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8年光景，美国的精神变了。上世纪30年代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孕育出了一个平民化的、稳定的、中产阶级构成中坚的民主体制，社会鼓励平民百姓追逐自己的凌云之志。有人把它称为“罗斯福共和国时代”。尽管当时的美国社会也为战争、罢工、种族关系紧张、青年反抗社会等等所困扰，美国人秉持的基本处世信仰始终不曾动摇，尽管现实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人们坚信如此：努力工作、遵守规则、教育子女，然后你就能得到回报——不仅给你满意的生活，也不仅泽及下一代，而且还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衰落
这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附带有各种条条框框，把黑人和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摒除在外，即便没那么严重，那么他们也至少处于不尴不尬的位置。好在这个国家有自我修补缺陷的利器：健康的民主机构，诸如国会、法院、教堂、学校、新组织、商务-劳务合伙人等等。60年代南方黑人掀起了民权运动，民主制度下的各个机构都支持这场非暴力的反抗，它们承认运动的主张契合道德和法律正义，退一步讲，至少承认这场运动满足社会安定的需求。“罗斯福共和国”充斥着种种不正义，但它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当年的美国人和现在一样吝啬、无知、自利、粗暴，也并不比现在的人更慷慨、公允、更富理想主义，不过，当年的民主制度下的各个机制总是能够压倒个人的贪婪，引导人们往更有益的方向发展。人性是恒定的，社会结构却会改变，而且确实变了。
俄亥俄州的扬斯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这座城市支柱的炼钢厂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倒闭，随之飘逝的，还有这片以工业为主的小河谷的5000个工作岗位，没有新的东西填补这个空缺。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比蒂诺，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个人微机“苹果二代。全加州的选民们投票通过了第13号提案，从而掀起了一场抗税运动，侵蚀了原本维系着全美最佳学校系统的公共拨款。华盛顿，一些公司耗费上百万美金，组织起一个强力的游说团，否定自己曾答应的劳务和消费者法案——他们一度视之为自己肩负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金瑞契（Newt Gingrich）以一名保守共和党人的身份步入国会，心里怀揣着颠覆国会、然后在废墟上建一个属于他自己和共和党的新国会的异志。在华尔街，所罗门兄弟公司创造出一项称之为“抵押担保证券”的全新金融产品，由此成为第一家上市的投资银行。
去工业化、平均工资趋同、经济的金融化、收入不平等、信息技术进步、资金涌入华盛顿、右翼抬头……过去整整一代人的大趋势，无不滥觞于70年代末。美国变得更接近企业，更远离政府；更多个人主义，更少集体主义；更多自由，更少平等；更多包容，更少公平。云集于东、西海岸的银行和高科技行业摇身成为积聚财富的火车头，把原料的世界变为信息的世界，与之同时，美国的中部地区却被掏空，银行和高科技的繁荣并没有泽及大众。构成昔日中产阶级民主制的各种机构，从公立学校、各种“铁饭碗”，到繁荣的报业、实权在握的立法机关，都踏上了漫长的衰落之旅。我把它称作“瓦解时代”。
美国精英背弃价值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瓦解时代”仅仅是回归美国人生活的正常态。根据这种宿命论，美国一直就是开放自由的国度，在一个活跃的社会里，大家机会均等，对大赢家和大输家都极度包容。
“罗斯福共和国”时代的规则是历史的意外出轨：大萧条、二战、冷战接踵而至，受此刺激，美国人不得不牺牲部分自由以换取安稳。如果没有1933年的银行破产，那么也就不会诞生把贸易和投行相割裂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如果美国经济不是惟一经历了二战依然屹立不倒的那个，那么也就不会有中产阶级的黄金岁月；如果不是外敌刺激催生出民族利益的共同信仰，那么也就不会有商务-劳工-政府界之间的协议；如果不是整个20世纪中叶始终紧闭的移民大门，那么也就不会有一个高度凝聚的社会。一旦美国的优越地位遭到国际竞争者的挑战，加之70年代经济遭遇重创，加之外部威胁减轻，这套社会信仰就走向了终点。全球化、高科技、移民潮加速了“瓦解时代”的脚步。
一切真的如宿命论般不可避免吗？有道理，却不尽然，因为它漏了一点：人的选择。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些大的历史因素，还要看到精英们——当年掌控着现已锈迹斑斑的民主机构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因素，唯有如此方能全面理解“瓦解时代”。
美国在战后面临的挑战，让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里保持互相协作的关系，随着冷战逐渐走向终点，这种协作关系注定将随之黯淡——不过，金瑞契和其他保守派在美国政坛散布恶语秽言和污浊空气，绝对不是无可选择的命定。金氏之流用这种下流手段谋取短视的一己私利，而随着他们掀起的浪潮帮助共和党重新占据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一套风行开来。今天，金氏早已成为过去时，但华盛顿的天已经变不回来了。在全球化竞争和地方减少投资的大背景下，扬斯敦的炼钢厂终究逃不了倒闭的命运，但倒闭之后的这幅场景：收购商以垃圾债券的形式贱买闲置设备，掠夺走工厂剩余价值，留下一个无人负责的烂摊子，把失业工人扔给社会，让他们自谋生路——却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提到过去一代经历的全球化影响，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伴的社会规范所发生的变化。美国精英们趁着深刻剧烈的经济转型当口，修改了一度约束自己的规则：国会曾经不允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曾经必须限制在平均职工的40倍，行业巨头曾经不能钻空子偷税漏税……现状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生活不过是一场可以作弊的游戏，所以明明供不起房也要贷款买房，反正没钱就断供好了。一旦社会契约千疮百孔，一旦处世信仰失去意义，那么只有傻子才遵守规则。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衰落
