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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三国演义》影响，今人误以为绿袍一直就是古代关公崇拜中关羽的标准装扮，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存世的文献与绘画显示，宋元时期关公的标准着装其实是红袍，这是他在当时国家封祀中王者尊号的身份彰显，以及作为道教馘魔元帅、佛教伽蓝护法、军队保护神的神性象征。入明之后，绿袍关公形象伴随《三国演义》的传播始渐入人心，绿袍成为关公儒家品格的外显表征。但至少到清初，红、绿袍关公都处于共存状态，绿袍像并非绝对主流的关公造像范式。
【关键词】关公；红袍；绿袍 ；造像范式
【中图分类号】J6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190-03
【本文著录格式】居鲲.“另类”关公——红袍关公的文化诠释[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190-192.
《三国演义》中反复描写了关公的“青巾绿袍”，而我们今日所见戏剧表演、绘画、彩塑等其它艺术载体中的关公形象绝大多数也是身着绿袍的，人们对此已習以为常，即使在当今学术界，也普遍将绿袍视为古代关公崇拜中一贯的标准装扮，鲜有研究者做过认真探考。实际上，宋元时期的标准关公像是穿红袍的，入明之后才出现绿袍关公，并借《三国演义》的流传逐渐深入人心。这一转变看似具体而微，但却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因为服饰在传统社会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品格性情的象征，关公袍服的变化事关他在古代崇祀中的地位与神性定位，所以对于关公文化研究而言是一个具有文化史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宋元宗教想象中的标准关公像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关公崇拜则早在此前就开始了，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可上溯至唐代，宋元时已是蔚然成风，那时的关羽又是怎样一副服饰行头呢？笔者所见的一些研究者论述认为也是绿袍，例如胡小伟在《关公崇拜溯源》一书中已经注意到了《宣和遗事》“绛衣金甲”关羽的描写，但仍说：“‘绛衣’之说则仅此一见，后世关羽则以‘绿袍’为标准服饰。”这与事实并不相符，胡先生甚至忽视了他本人在《溯源》一书中提到的《道法会元》、明代隆庆《仪真县志》等材料中都有红衣——也就是“绛衣”关羽存在。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就从宋元话本《宣和遗事》谈起，其中记关羽奉张天师命赴解州盐池斩蛟后降神：
忽有二神现于殿庭：一神绛衣金甲，青巾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
《宣和遗事》的故事自然是出自道教正一派，而汇编宋元道教符箓派法术的《道法会元》卷二百五十九《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中，有三段关羽肖像描写，穿着分别是“天青结巾，大红朝服，玉束带，皂朝靴”“红袍，金甲”“红袍金甲绿靴玉带”。
以上描写中的关羽都身着红袍，主要原因应是宋元时期的国家封祀中，关羽数次封王，而从唐宋以来，舆服典章制度就规定红色是帝王的常用服色。《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天子之服有“通天冠、绛纱袍”，朝服中“朱衣裳”也是“三公，左辅，右弼，三少，太宰，少宰，亲王，开府仪同三司服之”。既然关羽获封王爵，造像祭祀时自然也应按王者仪制，其中就包括穿红衣红袍。
参照本朝舆服等级制度设定神祇与历史人物服色，在古人的鬼神和历史想象中是普遍现象。如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记一人死而复生后描述死后经历“吾适登一所，若世之官府，兵卫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红袍……”，鬼神中的王者便穿红袍；再如钟馗，在宋人的想象中着绿袍，《东京梦华录》记当时百戏“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陆游《新岁》也有“改岁钟馗在，依然旧绿襦”诗句。钟馗作为进士初入仕途，品级不高，正应当着绿袍。《事物纪原》即引《宋朝会要》记载：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十二日，赐新及第进士诸科吕蒙正以下绿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释褐，盖自是始。
宋元时期的关羽身着红衣红袍，还与他身负斩邪、馘魔、护法的职责，同时又是军队战神，以及受毗沙门天王形象影响有关。首先，用红色来驱邪是古人常用的方法，其实际运用的历史十分久远，《周礼·夏官》记方相氏身穿“玄衣朱裳”驱逐疫鬼，《南齐书·明帝本纪》也说明帝患病时“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关羽既然在佛道二教都有降魔护法之责，服色尚红以震慑邪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古代军队崇尚红色也是由来已久，《诗经·小雅》有“韎韐有奭，以作六师”之句，南宋人王与之在《周礼订义》中明确解释这两句：“正谓兵服赤色……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迩，其威赫然，故以赤为服也。”正因为红色象征威武，史志中便有了不少将士出征作战时，不受品级约束而身穿红色服饰的记载：《新五代史》中有梁军将领陈章“常乘白马被朱甲以自异”；《元史》也记载元军将领李进身穿红半臂与宋军作战，得到特别赏赐。关羽既以武勇著称，且至少在宋代便已是军队崇奉的战神，理应给他穿上红衣红袍。
