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赶考精神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赶考精神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背景源于中国共产党从历代王朝兴替的“历史周期律”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建设新中国、建设执政党的政治抱负中确定目标，从世界政党兴衰中反思自身，从60余年执政经验中科学总结。“赶考”精神产生与形成的文化渊源源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于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传统思想;源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思想;源于恪尽职守、匹夫有责思想。
　　[关键词] 赶考精神;产生;形成;背景;渊源
　　[作者简介] 贾丽云（1964—），女，河北省肃宁县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建      设、西柏坡精神。
　　李彦青（1964—），男，河北省肃宁县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1-0076-05  [收稿日期] 2015-12-02
　　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精神。每一种精神的产生与形成，都与其特定的时代以及特定历史下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赶考”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特别是党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的孕育、产生与形成，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其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因此，它与中国革命精神密不可分，尤其是与西柏坡精神紧密相连，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西柏坡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
　　随着国家发展走向、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自身现状的巨大变化，深入挖掘、研究、弘扬赶考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世界政党兴衰史、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史，来探析赶考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一、“赶考”精神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赶考”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它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考察与体悟，另一方面还来自于对社会发展态势的深刻分析与准确判断。
　　（一）从历代王朝兴替的“历史周期律”中吸取经验教训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国自秦汉以来，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或外部势力的入侵——旧王朝覆灭——新王朝替代兴起。长则不过几百年，少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天，循环往复达两千余年。在这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历代王朝的中晚期均伴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这些起义军包括起义首领均是农民，也就是社会最底层人员。
　　历史表明，当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时，必然会揭竿而起，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此时，往往是王朝腐朽、无力平定事变之时，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覆灭。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群雄中会有一方胜出，胜出的一方建立新王朝。这些新王朝的建立者，初始大多能够谨记前朝灭亡之教训，因此，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国家由此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后，由盛转衰，新一轮循环又开始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也就是黄炎培所讲的历史周期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从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覆灭史，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再到延安的窑洞对话，毛泽东逐渐萌生了“赶考”意识。
　　（二）从建设新中国、建设执政党的政治抱负确定目标
　　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前夜。从党的地位和任务来看，正面临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党的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国家建设、党自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能不能以及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建设执政党这四个重大课题。为了回答这四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
　　关于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同年，他与黄炎培对话时也提出要“走民主之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问题日益紧迫地提到了全党面前。而要走民主之路，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巩固并扩大民主建国的基础。二是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抓牢民主建国的核心。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得到土地，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通过坦诚相待，与各民主党派取得了共识，特别是“五一节”口号的提出，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纷纷奔向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1949年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宣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
　　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城执政。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手中是否掌握着国家政权，并由此决定着各自不同的执政思维、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但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权力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利用权力来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中国共产党能否华丽转身，真正实现身份上的转变，经受住革命胜利与执掌政权的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个严峻挑战。为此，在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物质、精神、思想、制度、组织等方面做好了“赶考”的一切准备工作。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赶考去哟！”周恩来回答：“我们都应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1]（P197）这段对话是中国共产党赶考正式提出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现。所以准确来讲，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出发地，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树立起了赶考意识、提出了赶考命题。
　　（三）从世界政党兴衰中反思自身
　　纵观世界执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乏一些执政时间较长的大党老党瞬间垮台，这不能不引起世人深深的思考：无论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中国国民党，还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虽然垮台的时间、诱因不同，但均和为政不廉、思想僵化、置民生于不顾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政党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政权的丧失都是从党内贪污腐败开始的。由此可见，腐败是执政党最大的隐患，腐败必然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必然垮台，这是一条铁律。其中以苏联共产党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事实说明，一个执政党要想长期执好政，必须为人民谋福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且“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需要实实在在把它落实到行动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和监督。因为没有民主，没有充分的民主，个人专断就在所难免，民众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就无从谈起。
　　（四）从60余年执政经验中科学总结
　　西柏坡精神与赶考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严格来讲，西柏坡精神更多的是一种革命精神，而赶考精神则是一种执政精神。因此，赶考思想虽然发源于战争年代，并在进京途中进行了赶考实践，但赶考精神主要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60余年的建设、改革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执政考场。几十年来，在执政这个大考场，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一份份答卷：建国初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踏上了赶考的新征程。特别是十八大之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反腐败成效显著，人民满意度大大提升。当然，至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民生问题、环保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这些离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一定差距。因此，“赶考”远未结束。
