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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写诗，一手写小说，许多作品都发表在圈内重要的刊物上，叶临之这几年的创作收获非常丰硕。不过相比较于诗歌写作，叶临之的小说或许更值得引起关注，他的作品中既有以“文革”为背景的历史省思，又有对当下底层生活的细腻体察，他一面低回地叙说着农村的人情冷暖，一面又耐心地倾听着城市男女复杂的心灵私语，甚至还关心着海外留学生的生活遭遇。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把作者同一位尚处于创作摸索期、成长期的“80后”作家联系起来。尽管作品中仍有一些瑕疵，但叶临之对历史变革的全面观察、对社会情绪深入的体会都显现出他的才华与努力。
一、无望的“咸家铺”
乡村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在现代文学中，乡土是启蒙现代性拓展自身的首要对象；在进入当代之后，农村又为社会主义的美学想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与道德来源。在进入市场化时代，尽管“三农”问题依然被视为是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农村的重要意义似乎正在下降。特别是对于在新世纪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家来说，城市生活基本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农村则或多或少地被他们忽略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临之对“咸家铺”的想象与表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咸家铺”是《人蜗》和《寡人》发生的地方，从故事来看，尽管这里交通不便、贫穷落后，但同样受到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理想信念都在发生让人始料未及的变化。
《人蜗》堪称是一部当代中国版的“变形记”，老人咸守义儿女双全，可是在感情笃定的老伴去世后，还是陷入老无所依的困境。村里人把他当笑话看，自己的儿女也只想着驱赶老父亲，好占有老人的房子和存折。在精神暴力的打击之下，老人卧病在床，咸守义的病危也成为小说的一个高潮，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的目的来看望咸守义，探病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人性的冷漠、丑恶在这里得以集中展示。主人公“守义”这个名字很有象征意义，遵守、守卫传统的道德伦理，奉养老人、与人为善，这既是价值判断，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但是在咸家铺，“义”最终“失守”了，人们都成为“利”的俘虏。在叶临之的笔下，不仅无情无义的儿女们被异化，被作者当做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咸守义也发生了异化，他被人当做低等而滑稽的猴子，他本人也把自己视为“是一只去了壳的蜗牛”。最终咸守义不得不拖着残病之躯，外出打工，因为家已经无可留恋。临行前，老人烧掉儿女们窥伺已久的存折和亡妻留下的老式纺车的一节，读来着实让人揪心。在《寡人》里，松刚、宋兵父子迫于生计，合伙去偷盗钢厂材料库的废铁，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小说里，父亲非但没有能保护儿子，反而把儿子领上歧途，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把未成年的儿子送进看守所，以使自己免于法律的惩处。传统的父子关系在这里也发生了可怕的变形，而这种变形所带来的结果当然是严重的。儿子宋兵为此断了一截腿成为残疾，甚至还成为杀人嫌犯，漂泊不定。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比如《白婚》，故事虽然没有发生在咸家铺，但同样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社会状况，所以也不妨纳入到“咸家铺”系列中来。同样，在《白婚》里桂花不但要为殒命的桐子守灵，最后还要和死人结婚，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金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部小说里，咸守义和宋兵都身有残疾，最后流落他乡、不知所终，健壮、讨巧的桐子最终殒命在煤窑之下。