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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王婕 天津一国企财务人员
1978年，20岁的王婕进入天津某国有企业，在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从业40年，王婕和公司一起，见证了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企业保险”制度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等特征。
“那时候，员工的劳动关系都是在编制内的，俗称终身制的‘铁饭碗’，单位要管你一辈子。社会保险是全民‘视同缴费’，只算工龄，并不交钱，员工的福利全部依靠单位的营收情况。”
据王婕回忆，当时，只有极少数员工，单位会与其签署劳动合同，“像我们单位当初600人里只有三四个人是这样的，他们是要按比例，由单位出钱给他们缴养老金的。”
最让王婕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员工看病就医用的“三联单”。三联单其实就是三页薄薄的白纸，记录着就诊人的个人信息和单位编号等，“我们当时都说这就是‘圣旨’，因为有了三联单，看病的费用单位就全包了，员工本人的费用全部报销，子女还能报销50%。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
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员工生病了都是先去单位或者厂子里的卫生所，处理不了的才会去医院，“那个时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厂子里面备着的急救车，万一本厂的急救车不在了，还能叫邻厂的急救车，不像现在直接打120……”王婕说。
同时，单位全部报销医药费的方式，也带来了医疗浪费的问题，王婕表示，“当时员工看病都不花钱，有个别和医生关系好的人，没什么大毛病也会去医院开出来各种药，除了治疗头疼脑热的家用常备药，更有价格稍微高些的稀缺药品，再偷偷地私下送给或者卖给别人”。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量企业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职工手中大量医疗票据无法报销。政府实施多年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已无法为职工健康提供保障。
“刚开始员工都比较年轻，后期员工生病看病的情况增多，单位这部分的成本大幅上涨，甚至我听说有效益不好的厂子，被迫关停了卫生所，有人手里拿着医药单却无法报销”。
据王婕回忆，受退休人数增加、企业自身效益下滑等影响，员工退休时从单位领不到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由企业包揽劳动者生老病死伤残等所有福利，企业负担过重，企业之间负担不均，难以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91年至1997年，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史上先后出台了3份重要文件。
1991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1997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范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走向统一，并为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创造了条件。
医疗社会保险改革的基本途径形成，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1993年1月1日起，天津市企业员工开始实行全员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这对大规模企业的办公室来说，增加了不少工作量，甚至需要另外单独设立人事科或者招聘新人来处理这部分工作。”王婕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年年初核算员工缴费基数时工作量尤为突出，这也是他们经常加班的时候。
1998年开始，各项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中央政府开始主导全国的社会保障改革，“1998年5月，我们天津市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为社保局），主管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每个月26日至次月8日，我们都需要去社保局申報单位员工当月的社保情况”。
在王婕看来，从那时开始，企业员工的医疗费用再也不是由单位包揽了，而是转向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这相对之前的方式，医疗保障资金的来源更加稳定，也更好地控制了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情况。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王婕记录员工社保缴费情况的本子越来越厚，每位员工的缴费项目表也是越来越长。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后，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实施“减员增效”，王婕所在的企业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人员。当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天津曾出现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批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一时无法保障，“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和亲戚朋友借点儿钱才能周转开日常开销。”王婕回忆道。
1999年1月，《失业保险条例》发布实施，由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以及“两个确保”政策，“像天津市的话，如果失业了，按照工龄计算，最长可以按月领取24个月的失业津贴，每个月大约1000多元，多少能帮助到失业家庭。”王婕说。
除了失业有了基本保障，看病问题也变得更加方便。“2001年11月，天津实行医保卡，开始刷卡看病，虽然也需要职工先行垫付再回单位报销，但是相比‘三联单’时期，更加有了保障，起码一定会给报销。
近些年，医保卡升级了，看病时直接在医院就能算出职工自付的部分，员工在医院结算时可以直接通过后台计算，得出自己承担的部分，无需再像以前，先垫付再由企业报销了，我们的工作也简化不少。”王婕表示。
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回想这40 年，随着社保制度的越来越完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保比单位更靠谱。”王捷说。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贾璇
