80年代中后期，包括ACT UP在内的群体开始关注艾滋病的医学治疗和研究问题，这些群体被称作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运动组织。尽管这一运动开始的时候采取过激行动，但并不认为科学机构和权威是自己的“天敌”。那么，艾滋病行动主义者是如何试图影响并参与科学的呢？通过转换身份：从街头抗议者变成新型专家。尽管这些群体是科学的外行，但最终却能够令人信服地谈论科学，特别是在与科学共同体对话的过程中。这种转变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包括：第一，行动主义者积极学习医学的语言与文化；第二，行动主义者设法让自己成为艾滋病人的合法代言人，这样研究人员就必须与他们打交道；第三，行动主义者设法把知识问题与道德问题整合起来，从而让自己置身于科学知识的内部；第四，他们充分利用了科研机构的分工，比如在与传染病研究人员的争论中与生物统计学家结盟，以提高自身的权威性。
经过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者的各种努力，胜利终于来临了。国家卫生研究院艾滋病研究办公室主任福希博士表示支持行动主义运动，愿意与行动主义者展开对话。优秀的学院派研究人员也开始承认某些行动主义者的科学资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艾滋病临床试验小组的大多数会议也开始向公众开放，并且病人代表享有充分的投票权。到了90年代早期，行动主义者开始成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咨询委员会的非正式代表，负责评估新药品。因此，在如何从事研究，如何评估研究结果，应该资助哪些研究方案等方面，行动主义者开始享有重要发言权。行动主义者与科学家一道确定哪些研究方向最有利可图，与科学家一道就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并对研究资金进行分配。他们的出版物，比如《艾滋病治疗报》，成为全世界医生的常规参考资料。主流专家也普遍认可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者在如下领域的知识能力，比如病毒复制、HIV的免疫病理学起源以及随机临床试验方法。因此，爱普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积累不同形式的信用，行动主义运动可以为科学的认识论实践——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方式——带来变化。”
作为政治批判的民主参与
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是塑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但是，为科学制造危机的恰恰是这种强力，因为一种制约一切而自身不受制约的力量，必然体现为“神话”，这正是“启蒙辩证法”的逻辑。一旦神话被认作是神话，批判便会接踵而至。如今，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转变，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越来越让位于危机意识。科学不再是使所有事物合法化的手段，因为它自身正经历合法性危机。谈论科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放弃科学，而意味着必须批判性地重构科学的合法性。然而，这种批判本身不能停留在纯粹理论的层面上，对作为权力的科学的批判，只有借助于另一种现实化的权力才是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如果不现实地参与科学游戏，我们永远无法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因此，这种批判理应是实践性的、参与性的介入活动。另一方面，参与性批判同时是建构合法性的方式，科学对公众的排斥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因为需要重构的不再是知识权威，而是政治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建构方式理应是民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民主化非但不是科学发展的障碍，反而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参与相容吗？有可能构造出一种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知识合法性的参与形式吗？怎样的民主参与才是建构科学合法性的正当方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