从“疾病的隐喻”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身体特点、命运归宿也可以视为是对“咸家铺”的一种描写，这里不但贫穷，而且破败，甚至于是无路可走，就像叶临之在《寡人》最后写道的那样，“我们山区的路就是这么崎岖，深一脚浅一脚，松刚就像掉进了一个窟窿”，“一种悲凉要贯穿肺腑，我自言自语道，天亮了吗？仍是一半灯火通明，一半是黑灯瞎火”。叶临之所批判的，我想不只是唯利是图、人心不古的社会现象，小说实际上生动地呈现出当代农村的溃败，农村不但无法享受到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反而畸形、顽固地接受并放大了资本时代扭曲的价值观，于是农村可以说是陷入到双重的落后与危机之中。
二、对卑微心灵的关怀
叶临之对于农村的讲述似乎非常绝情，这主要是说在小说的结尾，通常昭示未来、暗示希望的部分，叶临之却死死掐住，没有透出一丝亮色。王蒙在回顾《风筝飘带》时曾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没有忘记在小说的结尾处保持一定的亮色。”①老作家方之曾批评叶兆言说“你的小说好冷，没热情，也没有希望，一点点希望也没有。”“小说的结尾要有力，要像欧·亨利一样”。②小说的煞尾，既是技巧问题、写作问题，也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寡人》以崎岖的山路和晦暗不明的天色作结，而在《人蜗》的最后，叶临之则直接祭出“一口黑洞洞的棺材”，把黑暗的闸门一落到底，这无疑加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但《人蜗》似乎用力过猛而使作品有些失真，比如小说里除了拐老，咸守义周围似乎没有第二个亲近他的人，这种过于戏剧化的处理让我联想到“五四”时期像王鲁彦的《黄金》那样略带说教口吻的小说。相比之下，《寡人》我觉得要更好一些。《寡人》里，“我”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的人物之一，“我”是宋刚的老朋友，还是他儿子宋兵的班主任，所以“我”时常成为他们求助、托付的对象，但对于他们的困境终究无能为力。某种程度上，“我”的这种视角和情感使得小说更像是一部消极、无奈的忏悔录。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人蜗》描写的主要是咸守义的生存困境，而《寡人》所讨论的则是宋氏父子乃至“我”的生活困境，或者说《寡人》对社会底层的精神、情感生活的勘探要更加深入。小说里的宋氏父子不但没有经济来源，而且还失掉了生活伴侣，宋刚和跑传销的江西女人离了婚，宋兵带着姘居的贵州女孩去找妈妈却中途遭弃。所谓“寡人”不仅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是寡不敌众者，在日常生活中、在灵魂的群落里同样也成为孤家寡人。
叶临之曾表示会把“底层”继续作为一个关注对象，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可能并不是底层的物质生活，而是物质富裕时代所谓“底层”贫瘠、荒芜的情感世界。这对于叶临之叙述底层的兴趣来说其实很有意义。许多与“底层”相关的作品说到底都是在堆砌、展示苦难，但由于绝大多数作者对“底层”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作品总显得隔靴搔痒。《寡人》里如果没有由“我”所表达的那种失落、惆怅，那么单论作者对宋氏父子离奇生活的想象，我觉得也并不成功。可资参照的比如《羽弃生》，小说虽然也谈到了主人公陈永冰低廉的日常开销（而且讲的很具体），甚至提到了他被动地参与其中的工潮，但是这些都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还是在于陈永冰的内心感受，而这种感受又是通过轻盈与涩重的对比来表达的。小说突出了一个核心意象“羽毛”（包括它的变体“雪花”），在故事里“羽毛”是梦想、爱情的象征，可梦想也好、爱情也罢，对于打工仔陈永冰来说它们可能正像羽毛一样，美好、轻盈但却又飘渺。和“羽毛”形成对比的，一是陈永冰拮据的生活，特别是当他被经理辞退之后，音乐梦想对他来说更显得遥不可及，连他和女友的爱情都受到了威胁。二是歌星前女友的死亡，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死亡终结了爱情、粉碎了梦想，也彻底吞噬了生命。如果说“羽毛”是向上的飞扬的话，那么“死亡”则是向下的坠落。而且女孩的死不仅在陈永冰的内心产生了震荡，还和小说最后新生命的孕育形成呼应。飞扬与坠落、死亡与新生，给打工仔陈永冰的内心注入了许多充实而又驳杂的内容，也使得整个小说充满张力。
三、充满反讽的城市诗意
