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由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的文艺爱好者以及延安文艺界人士共同创作的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万人之多，引起满城轰动。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参加此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陈云等出席宴会。席间，众人兴致勃发，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最后有人提议，此次的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聚集起来很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参加宴会的众人纷纷表示支持这个提议。从此“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名签署的由沙可夫起草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随即，中共中央组成了“艺术学院筹委会”进行相关筹建工作，并且决定以鲁迅的名字来命名新成立的艺术学院，“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临参加。在大会上，毛泽东就抗战统一战线的形势提出了“艺术工作也应以统一战线作为指导方向”的观点，他把在上海等城市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文化人称为“亭子间的人”，把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人称为“山顶上的人”，认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使这两部分人形成了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认为成立鲁艺就是为了“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起初就把鲁艺看作是联合全国各界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阵地，同时也希望以鲁艺的成立为起点，为抗战的发展作出贡献。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亲临鲁艺，在半山坡的窑洞前對全院师生作了一次生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你们的鲁艺是小观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他希望鲁艺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出席周年纪念大会并为鲁艺题词。毛泽东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陈云题词：“抗战建国中的一支大力量”。通过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切关心不难看出鲁艺在延安的重要性和作为一名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革命重任。
　　1939年8月2日，鲁艺由延安城北门外搬到东郊桥儿沟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教堂。同年11月28日，鲁艺正式宣布新任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在周扬的主持下，鲁艺从教育制度和组织措施着手，进行改革与调整以走向正规化，此后鲁艺的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扬主持。在艰苦的斗争生活和充满活力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中，鲁艺师生凝聚成一支团结、奋斗、乐观、坚强的队伍不断地为抗战的胜利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战争年代，延安鲁艺虽然在后方有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但当时大后方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层层封锁，生活、学习物质十分贫乏，如学校美术系绘画所用的颜料、画纸、画布、画笔等用品都很难输入，因此油画、国画等画种就很难进行，惟有木刻版画因就地取材方便和易于制作，加上便于复制宣传的特点在延安美术家中一时成为首选的创作媒介，当时木刻几乎成了鲁艺美术系最大、最有吸引力的画种，以至于在鲁艺任教的油画家王式廓、王曼硕、莫朴等人都不得不学起了木刻，鲁艺美术系实际上成了“木刻系”，也因此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木刻版画创作的中心。 　　作为延安最高文艺殿堂的鲁艺，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全校师生不畏困难，各自创造学习条件，争相在学习的过程中为解放区多做奉献。期间各系师生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令人瞩目的，如在学习实践中争先举行活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抗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戏剧系相继排演了《婚事》《钦差大臣》（果戈里）、《蠢货》《纪念日》（契诃夫）、《日出》（曹禺）等国内外名著；音乐系的一些师生在系主任吕骥的带领下，用延安仅有的一架由大后方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后又转送到音乐系的钢琴，相继编排了许多音乐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等。1939年3月，该系还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后更名“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全力收集、整理大量的民间音乐资料，如陕北民歌、秦腔音乐等。
　　就在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又到鲁艺为师生作了一次生动的报告。他认真地对学生说：“你们就要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我主张你们最好到‘大鲁艺’去再学习。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生活才是‘大鲁艺’，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参与实际的斗争生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主张让学生们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汲取无尽的营养和知识，从而使他们体验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是艺术工作者从事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文艺工作者迅速奔赴各新解放区开展工作，鲁艺奉令迁离延安，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在东北工作的有朱丹、王曼硕、张仃、沃渣、古元、华君武等。1946年，在张家口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设美术系，江丰任系主任，教员有：莫朴、彦涵、马达、吴劳、金治、左辉、姜燕等。
　　截止建国前，在各解放区按延安鲁艺的模式先后建立了华中鲁艺分校、山东鲁艺分校、华北大学文艺院校、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等艺术院校，至此，鲁艺的艺术火种随着这些新的艺术学校的创办而遍布全国各地，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延安鲁艺名副其实地成为革命文艺的摇篮。
　　参考文献：
　　徐一新《艺术园地是怎样开辟的》，载《新中华报》1939年5月。
　　周爱民《延安鲁艺的创立缘起及其美术教育》，载《美术研究》2004年第1期。
　　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