二、宋元戏剧、绘画中的红袍关公
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初朱有燉《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的描写，以及《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关羽的“穿关”，推断明代以前关羽是被塑造成红袍红衣形象的。《义勇辞金》有五次描写关羽身穿红色衣甲，分别见第二折关羽唱词《驻马听》“披挂了绛红铠甲渗金盔”，第三折探子三次描述关羽“他披挂缕金凤翅锦兜鍪，锁子铠猩袍护”“红锦袍，染猩血”“青龙刀，赤兔马，黄金甲，绛红袍”，第三折曹操说关羽“红衲袄，锦征衣” 。朱有燉作《义勇辞金》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上距元代不远，古典戏剧中重要人物的装扮自有固定程式，如果元代演剧关羽不是扮作红衣红袍，朱有燉应当不会在剧中数次这样描述；另据宋俊华《关神崇拜与元明杂剧中关羽的行头》一文统计，赵琦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附有关羽“穿关”的八种元杂剧、一种明杂剧都是“渗青巾、蟒衣曳撒、红袍”。脉望馆本的“穿关”是否直接抄录自元代剧本，目前虽有争论，但它与元代“穿关”有很大关联是无疑的。脉望馆本关羽“渗青巾、红袍”的装扮，既与《宣和遗事》《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的描绘一致，且脉望馆本是万历年间所抄，当时绿袍关公形象已颇为流行了，如果元代剧本中关羽“穿关”本来不是身穿红袍的，脉望馆本不会出现这样一致的描写。 内蒙黑水城发现的金代《义勇武安王》版画也能提供一些线索。虽然原画是墨线印本看不出颜色，但关羽袍服胸前、下摆位置所绘的是龙形图案，正与王者身份相合。金代会不会出现后世关羽像中龙形图案与绿袍搭配的样式呢？笔者以为是不可能的。即便与龙袍接近的蟒袍、飞鱼服等，在古代都是尊贵的袍服，而绿色却自唐代以来一直被规定为品级较低的官员所用服色。将绿色与蟒袍甚至龙袍搭配起来是关羽在后世崇祀中所穿的非常独特的服式，始自明代，如弘治到嘉靖间重修的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毗卢殿壁画、正德间重修的山西灵石资寿寺大雄宝殿壁画，都可见身着此类袍服的关公。假如金代便出现独特的龙形图案与绿袍搭配的关公像，那么当时关羽穿绿袍就应当已是相当普遍的造像范式了，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元代平话、杂剧不会对其绿袍只字不提，而《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其它特点，如“面如重枣”“长髯”“丹凤眼”等，在元话本和杂剧那里却都有相同或类似描写；另外《宣和遗事》《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义勇辞金》杂剧也不会一再描绘红衣关公。
三、红绿袍关公并存的明代
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入明以后，虽有《三国演义》推波助澜使绿袍关公逐渐被大众接受，但宋元時期传统的红袍像并未消失，至少延至清初，仍在宗教祀典、鬼神想象、文学艺术描绘中普遍存在，并非后人受了《三国演义》影响想当然地认为都是绿袍的情形。当时的一些文献与绘画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试举数则：
文献方面，除前文所述《义勇辞金》杂剧外，还有商辂《敕修都城关庙碑记》“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皇上命内官监太监宿政重加修葺……并制紵丝大红织金等袍”；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贬云南传》“且说关公怎打扮，连环凯（铠）甲战袍红”；隆庆《仪真县志·关王庙》“正德间，刘贼舟过江上……后闻贼见阵中有巨人红袍若王者”；胡应麟《关忠义侯庙作二首》“绛节绯袍气凛然”；清人薛所蕴《覃怀重修关帝庙碑》“帝绯袍跃马，环城若巡警者”。
绘画则如弘治间修建的山西繁峙公主寺大雄宝殿“崇宁护国真君”红袍关公壁画、万历慈圣皇太后敕绘《关元帅像》、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孔明出山图》红袍关公等。
更有一段文字和一幅画作，能显示出由明至清关公形象从红袍向绿袍转变的痕迹。万历间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记载关羽托梦明太祖请求立庙，仍描绘他“頳面赤衣”，但到了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中，同样一件事，几乎相同的文字，“頳面赤衣”就变成了“頳面绿衣”；托名隋唐间人董展《三顾草庐图》，有萨都剌题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在《元诗文献新证》一文中明确董展与萨都剌均系伪托，并指出题记中提到的“廉访杨孟载”只能是明代吴中四士之一的杨基。据《明史·文苑传》记载，杨基是在洪武六年（1373）以后才任按察使也就是所谓“廉访”。因此伪托董展的这幅画实际上不可能早于洪武六年。此画虽然是伪作，但对本文的研究还是有价值，其中关羽内穿红衣而外披绿袍，这一独特着装正是入明以后红、绿袍关公曾经并存的明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宋至明，关公在崇祀中的王者之尊，与护法驱邪、英勇尚武的神性定位，决定了身着红袍红衣才是他的一贯形象。而明代以来，绿袍成为关公日益凸显的儒家内在品格的外显表征。毛批《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写关羽单刀赴会来到吴营——“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傍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跨腰刀一口”，毛氏对这段描写批道：“儒雅之极，英雄之极。”明确地将绿袍与儒雅联系起来；康熙时台湾关帝庙同时祭祀关羽之父，其塑像竟也是“方巾绿袍”的儒士装扮。儒家品格上升为关公崇拜第一要义这一内在的文化驱动力，使后起的绿袍像随《三国演义》传播逐渐成为主流的关公造像范式，反令曾经的红袍标准像逐渐被遗忘。