循着情感的线索去读，叶临之还有一部分作品探索的是城市背景下都会男女的心灵迷宫，比如《致秋风微醉的早晨》（以下简称《致秋风》）、《锦囊锁》以及《家丁》等，这或许在提示我们，对情感的揣度是叶临之比较感兴趣、比较关注，同时也是他目前比较擅长的一个方面。
这几部小说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而且从小说提供的细节来看，城市的规模还都不小。《家丁》里的东京自不必多说，《致秋风》里的“铜城”修建了北五环，《锦囊锁》里省越剧院就坐落在“杭城”，这恰和闭塞、落后的“咸家铺”形成了对照。不知道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尽管已经发表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叶临之却大体上搭建了他对农村/城市、社会底层/中产阶级的观察和思考，这让我想起韩寒的那个题目“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确，通过作品叶临之体现出很强的表达欲和对话欲，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也不仅仅是寻求表达自己情感体验的途径，而是试图通过文字与想象完成一部“80后”与当代中国的访谈录。
叶临之笔下的城市整体上笼罩着一种破碎感、不安定感。《致秋风》里的李东选择以“犬儒主义”做自己的定位；《锦囊锁》里的王唯心急如火被送进医院；《家丁》里的“我”最终借酒买醉，一脸苦笑。如果说叶临之对咸家铺的批判是出于爱之愈深、责之愈严的情感的话，那么在对城市的想象和叙写中，叶临之的笔端流溢出的则似乎是一种浸染着冷峻的否定与指责。在作家的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比如沈从文，在沈从文那里，湘西是作为一种精神归宿出现的。而在叶临之这里，一方面，很明显以咸家铺为典型，农村作为精神的乌托邦已经破产；另一方面，他也肯定城市里富足的生活——研究生毕业时抛弃女友，定居铜城，生活体面；《锦囊锁》中的王唯又是办公司，又是开咖啡馆，事业有成；《家丁》里的“我”扶箕远行，是一位旅日画家，也算出人头地——但终究他并不认可城市是理想的、可以“诗意的栖居”的地方。
“秋风微醉的早晨”这个题目很有诗意，它其实是妻子晓汀心里中产阶级生活梦想的一个比喻，但这种诗意恐怕只有晓汀能感受得到，对于丈夫李东却近乎于嘲讽。中产阶级生活是晓汀的主动追求，所以她可以全力以赴、乐此不疲。而李东却只能是被动地接受了妻子的梦想。为此，他不得不拼命工作，上夜班已成为家常便饭；为此，半年来他都没有和晓汀做过爱；为此，即便当他险遇车祸住进医院，依然得不到妻子的关心，晓汀在意的是李东因为误工而失去的月季奖。当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越来越近的时候，生活本身应有的幸福与惬意却消失殆尽。回想起自己当年抛弃女友、定居铜城，换来的到底是什么？《锦囊锁》一开始，王唯、马箬的婚姻便陷入危机之中。王唯为项目竞标而忙得焦头烂额，马箬明知怀孕，可为了参加省越剧院举办的新人遴选大赛宁肯躲开丈夫、闭关修炼。最终一个病倒，一个失败。本来和睦的生活像是一个“锦囊”，可现实中，“锦囊”却被“锁”住了，俩人的生活似乎不如妹妹马美和男友小邱过得随意、舒心。而更惨的是程主任和韦一团，他们被欲望和利益俘虏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家丁》主要是围绕旅日画家“我”的爱情问题展开的，早过而立之年的“我”尚未婚娶，一面是母亲为我物色的各色女子，一面是我和张玫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情感；一面是续约合同留在日本继续飘荡，一面是遵循母命回国过安稳日子。犹豫不决时，张玫已离我远去，留下我一个人滴了几滴孤独者的哑泪。城市里的这些人行色匆匆、来来往往，可收获的似乎只有焦虑和荒诞，那所谓的诗意也就更显得充满反讽。
除去探查那些卑微灵魂心灵隐秘的时候，无论写到农村还是城市，叶临之似乎总是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即便是饱含深挚与同情的感情故事，比如陈永冰、宋氏父子的遭遇，大多也以遗憾做结。这种构思、处理方式或许正反应了叶临之面对当代社会的情绪反应：质疑、批判以及不信任。可兹佐证的是，当踅入历史的时候，叶临之则显得温情起来，比如他的《温暖的河》。更重要的是，《温暖的河》在“农村”“城市”和“现在”之外，补齐了“过去”这缺失的一角。所以当叶临之透露他正在着手一部从“文革”纵贯当前的长篇小说时，我觉得这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的确需要这样大体量的作品来较为完整地表达他对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感受和思考。所以尽管叶临之小说里故事细节的瑕疵（例如《羽弃生》）和叙述时偶有的缠绕（例如《锦囊锁》）都让我不满，但他的观察视野和写作抱负也是同龄的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
