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子不知道那些管子是水利设施。主意是任兵出的，左民提供工具，柱子抢着参加，唯恐好事把他落下。先用改锥、小刀从大管子上撬下锡，回家放进罐头盒儿，吊在炉火上烧，亮亮的锡水，倒入胶泥捏的模子，凝固了，是各种形状的玩艺儿。
　　这种乐趣是有限的。任兵、左民和柱子，发疯似的撬砸管壁上的锡，回去“冶炼”，但很快被水利局的人发现。虽然那天三个人都像泥鳅一样逃脱了，可厄运依然准确地降临到柱子的头上，任兵和左民被家长领着，到水利局投案自首，供出了柱子这个“主犯”。一个方脸大汉（柱子特想用锡给他铸一个头像）向柱子吼：“都说是你的主意，人家不干，你还要打人家！”二比一，柱子孤掌难鸣。于是柱子成了破坏国家水利设施的小坏蛋，挨了父亲一顿“胖”揍。柱子很伤心。不是为了老师、同学、街坊忽然变冷的目光，也不是为任兵、左民把屎盆子给他一个人顶，更不是为自己所受的冤枉、所挨的皮肉之苦，柱子伤心的是他俩竟没有一点脸红的意思。
　　这是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事。后来，记忆结了痂，变得光滑了。中学六年，左民、任兵还是柱子的同学，偶尔说说话，踢踢球。他们入团，柱子没有入，天真地想和他们保持点儿距离。若不是外号叫“大肠杆菌”的（他一考试就闹肠炎，成绩虽差，却屡屡逃过父母的拳脚），发起老同学聚会的倡议——这家伙倒卖药品发了，不知有没有治大肠杆菌的，许多人都给他面子——柱子这个普通工人也许很难与如今的任处长、左经理再发生什么联系。那晚，都喝了许多酒。从酒店出来，柱子和任兵都坐进了左民的大奔。
　　一路上，两人轮番向柱子吹，柱子也晕晕乎乎地羡慕他们，检讨自己的失败。本来，空旷的街道难得瞧见个人影。不知何时，有个骑车的，飞蛾一样，突现在车灯的光影里……左民没怎么看地上的人，倒是看了柱子半天。柱子被任兵拽上车，大奔嗖地遁去了。第二天，左民打来电话，问柱子有没有车本儿，说那人没死。“20万，够不够？你就说是你撞的。”任处长则嘱咐柱子千万刺提他在车上。“可是，可是——”柱子说：“我已经报案了。”这回，他们低估了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