　　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人在赶考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经过一次次的“考试”，不但对“赶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且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赶考精神。
　　二、“赶考”精神产生与形成的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赶考”精神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赶考”精神深厚的民族根基。“赶考”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既批判地吸收又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而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时代特征的“赶考”精神。“赶考”精神的内涵包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忧患意识、廉政勤政永不懈怠的高尚品质、履职尽责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
　　（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是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根本统治原则。如夏商时代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时代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庶民、富民、教民思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思想;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末清初黄宗羲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清末谭嗣同的“民本君末”等等。虽然上述思想产生于封建时代，其根本出发点是“畏民”，其根本归宿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但其关注民生、顺应民心、惩恶扬善的政治要求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从政理念和价值追求。从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清代黄宗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到晚清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无不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命脉，彰显了民本思想。历史表明，凡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吏都会受到百姓拥戴，凡关注民生命运的政府国运就会长久。有着浓厚执政色彩的“赶考”及其之后所形成的“赶考”精神，充分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提出并实践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意愿、倾听群众呼声，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与党的根本宗旨高度统一，体现了“赶考”精神的本质。
　　（二）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忧患意识与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传统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易经》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2]（P582）《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3]（P994）孟子则更直接表达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忧患意识，有着深深的现实基础：当时群雄逐鹿，礼崩乐坏，民不聊生，诸子百家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无不忧心忡忡，纷纷提出了各自治国理政的思想，力图恢复社会秩序。后世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作出了深刻阐述：盛唐时期的吴兢以“居安思危”为旨归作《贞观政要》，北宋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在盛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更是把“居安思危”思想作为治国理政之首。特别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国人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由此可见，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精神形成的文化积淀，也成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主题。它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时代主题。因而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努力汲取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松懈、不动摇、不退缩，始终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调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然存在，提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忧国忧民忧党为主要内容，以忧患与图强的辩证统一为根本特征的赶考精神。 　　（三）勤政廉政、永不懈怠的高尚品质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思想
　　从国家层面讲，勤政廉政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而对官员个体来讲，勤政廉政则是一种高尚品质和内在修养的体现。勤政廉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官员从政品行的基本要求，是官德之首。
　　《周礼·天官冢宰》中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4]（P60）《论语·颜渊》中说：“政，正也。”孟子明确地把为官者的腐败与廉洁两种行为联系起来考察，他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5]（P193）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在管仲看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6]（P11，3）正因为如此，为官者将“立志”“知耻”“慎独”“成由勤俭败由奢”“公生明，廉生威”作为自戒的座右铭。
　　除清正廉洁外，还要勤政爱民，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文献记载，舜曾告诫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伯益则告诫禹“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7]（P43，37）孔子则进一步把敬业惠民列入治国之首，所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8]（P4）唐代著名谏臣魏徵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於尧、舜;后及追求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於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越前古也。”[9]（P345）为更加系统、全面地总结为官之德，宋代之后出现了许多官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吕本中主编的《官箴》，其首页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10]（P6）康熙对此箴赞赏有加，从中录出“清、慎、勤”三字，御书下发各州县。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王朝都要求为官者要勤于政事，做到爱民、利民、富民。反之，“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11]（P1492）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勤政廉政的传统美德，把廉洁、勤政视为从政之根本，从而成为赶考精神的重要内容。
　　（四）履职尽责、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与恪尽职守、匹夫有责思想
　　履职尽责、勇于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有“立命”之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2]（P301）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宋代大儒、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继承了孟子“立命”的思想精髓，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至顾炎武，更是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他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3]（P590）由此可见，王者能够推行仁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达到天下大同，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到20世纪初，随着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亡家的命运。在这个历史关头，作为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拯救民族于危难关头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履职尽责，勇于担当历史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境界，成为赶考精神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赶考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从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所在。同时，赶考精神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升华，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时代产物，因此，我们需要更好传承下去并将其发扬光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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