基于此，叶临之的未来确值得期待。
注释：
①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② 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一、无望的“咸家铺”
乡村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在现代文学中，乡土是启蒙现代性拓展自身的首要对象；在进入当代之后，农村又为社会主义的美学想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与道德来源。在进入市场化时代，尽管“三农”问题依然被视为是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农村的重要意义似乎正在下降。特别是对于在新世纪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家来说，城市生活基本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农村则或多或少地被他们忽略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临之对“咸家铺”的想象与表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咸家铺”是《人蜗》和《寡人》发生的地方，从故事来看，尽管这里交通不便、贫穷落后，但同样受到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理想信念都在发生让人始料未及的变化。
《人蜗》堪称是一部当代中国版的“变形记”，老人咸守义儿女双全，可是在感情笃定的老伴去世后，还是陷入老无所依的困境。村里人把他当笑话看，自己的儿女也只想着驱赶老父亲，好占有老人的房子和存折。在精神暴力的打击之下，老人卧病在床，咸守义的病危也成为小说的一个高潮，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的目的来看望咸守义，探病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人性的冷漠、丑恶在这里得以集中展示。主人公“守义”这个名字很有象征意义，遵守、守卫传统的道德伦理，奉养老人、与人为善，这既是价值判断，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但是在咸家铺，“义”最终“失守”了，人们都成为“利”的俘虏。在叶临之的笔下，不仅无情无义的儿女们被异化，被作者当做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咸守义也发生了异化，他被人当做低等而滑稽的猴子，他本人也把自己视为“是一只去了壳的蜗牛”。最终咸守义不得不拖着残病之躯，外出打工，因为家已经无可留恋。临行前，老人烧掉儿女们窥伺已久的存折和亡妻留下的老式纺车的一节，读来着实让人揪心。在《寡人》里，松刚、宋兵父子迫于生计，合伙去偷盗钢厂材料库的废铁，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小说里，父亲非但没有能保护儿子，反而把儿子领上歧途，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把未成年的儿子送进看守所，以使自己免于法律的惩处。传统的父子关系在这里也发生了可怕的变形，而这种变形所带来的结果当然是严重的。儿子宋兵为此断了一截腿成为残疾，甚至还成为杀人嫌犯，漂泊不定。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比如《白婚》，故事虽然没有发生在咸家铺，但同样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社会状况，所以也不妨纳入到“咸家铺”系列中来。同样，在《白婚》里桂花不但要为殒命的桐子守灵，最后还要和死人结婚，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金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部小说里，咸守义和宋兵都身有残疾，最后流落他乡、不知所终，健壮、讨巧的桐子最终殒命在煤窑之下。从“疾病的隐喻”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身体特点、命运归宿也可以视为是对“咸家铺”的一种描写，这里不但贫穷，而且破败，甚至于是无路可走，就像叶临之在《寡人》最后写道的那样，“我们山区的路就是这么崎岖，深一脚浅一脚，松刚就像掉进了一个窟窿”，“一种悲凉要贯穿肺腑，我自言自语道，天亮了吗？仍是一半灯火通明，一半是黑灯瞎火”。叶临之所批判的，我想不只是唯利是图、人心不古的社会现象，小说实际上生动地呈现出当代农村的溃败，农村不但无法享受到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反而畸形、顽固地接受并放大了资本时代扭曲的价值观，于是农村可以说是陷入到双重的落后与危机之中。