参考文献：
[1]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2]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宣和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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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2）：3639.
[11]周贻白.明人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参见宋俊华.关神崇拜与元明杂剧中关羽的行头[J].民族艺术，2001（1）.
[13]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寺观壁画全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
[14][清]周广业、崔应榴.关帝事迹征信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3.
[15]朱一玄校点.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16][明]申嘉瑞《仪真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书店1981.
[1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清]薛所蕴《澹友轩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M].山东：齐鲁书社，1997.
[19]北京文物鉴赏·明清水陆画[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44.
[20]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绘画全集[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00.
[21][明]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M].南京出版社，2007：291.
[22][清]褚人获.坚瓠集，笔记小说大观[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7）：488.
[23]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笔者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网站“典藏台湾”子系统中检索到该画图片资料.
[24]杨镰.元诗文献新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5][清]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1974（24）：7329.
[26][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92）：893.
作者简介：居鲲（1978-），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代小说戏曲。
【关键词】关公；红袍；绿袍 ；造像范式
【中图分类号】J6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190-03
【本文著录格式】居鲲.“另类”关公——红袍关公的文化诠释[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190-192.
《三国演义》中反复描写了关公的“青巾绿袍”，而我们今日所见戏剧表演、绘画、彩塑等其它艺术载体中的关公形象绝大多数也是身着绿袍的，人们对此已習以为常，即使在当今学术界，也普遍将绿袍视为古代关公崇拜中一贯的标准装扮，鲜有研究者做过认真探考。实际上，宋元时期的标准关公像是穿红袍的，入明之后才出现绿袍关公，并借《三国演义》的流传逐渐深入人心。这一转变看似具体而微，但却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因为服饰在传统社会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品格性情的象征，关公袍服的变化事关他在古代崇祀中的地位与神性定位，所以对于关公文化研究而言是一个具有文化史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宋元宗教想象中的标准关公像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关公崇拜则早在此前就开始了，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可上溯至唐代，宋元时已是蔚然成风，那时的关羽又是怎样一副服饰行头呢？笔者所见的一些研究者论述认为也是绿袍，例如胡小伟在《关公崇拜溯源》一书中已经注意到了《宣和遗事》“绛衣金甲”关羽的描写，但仍说：“‘绛衣’之说则仅此一见，后世关羽则以‘绿袍’为标准服饰。”这与事实并不相符，胡先生甚至忽视了他本人在《溯源》一书中提到的《道法会元》、明代隆庆《仪真县志》等材料中都有红衣——也就是“绛衣”关羽存在。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就从宋元话本《宣和遗事》谈起，其中记关羽奉张天师命赴解州盐池斩蛟后降神：
