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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
“惠抱蘭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
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它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显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器宇轩昂有如仪仗一般，虽显得有点过分隆重，却以其萧索的河床证明着当初的浩阔。河滩上长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铺展到与薄冰的交接处。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都有了些年头，很难令人怀想那柳丝拂地的轻盈和春风快意。夕阳的余晖从那树梢上散漫过来，带着温存的伤感，抚摸着古运河边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也使得那表情呆滞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丽。 翻开地图，看一看铁路和大运河结伴同行的轨迹，是很可以看出点意思来的。
无论是从北京向南还是从杭州向北，它们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两根并行不悖的线条也曾维持了好长一段。但铁路其实一直就很不安分，这种不安分源于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纪的骄子，它的名字就打着铁与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要跟着这位老态龙钟的“老祖母”亦步亦趋呢？于是它开始走自己的路。从地图上看，鐵路和运河两根线条大致纽结成一个阿拉伯数字“8”，但头尾又各自拖了一条小辫，那是双方并行的部分。在北端，是从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从镇江到杭州（其间铁路又经不住上海的诱惑，从苏州向东拐出去一段）。而那个“8”字中间的纽结点则在徐州。
如果说大运河和长城的对比显示出一种空间性，那么它和铁路的对比则更多地属于时间。一个是二千四百年，一个是一百年，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当蒸汽机车的烟雾飘散在古运河上时，后者便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是如此触目惊心。在从镇江到德州的每一座运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衰落的痕迹，感受到历史老人悠长的叹息。只要看看他们的名字：扬州、高邮、淮安（清江浦）、济宁、聊城（东昌府）、临清，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都会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时代，它们那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化个性。现在，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大兴土木，筹建古运河公园和古运河博物馆，不少城市还成立了古运河研究会，这种收拾打点本身就透出一股没落贵族的味道。大运河已成了它们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曾因运河而丰韵鲜活、亮丽照人，成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无论是文人、商人、女人，还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这里体味过生命的风神和热力。但衰落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它们好像中了什么巫师的魔法，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灰头土脸、韶华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只在古运河边留下了几条街巷的名字，羞羞怯怯地诉说着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当然，随之衰落的还有那诗化的生命。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在大运河与铁路纽结的那个“8”字中，它们成了被铁路遗弃的一群。
起初，它们并没有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它们认为拥有运河就足够了，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也仅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铁路已成了有识之士眼中的“香饽饽”，谁不想往自己怀里搂呢？
但大运河流程中的大多数地段是没有铁路的，在苏北和山东的广大腹地，火车的声音，大运河实际上是感觉到的，这种感觉中浸透了无可奈何的失落和孤寂。世道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运河上的航船——特别是远方来的大船——越来越少了。于是码头上日见清冷，市镇亦日见萧条，连扬州那样风光的所在也有如弃妇一般形销骨立，在古运河边默默地顾影自怜。大运河渐渐失去了它的商业功用，更多地回复到农业社会的原始形态。农夫们在运河里捞取淤泥，但那不是为了疏浚河道，而是用于肥田，那些沉淀了千古繁华的淤泥覆盖在庄稼地里，催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小麦、油菜和玉米。小船不紧不慢地一路响过去，古运河上越发清冷了……
大运河老了，一个衰老的生命总是喜欢选择沉默的。它或者就这样老去，直至死亡，像世界上绝大多数中世纪的伟大建构那样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成为后人永远的追忆与凭吊;或者在冷落中等待——等待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崭新时代，那个时代不仅会给大运河带来新生，也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史无前例的腾飞。那么就等待吧，对于一个经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伟大生命来说，这次的等待大概不会太久。
又一个黄昏莅临了，木叶萧萧，衰飒如诉，古运河上弥漫着美丽的伤感。帆影从远方驶来，一群燕子殷勤地追逐着桅杆，几千年以前它们就是这样追逐的，从江南追逐到蓟北，又从蓟北追逐到江南。夕阳的余晖下，你渐渐看清了航船的每个细部：油亮发黑的船板，被磨出了金属般质感的舵柄，高大的帆篷上缀满了补丁，有如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客，破旧的衣衫上扑满了秋风。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它驶过了数千年的神话和传奇、哲学和史诗，现在又无怨无悔地向你驶来……
