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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式的童年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四岁的时候，傅雷的父亲遭受冤狱病故，导致其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
在母亲严苛的管教之下，傅雷过着修道院式的童年。傅雷的母亲是一个能干而有主见的女子，她奉行“棒头下面出人才”的教育理念，使得儿子的整个童年严重缺失欢乐和笑声：因为傅雷不好好读书，她有一次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她还曾不惜用滚烫的蜡烛油去吓唬年幼的傅雷，只因为他读书时不小心打了个盹。
甚至，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发生在傅雷和他的母亲身上。第一次是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微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是在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被母亲送到了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并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第三次则是傅雷后来的出国留学。这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都是傅雷母亲决断和选择的后果，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进展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之下，傅雷从小就手不释卷，刻苦攻读，早早就显露出文学创作的才能。1925年，17歲的傅雷还是个中学生，他写的短篇小说《梦中》发表在次年1月的《北新周刊》。这个时候的傅雷虽有稚嫩之气，但文章表达准确，用词华美多彩，力求精当，显示出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功力。
赴法留学，与艺术结缘
1927年的社会局势严峻紧张，苦于在国内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1月份，在母亲的支持下，傅雷决定到法国留学寻觅出路。在赴法途中，傅雷写下12篇《法行通信》，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自己漂洋过海的旅程，抒发自己思乡念国的动人情怀。由此，他的赤子之心有了最初的体现。
在法国的傅雷，饱览多地的名胜古迹，拜访众多艺术名流，瞻仰文化名人的故居墓地，多次往返于巴黎罗浮宫艺术长廊，一面观摩欣赏名家画作，一面钻研和试译，对各时代的艺术演变，各派系的特征和作家的风格都有了真切的感受。
原本在法国攻读的是文学和文艺理论，但美术理论和批评却让傅雷更感兴趣。对艺术的鉴赏力得到极大提升后，积淀了丰富文学素养的傅雷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美术批评文章《塞尚》，开始作为美术批评家崭露头角。在旅欧期间，他更是写下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是傅雷唯一一部系统性的学术论著，是他攻读西洋美术史的学习心得，是他在巴黎、罗马、日内瓦等地观摩世界名画时写下的大量鉴赏性笔记。
整个留学期间，傅雷在文学、美术、音乐以及整个中西文化等方面的素养有了极大的提升，使他对文艺有了更深入的见解，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的翻译事业。
决澜社内，醉心翻译路
在法国游历和学习期间，傅雷亲身体验到西方国家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和轻视，又正值国内“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毅然决定回到多难的祖国，去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国后的傅雷任教于上海美专，但不久就辞职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当时的校长意见不合。傅雷认为其办学理念带有商业之风，不是纯粹地搞教育。身怀文人的骨气和对学术的纯粹追求，傅雷毅然辞职不回头。1931年4月正值抗日宣传的高潮，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闯荡艺术之路的决心，傅雷与友人一起成立了决澜社，希望以团体的形式来凝聚起力量。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傅雷在日后走上翻译的道路，之所以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是离不开背后妻子默默的付出的。朱梅馥除了在生活上对丈夫和家庭照顾得无微不至外，还是傅雷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好秘书”。傅雷的文稿多、杂、乱，每一篇几乎都经过妻子的整理。她总是用端正娟秀的字体，一丝不苟地把傅雷的文稿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
1933年，傅雷的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出版。夏洛是卓别林全部电影中的主人公，是卓别林幻想出来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虚构人物的传记，傅雷却很执着，他认为夏洛的身上有着一切弱者的影子，是人类永久的朋友。翻译的稿子在几家书局碰了钉子后，傅雷最终决定自费出版，独自把它诞生出来。其实，从傅雷翻译夏洛《外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傅雷翻译的作品，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容。
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傅雷，不管是从人生经历还是从文学修养的积淀来说都是非常丰富扎实的。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傅雷闭门不出，整日埋头搞翻译，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翻译思想逐渐形成，译著产量也最高。
勇敢的殉道者
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的态度，傅雷都是严谨的。他生性耿直，禀性刚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政治迫害，他选择了以身殉道。
那些灰色的日子太过沉重。1958年4月30日，傅雷在第N次遭“批判”之后，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顶帽子直接压垮了他的精神和意志。士可杀不可辱，当晚回到家，傅雷就对妻子朱梅馥透露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念头。但念及儿子尚还年幼，傅雷暂且忍住了。在此后的几年间，傅雷与留学波兰的长子傅聪有大量书信来往，进行了大量关于音乐、文学修养方面的探讨，这些书信就是后来被编辑而成的畅销三十年不衰的《傅雷家书》。
最终，时间定格到1966年9月2日，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地抄家和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后，他与妻子朱梅馥于深夜双双服毒自缢身亡、愤而离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那个天才的、倔强的、追求完美的、永不停止思索的傅雷走了，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他离开了以自己一颗赤子之心创造的翻译世界，却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四岁的时候，傅雷的父亲遭受冤狱病故，导致其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