这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附带有各种条条框框，把黑人和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摒除在外，即便没那么严重，那么他们也至少处于不尴不尬的位置。好在这个国家有自我修补缺陷的利器：健康的民主机构，诸如国会、法院、教堂、学校、新组织、商务-劳务合伙人等等。60年代南方黑人掀起了民权运动，民主制度下的各个机构都支持这场非暴力的反抗，它们承认运动的主张契合道德和法律正义，退一步讲，至少承认这场运动满足社会安定的需求。“罗斯福共和国”充斥着种种不正义，但它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当年的美国人和现在一样吝啬、无知、自利、粗暴，也并不比现在的人更慷慨、公允、更富理想主义，不过，当年的民主制度下的各个机制总是能够压倒个人的贪婪，引导人们往更有益的方向发展。人性是恒定的，社会结构却会改变，而且确实变了。
俄亥俄州的扬斯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这座城市支柱的炼钢厂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倒闭，随之飘逝的，还有这片以工业为主的小河谷的5000个工作岗位，没有新的东西填补这个空缺。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比蒂诺，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个人微机“苹果二代。全加州的选民们投票通过了第13号提案，从而掀起了一场抗税运动，侵蚀了原本维系着全美最佳学校系统的公共拨款。华盛顿，一些公司耗费上百万美金，组织起一个强力的游说团，否定自己曾答应的劳务和消费者法案——他们一度视之为自己肩负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金瑞契（Newt Gingrich）以一名保守共和党人的身份步入国会，心里怀揣着颠覆国会、然后在废墟上建一个属于他自己和共和党的新国会的异志。在华尔街，所罗门兄弟公司创造出一项称之为“抵押担保证券”的全新金融产品，由此成为第一家上市的投资银行。
去工业化、平均工资趋同、经济的金融化、收入不平等、信息技术进步、资金涌入华盛顿、右翼抬头……过去整整一代人的大趋势，无不滥觞于70年代末。美国变得更接近企业，更远离政府；更多个人主义，更少集体主义；更多自由，更少平等；更多包容，更少公平。云集于东、西海岸的银行和高科技行业摇身成为积聚财富的火车头，把原料的世界变为信息的世界，与之同时，美国的中部地区却被掏空，银行和高科技的繁荣并没有泽及大众。构成昔日中产阶级民主制的各种机构，从公立学校、各种“铁饭碗”，到繁荣的报业、实权在握的立法机关，都踏上了漫长的衰落之旅。我把它称作“瓦解时代”。
美国精英背弃价值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瓦解时代”仅仅是回归美国人生活的正常态。根据这种宿命论，美国一直就是开放自由的国度，在一个活跃的社会里，大家机会均等，对大赢家和大输家都极度包容。
“罗斯福共和国”时代的规则是历史的意外出轨：大萧条、二战、冷战接踵而至，受此刺激，美国人不得不牺牲部分自由以换取安稳。如果没有1933年的银行破产，那么也就不会诞生把贸易和投行相割裂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如果美国经济不是惟一经历了二战依然屹立不倒的那个，那么也就不会有中产阶级的黄金岁月；如果不是外敌刺激催生出民族利益的共同信仰，那么也就不会有商务-劳工-政府界之间的协议；如果不是整个20世纪中叶始终紧闭的移民大门，那么也就不会有一个高度凝聚的社会。一旦美国的优越地位遭到国际竞争者的挑战，加之70年代经济遭遇重创，加之外部威胁减轻，这套社会信仰就走向了终点。全球化、高科技、移民潮加速了“瓦解时代”的脚步。
一切真的如宿命论般不可避免吗？有道理，却不尽然，因为它漏了一点：人的选择。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些大的历史因素，还要看到精英们——当年掌控着现已锈迹斑斑的民主机构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因素，唯有如此方能全面理解“瓦解时代”。
美国在战后面临的挑战，让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里保持互相协作的关系，随着冷战逐渐走向终点，这种协作关系注定将随之黯淡——不过，金瑞契和其他保守派在美国政坛散布恶语秽言和污浊空气，绝对不是无可选择的命定。金氏之流用这种下流手段谋取短视的一己私利，而随着他们掀起的浪潮帮助共和党重新占据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一套风行开来。今天，金氏早已成为过去时，但华盛顿的天已经变不回来了。在全球化竞争和地方减少投资的大背景下，扬斯敦的炼钢厂终究逃不了倒闭的命运，但倒闭之后的这幅场景：收购商以垃圾债券的形式贱买闲置设备，掠夺走工厂剩余价值，留下一个无人负责的烂摊子，把失业工人扔给社会，让他们自谋生路——却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提到过去一代经历的全球化影响，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伴的社会规范所发生的变化。美国精英们趁着深刻剧烈的经济转型当口，修改了一度约束自己的规则：国会曾经不允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曾经必须限制在平均职工的40倍，行业巨头曾经不能钻空子偷税漏税……现状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生活不过是一场可以作弊的游戏，所以明明供不起房也要贷款买房，反正没钱就断供好了。一旦社会契约千疮百孔，一旦处世信仰失去意义，那么只有傻子才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