摘自《大运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
“惠抱蘭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
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它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显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器宇轩昂有如仪仗一般，虽显得有点过分隆重，却以其萧索的河床证明着当初的浩阔。河滩上长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铺展到与薄冰的交接处。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都有了些年头，很难令人怀想那柳丝拂地的轻盈和春风快意。夕阳的余晖从那树梢上散漫过来，带着温存的伤感，抚摸着古运河边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也使得那表情呆滞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丽。 翻开地图，看一看铁路和大运河结伴同行的轨迹，是很可以看出点意思来的。
无论是从北京向南还是从杭州向北，它们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两根并行不悖的线条也曾维持了好长一段。但铁路其实一直就很不安分，这种不安分源于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纪的骄子，它的名字就打着铁与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要跟着这位老态龙钟的“老祖母”亦步亦趋呢？于是它开始走自己的路。从地图上看，鐵路和运河两根线条大致纽结成一个阿拉伯数字“8”，但头尾又各自拖了一条小辫，那是双方并行的部分。在北端，是从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从镇江到杭州（其间铁路又经不住上海的诱惑，从苏州向东拐出去一段）。而那个“8”字中间的纽结点则在徐州。
如果说大运河和长城的对比显示出一种空间性，那么它和铁路的对比则更多地属于时间。一个是二千四百年，一个是一百年，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当蒸汽机车的烟雾飘散在古运河上时，后者便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是如此触目惊心。在从镇江到德州的每一座运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衰落的痕迹，感受到历史老人悠长的叹息。只要看看他们的名字：扬州、高邮、淮安（清江浦）、济宁、聊城（东昌府）、临清，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都会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时代，它们那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化个性。现在，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大兴土木，筹建古运河公园和古运河博物馆，不少城市还成立了古运河研究会，这种收拾打点本身就透出一股没落贵族的味道。大运河已成了它们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曾因运河而丰韵鲜活、亮丽照人，成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无论是文人、商人、女人，还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这里体味过生命的风神和热力。但衰落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它们好像中了什么巫师的魔法，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灰头土脸、韶华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只在古运河边留下了几条街巷的名字，羞羞怯怯地诉说着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当然，随之衰落的还有那诗化的生命。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在大运河与铁路纽结的那个“8”字中，它们成了被铁路遗弃的一群。
起初，它们并没有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它们认为拥有运河就足够了，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也仅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铁路已成了有识之士眼中的“香饽饽”，谁不想往自己怀里搂呢？
但大运河流程中的大多数地段是没有铁路的，在苏北和山东的广大腹地，火车的声音，大运河实际上是感觉到的，这种感觉中浸透了无可奈何的失落和孤寂。世道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运河上的航船——特别是远方来的大船——越来越少了。于是码头上日见清冷，市镇亦日见萧条，连扬州那样风光的所在也有如弃妇一般形销骨立，在古运河边默默地顾影自怜。大运河渐渐失去了它的商业功用，更多地回复到农业社会的原始形态。农夫们在运河里捞取淤泥，但那不是为了疏浚河道，而是用于肥田，那些沉淀了千古繁华的淤泥覆盖在庄稼地里，催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小麦、油菜和玉米。小船不紧不慢地一路响过去，古运河上越发清冷了……
大运河老了，一个衰老的生命总是喜欢选择沉默的。它或者就这样老去，直至死亡，像世界上绝大多数中世纪的伟大建构那样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成为后人永远的追忆与凭吊;或者在冷落中等待——等待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崭新时代，那个时代不仅会给大运河带来新生，也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史无前例的腾飞。那么就等待吧，对于一个经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伟大生命来说，这次的等待大概不会太久。
又一个黄昏莅临了，木叶萧萧，衰飒如诉，古运河上弥漫着美丽的伤感。帆影从远方驶来，一群燕子殷勤地追逐着桅杆，几千年以前它们就是这样追逐的，从江南追逐到蓟北，又从蓟北追逐到江南。夕阳的余晖下，你渐渐看清了航船的每个细部：油亮发黑的船板，被磨出了金属般质感的舵柄，高大的帆篷上缀满了补丁，有如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客，破旧的衣衫上扑满了秋风。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它驶过了数千年的神话和传奇、哲学和史诗，现在又无怨无悔地向你驶来……
摘自《大运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