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还记得这一组照片？在美国，人们承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才将其从2001年9月11日的回忆中抹去。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搜索照片主人公的过程，却成为人们与那个恐怖之日最为直接的联系。
　　在2001年9月11日早晨9点41分15秒拍摄的这组照片中，这个男人以每秒钟32英尺的加速度向下坠落，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向地面。尽管这看起来不像是他的选择，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似乎在享受着这个拥抱大地的过程。
　　在那一天，这个男人并不是唯一一个从世界著名的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上跳下来的人，双子塔两座楼的四面一直不断有人在往下跳。《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这两家美国最负盛名的媒体对跳下来的人数进行了估算。一向比较传统的《纽约时报》，仅仅是根据他们所收集到的，记者的胶片中拍摄到的跳下来的人数来计算，其结果是50人；而《今日美国》则根据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和所收集到的拍摄资料，得出了至少200人的结论，无论是哪一个数字，因为事关生命，都是无法令人承受的。
　　照片中的这个男人和其他被拍摄下来的人都截然不同，在空中疾驰的他，看起来很是轻松舒适，双臂在身边稍稍张开，左膝随意地弯曲着。他塞进黑色裤子的白上衣被风吹了出来，黑色的靴子仍在他的脚上。其他人则几乎都衣冠不整，神情茫然，姿式扭曲。而这个男人，几乎是完全垂直的，与他身后的大厦相平行。他将双子塔完美的分割成两部分，左边是北楼，右边是南楼。
　　在绝大多数美国的报纸上，这组照片仅仅被刊登了一次便永不再现，因为人们纷纷抗议这样的做法剥夺了死者的尊严，侵犯了他的隐私，更将血淋淋的悲剧变成了刺激无聊的话题。许多抗议信件都明确地表明：一定会有人认识照片中的死者是谁。尽管这组照片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并被禁止，但照片主人公的身份仍旧没有被识别。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环球邮报》的一位编辑指派了一名叫彼德·切尼的记者，来解开这个“坠落者”的身份之迷。起初切尼对这一任务简直绝望到了极点，因为在纽约整个城市中，到处贴满了在这场灾难中或是失踪、或是死亡的人员的照片。但绝望归绝望，他还是着手开始进行相关的工作，他请人将照片的电子版进行放大，调到高清晰度，可以看出“坠落者”很有可能不是黑人，而是深色皮肤的人种，也许是拉美人。留着山羊胡子，外面的白色衬衫其实是一件餐馆员工通常穿的束腰外衣，被风吹起，露出里面醒目的桔黄色T恤。
　　在北塔楼顶层的著名餐厅“世界之窗”那天失去了79名雇员和91名顾客。“坠落者”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但他究竟是谁？晚餐后切尼一个人步行穿过时代广场，这已经是恐怖袭击后的第8天的午夜时分了，失踪人员的照片仍旧到处都是。但切尼被其中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目光，那是“世界之窗”的一个面点师，穿白色束腰外衣，留山羊胡子，是个拉美人，他的名字叫诺伯托·赫尔南德斯，住在皇后区。切尼带着放大的照片，请赫尔南德斯的哥哥迪诺和姐姐米拉格罗斯辨认，他们肯定了切尼的想法。米拉格罗斯在9.11那天，一直在看电视上直播的人们从双子塔上往下跳的场景，直到电视台停止了播放。其中一个人类似于奥运会跳水冠军式的优雅的跳落姿态使其和其他人截然不同，当时米拉格罗斯就猜那可能是她的弟弟。现在，照片证实了她的想法。切尼剩下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拜访诺伯托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女儿，请她们来最终确认一下“坠落者”的身份，但她们并不愿意见到切尼。于是切尼参加了诺伯托的葬礼，其间，他将照片拿给诺伯托的大女儿杰奎琳看，杰奎琳扫了一眼照片，扫了一眼切尼，便毫不客气地请他滚蛋。“那家伙根本就不是我爸！”至今，切尼依然记得她话语中的愤怒，以及被侵犯后的悲伤。
　　诺伯托的另一个女儿凯瑟琳和他的妻子尤洛吉亚一直没有看切尼拿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却像空气一样围绕在赫尔南德斯一家周围。对于诺伯托来说，没有什么比家庭更为重要了，他经常说“永远在一起！”，但赫尔南德斯一家却永远不可能再在一起了，这些照片将他们分割成了两个世界。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坚信“坠落者”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们的父亲，但却有更多的人，坚信那个人就是诺伯托。9.11之前，赫尔南德斯的妻女和他家的亲戚都住在皇后区，但诺伯托最小的女儿，已经16岁的塔蒂亚娜，不断地出现诺伯托回到家中的幻觉，不断地听到诺伯托因跳楼而死的流言，为了避免这样的刺激，她们只能举家搬到了长岛。
　　而许多人在读了切尼的报道之后，都相信那个“坠落者”就是诺伯托。很多人据此吟诗作传，很多人给赫尔南德斯一家打电话，希望送钱上门——有的是出于同情和慈善，有的则是希望进行采访。但赫尔南德斯一家深信，那个人不会是诺伯托，他不会放弃他对妻子的爱情，对家庭的爱恋，不会置他的家庭于不顾，而从“世界之窗”纵身跃下，那是对爱的背叛。在切尼对诺伯托家人的采访中，凯瑟琳说：“我爸爸只是想赶回家，他知道从窗户跳出来不可能回得了家。”当觉得英语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诺伯托的妻子尤洛吉亚改用了母语西班牙语，机关枪一样的西班牙语被凯瑟琳翻译过来：“我妈说，在我爸死的时候，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着我们。她说她能够看到他在想着我们。我知道这有点奇怪，但我妈了解我爸，他们从15岁开始就在一起了。”尤洛吉亚知道诺伯托在决定跳出窗户之前，能够忍受任何烟熏火燎，能够忍受任何恐惧与苦痛，她知道当她所了解的那个男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定格在他眼中的，不是飞机撞向大楼的残酷瞬间，也不是背景中那湛蓝而空旷的天空，而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熟悉的，却永远无法再触摸到的脸庞。