1978年，20岁的王婕进入天津某国有企业，在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从业40年，王婕和公司一起，见证了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升级。
“80年代，员工看病费用100%报销，子女报销50%”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企业保险”制度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等特征。
“那时候，员工的劳动关系都是在编制内的，俗称终身制的‘铁饭碗’，单位要管你一辈子。社会保险是全民‘视同缴费’，只算工龄，并不交钱，员工的福利全部依靠单位的营收情况。”
据王婕回忆，当时，只有极少数员工，单位会与其签署劳动合同，“像我们单位当初600人里只有三四个人是这样的，他们是要按比例，由单位出钱给他们缴养老金的。”
最让王婕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员工看病就医用的“三联单”。三联单其实就是三页薄薄的白纸，记录着就诊人的个人信息和单位编号等，“我们当时都说这就是‘圣旨’，因为有了三联单，看病的费用单位就全包了，员工本人的费用全部报销，子女还能报销50%。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
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员工生病了都是先去单位或者厂子里的卫生所，处理不了的才会去医院，“那个时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厂子里面备着的急救车，万一本厂的急救车不在了，还能叫邻厂的急救车，不像现在直接打120……”王婕说。
同时，单位全部报销医药费的方式，也带来了医疗浪费的问题，王婕表示，“当时员工看病都不花钱，有个别和医生关系好的人，没什么大毛病也会去医院开出来各种药，除了治疗头疼脑热的家用常备药，更有价格稍微高些的稀缺药品，再偷偷地私下送给或者卖给别人”。
“90年代，员工拿着医药单没法报销，退休领不到退休金”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量企业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职工手中大量医疗票据无法报销。政府实施多年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已无法为职工健康提供保障。
“刚开始员工都比较年轻，后期员工生病看病的情况增多，单位这部分的成本大幅上涨，甚至我听说有效益不好的厂子，被迫关停了卫生所，有人手里拿着医药单却无法报销”。
据王婕回忆，受退休人数增加、企业自身效益下滑等影响，员工退休时从单位领不到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由企业包揽劳动者生老病死伤残等所有福利，企业负担过重，企业之间负担不均，难以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91年至1997年，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史上先后出台了3份重要文件。
1991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1997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范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走向统一，并为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创造了条件。
医疗社会保险改革的基本途径形成，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1998年开始，企业负担降低了，员工保障提高了，社保工作简便了”
“1993年1月1日起，天津市企业员工开始实行全员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这对大规模企业的办公室来说，增加了不少工作量，甚至需要另外单独设立人事科或者招聘新人来处理这部分工作。”王婕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年年初核算员工缴费基数时工作量尤为突出，这也是他们经常加班的时候。
1998年开始，各项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中央政府开始主导全国的社会保障改革，“1998年5月，我们天津市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为社保局），主管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每个月26日至次月8日，我们都需要去社保局申報单位员工当月的社保情况”。
在王婕看来，从那时开始，企业员工的医疗费用再也不是由单位包揽了，而是转向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这相对之前的方式，医疗保障资金的来源更加稳定，也更好地控制了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情况。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王婕记录员工社保缴费情况的本子越来越厚，每位员工的缴费项目表也是越来越长。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后，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实施“减员增效”，王婕所在的企业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人员。当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天津曾出现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批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一时无法保障，“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和亲戚朋友借点儿钱才能周转开日常开销。”王婕回忆道。
1999年1月，《失业保险条例》发布实施，由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以及“两个确保”政策，“像天津市的话，如果失业了，按照工龄计算，最长可以按月领取24个月的失业津贴，每个月大约1000多元，多少能帮助到失业家庭。”王婕说。
除了失业有了基本保障，看病问题也变得更加方便。“2001年11月，天津实行医保卡，开始刷卡看病，虽然也需要职工先行垫付再回单位报销，但是相比‘三联单’时期，更加有了保障，起码一定会给报销。
近些年，医保卡升级了，看病时直接在医院就能算出职工自付的部分，员工在医院结算时可以直接通过后台计算，得出自己承担的部分，无需再像以前，先垫付再由企业报销了，我们的工作也简化不少。”王婕表示。
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回想这40 年，随着社保制度的越来越完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保比单位更靠谱。”王捷说。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贾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