忽有二神现于殿庭：一神绛衣金甲，青巾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
《宣和遗事》的故事自然是出自道教正一派，而汇编宋元道教符箓派法术的《道法会元》卷二百五十九《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中，有三段关羽肖像描写，穿着分别是“天青结巾，大红朝服，玉束带，皂朝靴”“红袍，金甲”“红袍金甲绿靴玉带”。
以上描写中的关羽都身着红袍，主要原因应是宋元时期的国家封祀中，关羽数次封王，而从唐宋以来，舆服典章制度就规定红色是帝王的常用服色。《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天子之服有“通天冠、绛纱袍”，朝服中“朱衣裳”也是“三公，左辅，右弼，三少，太宰，少宰，亲王，开府仪同三司服之”。既然关羽获封王爵，造像祭祀时自然也应按王者仪制，其中就包括穿红衣红袍。
参照本朝舆服等级制度设定神祇与历史人物服色，在古人的鬼神和历史想象中是普遍现象。如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记一人死而复生后描述死后经历“吾适登一所，若世之官府，兵卫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红袍……”，鬼神中的王者便穿红袍；再如钟馗，在宋人的想象中着绿袍，《东京梦华录》记当时百戏“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陆游《新岁》也有“改岁钟馗在，依然旧绿襦”诗句。钟馗作为进士初入仕途，品级不高，正应当着绿袍。《事物纪原》即引《宋朝会要》记载：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十二日，赐新及第进士诸科吕蒙正以下绿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释褐，盖自是始。
宋元时期的关羽身着红衣红袍，还与他身负斩邪、馘魔、护法的职责，同时又是军队战神，以及受毗沙门天王形象影响有关。首先，用红色来驱邪是古人常用的方法，其实际运用的历史十分久远，《周礼·夏官》记方相氏身穿“玄衣朱裳”驱逐疫鬼，《南齐书·明帝本纪》也说明帝患病时“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关羽既然在佛道二教都有降魔护法之责，服色尚红以震慑邪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古代军队崇尚红色也是由来已久，《诗经·小雅》有“韎韐有奭，以作六师”之句，南宋人王与之在《周礼订义》中明确解释这两句：“正谓兵服赤色……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迩，其威赫然，故以赤为服也。”正因为红色象征威武，史志中便有了不少将士出征作战时，不受品级约束而身穿红色服饰的记载：《新五代史》中有梁军将领陈章“常乘白马被朱甲以自异”；《元史》也记载元军将领李进身穿红半臂与宋军作战，得到特别赏赐。关羽既以武勇著称，且至少在宋代便已是军队崇奉的战神，理应给他穿上红衣红袍。
二、宋元戏剧、绘画中的红袍关公
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初朱有燉《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的描写，以及《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关羽的“穿关”，推断明代以前关羽是被塑造成红袍红衣形象的。《义勇辞金》有五次描写关羽身穿红色衣甲，分别见第二折关羽唱词《驻马听》“披挂了绛红铠甲渗金盔”，第三折探子三次描述关羽“他披挂缕金凤翅锦兜鍪，锁子铠猩袍护”“红锦袍，染猩血”“青龙刀，赤兔马，黄金甲，绛红袍”，第三折曹操说关羽“红衲袄，锦征衣” 。朱有燉作《义勇辞金》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上距元代不远，古典戏剧中重要人物的装扮自有固定程式，如果元代演剧关羽不是扮作红衣红袍，朱有燉应当不会在剧中数次这样描述；另据宋俊华《关神崇拜与元明杂剧中关羽的行头》一文统计，赵琦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附有关羽“穿关”的八种元杂剧、一种明杂剧都是“渗青巾、蟒衣曳撒、红袍”。脉望馆本的“穿关”是否直接抄录自元代剧本，目前虽有争论，但它与元代“穿关”有很大关联是无疑的。脉望馆本关羽“渗青巾、红袍”的装扮，既与《宣和遗事》《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的描绘一致，且脉望馆本是万历年间所抄，当时绿袍关公形象已颇为流行了，如果元代剧本中关羽“穿关”本来不是身穿红袍的，脉望馆本不会出现这样一致的描写。 内蒙黑水城发现的金代《义勇武安王》版画也能提供一些线索。虽然原画是墨线印本看不出颜色，但关羽袍服胸前、下摆位置所绘的是龙形图案，正与王者身份相合。金代会不会出现后世关羽像中龙形图案与绿袍搭配的样式呢？笔者以为是不可能的。