二、对卑微心灵的关怀
叶临之对于农村的讲述似乎非常绝情，这主要是说在小说的结尾，通常昭示未来、暗示希望的部分，叶临之却死死掐住，没有透出一丝亮色。王蒙在回顾《风筝飘带》时曾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没有忘记在小说的结尾处保持一定的亮色。”①老作家方之曾批评叶兆言说“你的小说好冷，没热情，也没有希望，一点点希望也没有。”“小说的结尾要有力，要像欧·亨利一样”。②小说的煞尾，既是技巧问题、写作问题，也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寡人》以崎岖的山路和晦暗不明的天色作结，而在《人蜗》的最后，叶临之则直接祭出“一口黑洞洞的棺材”，把黑暗的闸门一落到底，这无疑加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但《人蜗》似乎用力过猛而使作品有些失真，比如小说里除了拐老，咸守义周围似乎没有第二个亲近他的人，这种过于戏剧化的处理让我联想到“五四”时期像王鲁彦的《黄金》那样略带说教口吻的小说。相比之下，《寡人》我觉得要更好一些。《寡人》里，“我”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的人物之一，“我”是宋刚的老朋友，还是他儿子宋兵的班主任，所以“我”时常成为他们求助、托付的对象，但对于他们的困境终究无能为力。某种程度上，“我”的这种视角和情感使得小说更像是一部消极、无奈的忏悔录。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人蜗》描写的主要是咸守义的生存困境，而《寡人》所讨论的则是宋氏父子乃至“我”的生活困境，或者说《寡人》对社会底层的精神、情感生活的勘探要更加深入。小说里的宋氏父子不但没有经济来源，而且还失掉了生活伴侣，宋刚和跑传销的江西女人离了婚，宋兵带着姘居的贵州女孩去找妈妈却中途遭弃。所谓“寡人”不仅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是寡不敌众者，在日常生活中、在灵魂的群落里同样也成为孤家寡人。
叶临之曾表示会把“底层”继续作为一个关注对象，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可能并不是底层的物质生活，而是物质富裕时代所谓“底层”贫瘠、荒芜的情感世界。这对于叶临之叙述底层的兴趣来说其实很有意义。许多与“底层”相关的作品说到底都是在堆砌、展示苦难，但由于绝大多数作者对“底层”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作品总显得隔靴搔痒。《寡人》里如果没有由“我”所表达的那种失落、惆怅，那么单论作者对宋氏父子离奇生活的想象，我觉得也并不成功。可资参照的比如《羽弃生》，小说虽然也谈到了主人公陈永冰低廉的日常开销（而且讲的很具体），甚至提到了他被动地参与其中的工潮，但是这些都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还是在于陈永冰的内心感受，而这种感受又是通过轻盈与涩重的对比来表达的。小说突出了一个核心意象“羽毛”（包括它的变体“雪花”），在故事里“羽毛”是梦想、爱情的象征，可梦想也好、爱情也罢，对于打工仔陈永冰来说它们可能正像羽毛一样，美好、轻盈但却又飘渺。和“羽毛”形成对比的，一是陈永冰拮据的生活，特别是当他被经理辞退之后，音乐梦想对他来说更显得遥不可及，连他和女友的爱情都受到了威胁。二是歌星前女友的死亡，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死亡终结了爱情、粉碎了梦想，也彻底吞噬了生命。如果说“羽毛”是向上的飞扬的话，那么“死亡”则是向下的坠落。而且女孩的死不仅在陈永冰的内心产生了震荡，还和小说最后新生命的孕育形成呼应。飞扬与坠落、死亡与新生，给打工仔陈永冰的内心注入了许多充实而又驳杂的内容，也使得整个小说充满张力。
三、充满反讽的城市诗意
循着情感的线索去读，叶临之还有一部分作品探索的是城市背景下都会男女的心灵迷宫，比如《致秋风微醉的早晨》（以下简称《致秋风》）、《锦囊锁》以及《家丁》等，这或许在提示我们，对情感的揣度是叶临之比较感兴趣、比较关注，同时也是他目前比较擅长的一个方面。