　　尤洛吉亚究竟有多了解自己的丈夫？“我给他穿衣打扮，”尤洛吉亚用英语说道，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的同时，眼中有晶莹的泪光在闪动。“每天早上我都给他穿衣打扮，那天也不例外。他穿的是Old Navy的内裤，绿色的；黑色的袜子，蓝色的仔裤，带着卡西欧的手表，上身穿着Old Navy蓝色的衬衫。”
　　和父亲同在“世界之窗”工作的凯瑟琳说道：“到了餐厅后，他会换上工服，他是个面点师，穿白色的裤子，或者黑白相间的裤子，白色的上衣，里面还要穿一件白色的T恤。”
　　切尼问：“不是桔黄色的T恤么？”
　　尤洛吉亚很肯定地答道：“不是，我丈夫根本就没有桔黄色的T恤。”起初拒绝看照片的尤洛吉亚从切尼手中拿过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审视着，一种胜利而轻蔑的表情渐渐浮上了她的脸庞，最终变成了一种坚定。“你看，我说过只有我最了解他。照片中的男人是一个黑人。”她向切尼索要这些照片，好给那些相信“坠落者”是她丈夫的人们看；而凯瑟琳坐在一旁，双手按在胸口上，情绪激动：“在网上有人说我爸会下地狱，有人说魔鬼会带他下地狱。我真不知道如果当时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怎么做。估计我会彻底崩溃的，你们也只能在疯人院找我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天主教教义认为自杀者会下地狱，并永远无法超脱。
　　采访的最后，尤洛吉亚的表情已经没有了刚才耀眼的骄傲，忧伤再度弥漫了她的脸庞，在关上门的一瞬间，她对切尼说：“请你将报道中我丈夫的名字去掉。”
　　唯一解开这个“坠落者”身份之迷的方式，看来只能是给那些可能是“坠落者”的家庭打电话，问其家人，在9.11这天，他们的儿子，或是丈夫，或是父亲的情况，问其家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是否穿着桔黄色的T恤走出家门。
　　但问题是，这样的电话到底应不应该打？这些问题应不应该问？这样做会不会再撕开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庭的伤口？会不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一种不敬，甚至是污辱，就像赫尔南德斯一家那样认为的？
　　乔纳森·布利雷是“世界之窗”的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当他的同事看到这些照片时，认为有可能是他。乔纳森时年43岁，身高超过6.5英尺，留着胡子，妻子名叫希拉里。
　　乔纳森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将毕生的精力奉献在侍奉主的事业上。9.11之后，他将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请求上帝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哪里。不对，是要求上帝告诉他。一贯虔诚而温顺的牧师用了相当强烈的措词：“主啊，我要求你告诉我，我的儿子究竟在哪里。”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打来电话，他们的人找到了乔纳森的尸体，而且近乎奇迹一般，他的尸体居然是完整的。家里最小的儿子提摩西随特工进行了尸体辨认，从尸体脚上穿的黑色靴子上，他确认这是他的哥哥。他脱掉了乔纳森脚上的一只靴子，带回家作为纪念。在乔纳森死后的那周，有人在更衣室里放了9月12日刊登了“坠落者”照片的报纸，出于愤怒，提摩西拒绝再看那张报纸第二眼，但他没有将这份报纸扔掉，而是将他放在自己更衣柜的最底层，像他带回家的那只靴子一样，成为一种怀念。
　　乔纳森的妹妹格温多琳也知道“坠落者”，在报纸出版的当天，她就看到了，而且，她知道乔纳森有哮喘病，在烈火与浓烟中，只要能够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他会做任何事情。提摩西和格温多琳都知道，一般哥哥穿什么去上班——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黑色的高脚靴。提摩西还知道，乔纳森有时在衬衫里面还会穿一件T恤：桔黄色的T恤。乔纳森特别喜欢那件T恤，几乎走到哪里都穿着，有时候提摩西会跟他逗乐：兄弟，你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件衣服扔了啊？
　　但是，当提摩西去认尸的时候，乔纳森身上除了那双靴子，其他衣服已经无法辨认了。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乔纳森像往常一样，吻别尚在睡梦中的妻子，离开家去上班。妻子希拉里一直不知道那天早上乔纳森穿的是什么衣服，在他出事以后，她将他所有的衣服都打包收了起来，却不去清点少了哪些衣物，因为她不想知道。
　　而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2001年9月11日早晨9点41分15秒，曾经在第一时间、在最短的距离内拍摄过鲍比·肯尼迪头部中弹的著名摄影师理查德·德鲁，又一次记录了让世人惊悸的历史瞬间——一个男人在空中的垂直飞行，不仅穿越空间，而且穿越时间。这组照片在全世界惊鸿一现，却又立刻消失，似乎顺从了人们的意愿。在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优雅的坠落，然而，因为发布这些照片，也让我们看到了曾经名噪一时的德鲁人性的坠落。尽管无可否认，他是在尽自己作为摄影师的职责。
　　虽然人们常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3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抹去双子塔落下的尘埃，再度面对这组照片时，我们仍旧感到像被人在胃上重重地打了一拳，眼前回现出两架飞机前后撞向双子塔那个历史性的早晨，耳边回响的不是巨大的轰鸣和人们的尖叫，而是威廉·福克纳在“给爱米莉的玫瑰”中的点睛之语——你不得不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