即便与龙袍接近的蟒袍、飞鱼服等，在古代都是尊贵的袍服，而绿色却自唐代以来一直被规定为品级较低的官员所用服色。将绿色与蟒袍甚至龙袍搭配起来是关羽在后世崇祀中所穿的非常独特的服式，始自明代，如弘治到嘉靖间重修的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毗卢殿壁画、正德间重修的山西灵石资寿寺大雄宝殿壁画，都可见身着此类袍服的关公。假如金代便出现独特的龙形图案与绿袍搭配的关公像，那么当时关羽穿绿袍就应当已是相当普遍的造像范式了，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元代平话、杂剧不会对其绿袍只字不提，而《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其它特点，如“面如重枣”“长髯”“丹凤眼”等，在元话本和杂剧那里却都有相同或类似描写；另外《宣和遗事》《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义勇辞金》杂剧也不会一再描绘红衣关公。
三、红绿袍关公并存的明代
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入明以后，虽有《三国演义》推波助澜使绿袍关公逐渐被大众接受，但宋元時期传统的红袍像并未消失，至少延至清初，仍在宗教祀典、鬼神想象、文学艺术描绘中普遍存在，并非后人受了《三国演义》影响想当然地认为都是绿袍的情形。当时的一些文献与绘画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试举数则：
文献方面，除前文所述《义勇辞金》杂剧外，还有商辂《敕修都城关庙碑记》“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皇上命内官监太监宿政重加修葺……并制紵丝大红织金等袍”；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贬云南传》“且说关公怎打扮，连环凯（铠）甲战袍红”；隆庆《仪真县志·关王庙》“正德间，刘贼舟过江上……后闻贼见阵中有巨人红袍若王者”；胡应麟《关忠义侯庙作二首》“绛节绯袍气凛然”；清人薛所蕴《覃怀重修关帝庙碑》“帝绯袍跃马，环城若巡警者”。
绘画则如弘治间修建的山西繁峙公主寺大雄宝殿“崇宁护国真君”红袍关公壁画、万历慈圣皇太后敕绘《关元帅像》、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孔明出山图》红袍关公等。
更有一段文字和一幅画作，能显示出由明至清关公形象从红袍向绿袍转变的痕迹。万历间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记载关羽托梦明太祖请求立庙，仍描绘他“頳面赤衣”，但到了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中，同样一件事，几乎相同的文字，“頳面赤衣”就变成了“頳面绿衣”；托名隋唐间人董展《三顾草庐图》，有萨都剌题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在《元诗文献新证》一文中明确董展与萨都剌均系伪托，并指出题记中提到的“廉访杨孟载”只能是明代吴中四士之一的杨基。据《明史·文苑传》记载，杨基是在洪武六年（1373）以后才任按察使也就是所谓“廉访”。因此伪托董展的这幅画实际上不可能早于洪武六年。此画虽然是伪作，但对本文的研究还是有价值，其中关羽内穿红衣而外披绿袍，这一独特着装正是入明以后红、绿袍关公曾经并存的明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宋至明，关公在崇祀中的王者之尊，与护法驱邪、英勇尚武的神性定位，决定了身着红袍红衣才是他的一贯形象。而明代以来，绿袍成为关公日益凸显的儒家内在品格的外显表征。毛批《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写关羽单刀赴会来到吴营——“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傍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跨腰刀一口”，毛氏对这段描写批道：“儒雅之极，英雄之极。”明确地将绿袍与儒雅联系起来；康熙时台湾关帝庙同时祭祀关羽之父，其塑像竟也是“方巾绿袍”的儒士装扮。儒家品格上升为关公崇拜第一要义这一内在的文化驱动力，使后起的绿袍像随《三国演义》传播逐渐成为主流的关公造像范式，反令曾经的红袍标准像逐渐被遗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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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笔者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网站“典藏台湾”子系统中检索到该画图片资料.
[24]杨镰.元诗文献新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5][清]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1974（24）：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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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居鲲（1978-），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代小说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