在母亲严苛的管教之下，傅雷过着修道院式的童年。傅雷的母亲是一个能干而有主见的女子，她奉行“棒头下面出人才”的教育理念，使得儿子的整个童年严重缺失欢乐和笑声：因为傅雷不好好读书，她有一次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她还曾不惜用滚烫的蜡烛油去吓唬年幼的傅雷，只因为他读书时不小心打了个盹。
甚至，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发生在傅雷和他的母亲身上。第一次是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微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是在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被母亲送到了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并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第三次则是傅雷后来的出国留学。这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都是傅雷母亲决断和选择的后果，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进展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之下，傅雷从小就手不释卷，刻苦攻读，早早就显露出文学创作的才能。1925年，17歲的傅雷还是个中学生，他写的短篇小说《梦中》发表在次年1月的《北新周刊》。这个时候的傅雷虽有稚嫩之气，但文章表达准确，用词华美多彩，力求精当，显示出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功力。
赴法留学，与艺术结缘
1927年的社会局势严峻紧张，苦于在国内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1月份，在母亲的支持下，傅雷决定到法国留学寻觅出路。在赴法途中，傅雷写下12篇《法行通信》，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自己漂洋过海的旅程，抒发自己思乡念国的动人情怀。由此，他的赤子之心有了最初的体现。
在法国的傅雷，饱览多地的名胜古迹，拜访众多艺术名流，瞻仰文化名人的故居墓地，多次往返于巴黎罗浮宫艺术长廊，一面观摩欣赏名家画作，一面钻研和试译，对各时代的艺术演变，各派系的特征和作家的风格都有了真切的感受。
原本在法国攻读的是文学和文艺理论，但美术理论和批评却让傅雷更感兴趣。对艺术的鉴赏力得到极大提升后，积淀了丰富文学素养的傅雷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美术批评文章《塞尚》，开始作为美术批评家崭露头角。在旅欧期间，他更是写下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是傅雷唯一一部系统性的学术论著，是他攻读西洋美术史的学习心得，是他在巴黎、罗马、日内瓦等地观摩世界名画时写下的大量鉴赏性笔记。
整个留学期间，傅雷在文学、美术、音乐以及整个中西文化等方面的素养有了极大的提升，使他对文艺有了更深入的见解，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的翻译事业。
决澜社内，醉心翻译路
在法国游历和学习期间，傅雷亲身体验到西方国家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和轻视，又正值国内“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毅然决定回到多难的祖国，去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国后的傅雷任教于上海美专，但不久就辞职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当时的校长意见不合。傅雷认为其办学理念带有商业之风，不是纯粹地搞教育。身怀文人的骨气和对学术的纯粹追求，傅雷毅然辞职不回头。1931年4月正值抗日宣传的高潮，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闯荡艺术之路的决心，傅雷与友人一起成立了决澜社，希望以团体的形式来凝聚起力量。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傅雷在日后走上翻译的道路，之所以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是离不开背后妻子默默的付出的。朱梅馥除了在生活上对丈夫和家庭照顾得无微不至外，还是傅雷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好秘书”。傅雷的文稿多、杂、乱，每一篇几乎都经过妻子的整理。她总是用端正娟秀的字体，一丝不苟地把傅雷的文稿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
1933年，傅雷的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出版。夏洛是卓别林全部电影中的主人公，是卓别林幻想出来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虚构人物的传记，傅雷却很执着，他认为夏洛的身上有着一切弱者的影子，是人类永久的朋友。翻译的稿子在几家书局碰了钉子后，傅雷最终决定自费出版，独自把它诞生出来。其实，从傅雷翻译夏洛《外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傅雷翻译的作品，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容。
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傅雷，不管是从人生经历还是从文学修养的积淀来说都是非常丰富扎实的。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傅雷闭门不出，整日埋头搞翻译，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翻译思想逐渐形成，译著产量也最高。
勇敢的殉道者
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的态度，傅雷都是严谨的。他生性耿直，禀性刚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政治迫害，他选择了以身殉道。
那些灰色的日子太过沉重。1958年4月30日，傅雷在第N次遭“批判”之后，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顶帽子直接压垮了他的精神和意志。士可杀不可辱，当晚回到家，傅雷就对妻子朱梅馥透露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念头。但念及儿子尚还年幼，傅雷暂且忍住了。在此后的几年间，傅雷与留学波兰的长子傅聪有大量书信来往，进行了大量关于音乐、文学修养方面的探讨，这些书信就是后来被编辑而成的畅销三十年不衰的《傅雷家书》。
最终，时间定格到1966年9月2日，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地抄家和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后，他与妻子朱梅馥于深夜双双服毒自缢身亡、愤而离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那个天才的、倔强的、追求完美的、永不停止思索的傅雷走了，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他离开了以自己一颗赤子之心创造的翻译世界，却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