这几部小说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而且从小说提供的细节来看，城市的规模还都不小。《家丁》里的东京自不必多说，《致秋风》里的“铜城”修建了北五环，《锦囊锁》里省越剧院就坐落在“杭城”，这恰和闭塞、落后的“咸家铺”形成了对照。不知道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尽管已经发表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叶临之却大体上搭建了他对农村/城市、社会底层/中产阶级的观察和思考，这让我想起韩寒的那个题目“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确，通过作品叶临之体现出很强的表达欲和对话欲，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也不仅仅是寻求表达自己情感体验的途径，而是试图通过文字与想象完成一部“80后”与当代中国的访谈录。
叶临之笔下的城市整体上笼罩着一种破碎感、不安定感。《致秋风》里的李东选择以“犬儒主义”做自己的定位；《锦囊锁》里的王唯心急如火被送进医院；《家丁》里的“我”最终借酒买醉，一脸苦笑。如果说叶临之对咸家铺的批判是出于爱之愈深、责之愈严的情感的话，那么在对城市的想象和叙写中，叶临之的笔端流溢出的则似乎是一种浸染着冷峻的否定与指责。在作家的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比如沈从文，在沈从文那里，湘西是作为一种精神归宿出现的。而在叶临之这里，一方面，很明显以咸家铺为典型，农村作为精神的乌托邦已经破产；另一方面，他也肯定城市里富足的生活——研究生毕业时抛弃女友，定居铜城，生活体面；《锦囊锁》中的王唯又是办公司，又是开咖啡馆，事业有成；《家丁》里的“我”扶箕远行，是一位旅日画家，也算出人头地——但终究他并不认可城市是理想的、可以“诗意的栖居”的地方。
“秋风微醉的早晨”这个题目很有诗意，它其实是妻子晓汀心里中产阶级生活梦想的一个比喻，但这种诗意恐怕只有晓汀能感受得到，对于丈夫李东却近乎于嘲讽。中产阶级生活是晓汀的主动追求，所以她可以全力以赴、乐此不疲。而李东却只能是被动地接受了妻子的梦想。为此，他不得不拼命工作，上夜班已成为家常便饭；为此，半年来他都没有和晓汀做过爱；为此，即便当他险遇车祸住进医院，依然得不到妻子的关心，晓汀在意的是李东因为误工而失去的月季奖。当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越来越近的时候，生活本身应有的幸福与惬意却消失殆尽。回想起自己当年抛弃女友、定居铜城，换来的到底是什么？《锦囊锁》一开始，王唯、马箬的婚姻便陷入危机之中。王唯为项目竞标而忙得焦头烂额，马箬明知怀孕，可为了参加省越剧院举办的新人遴选大赛宁肯躲开丈夫、闭关修炼。最终一个病倒，一个失败。本来和睦的生活像是一个“锦囊”，可现实中，“锦囊”却被“锁”住了，俩人的生活似乎不如妹妹马美和男友小邱过得随意、舒心。而更惨的是程主任和韦一团，他们被欲望和利益俘虏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家丁》主要是围绕旅日画家“我”的爱情问题展开的，早过而立之年的“我”尚未婚娶，一面是母亲为我物色的各色女子，一面是我和张玫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情感；一面是续约合同留在日本继续飘荡，一面是遵循母命回国过安稳日子。犹豫不决时，张玫已离我远去，留下我一个人滴了几滴孤独者的哑泪。城市里的这些人行色匆匆、来来往往，可收获的似乎只有焦虑和荒诞，那所谓的诗意也就更显得充满反讽。
除去探查那些卑微灵魂心灵隐秘的时候，无论写到农村还是城市，叶临之似乎总是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即便是饱含深挚与同情的感情故事，比如陈永冰、宋氏父子的遭遇，大多也以遗憾做结。这种构思、处理方式或许正反应了叶临之面对当代社会的情绪反应：质疑、批判以及不信任。可兹佐证的是，当踅入历史的时候，叶临之则显得温情起来，比如他的《温暖的河》。更重要的是，《温暖的河》在“农村”“城市”和“现在”之外，补齐了“过去”这缺失的一角。所以当叶临之透露他正在着手一部从“文革”纵贯当前的长篇小说时，我觉得这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的确需要这样大体量的作品来较为完整地表达他对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感受和思考。所以尽管叶临之小说里故事细节的瑕疵（例如《羽弃生》）和叙述时偶有的缠绕（例如《锦囊锁》）都让我不满，但他的观察视野和写作抱负也是同龄的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
基于此，叶临之的未来确值得期待。
注释：
①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② 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