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逼捐”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现象，这使得与国外发展程度较高的慈善公益事业相比，中国社会的捐款因受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的影响而变味。“逼捐”的背后深刻揭示出的是社会群众财富观念的异化，更深层次反应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关键词：逼捐；财富观；异化；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1
天津塘沽大爆炸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献血，为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逼捐。捐款作为一种自愿的、助人为乐的慈善行为，为何要去逼？“逼捐”一方面使得自愿性自主选择性的捐款被道德绑架被人为束缚被社会舆论所左右，另一方面更使得慈善意识尚欠缺的中国社会谈捐款而色变。“逼捐”自古有之，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现代社会的“逼捐”影响范围之广舆论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从“逼捐”的主体来看，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自己主动捐款但感觉自身力量薄弱而寄希望于有财力的企业和社会名人。第二类是不愿意捐歀而仅希望企业和名人捐款；第三类是自认为是社会道德的代言者，通过“逼捐”标榜所谓的道德。第四类属于网络上的“看客”、“凑热闹者”人云亦云。在“逼捐”大军中占主要地位的就是第二、三、四种人群，他们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但往往无法真正做到为灾区募捐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相比较而言，第一类人群能够通过自身捐款起到“榜样”作用，再通过“逼捐”为灾区群众募集更多的物资。虽然他们能够在捐款量上作出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对他人捐款的感恩和尊敬，蕴含的价值量低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慈善不足的弊病。有的学者在文章称“逼捐”是对社会道德的合理需求的表达，合理“逼捐”是值得推广肯定，笔者对此仍有质疑。无论是否合理，“逼捐”从本质上看是主体财富观异化的表现，更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表现。
财富观，是指人们对于财富的认识，对财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对财富争夺占有的历史。色诺芬曾在书中将财富定义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该解释虽然不能完整地解释财富的含义但是却很好地凸显出财富对于人们的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围绕财富，人类的行为主要有财富的获取和财富的使用。在获取和使用的过程受到一定的价值观引导或某种观念的指导，通过不断实践形成自己的财富观。财富在获取和使用的过程容易受到主观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发生异化，从而影响其对财富的认识，不利培养积极健康的财富观。异化财富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行为选择就会脱离原来的轨道发生偏差甚至是性质的改变，从而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的财富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受到宗教信仰的保护。在本文中笔者强调的财富是通过合法渠道所获得的。客体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将财富以任何形式捐赠给非盈利组织或个人，是财富拥有者对个人财富合法的占有和使用权利的体现。逼捐者的逼捐行为则是忽略财富拥有者的主观意识和选择自由，直接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要求客体将自己的合法财富以捐赠的形式回馈给社会。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侵犯了财富拥有者对于自身合法财富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在众多“逼捐”的案例中发现逼捐者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财富积累较多的企业或者是社会名人。逼捐者认为他们从社会中获取大量钱财理应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其实也反映出自古以来社会大众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仇富心理”。对于他们来说，富人一般是为富不“仁”，钱财来之不“净”。除此之外，他们对于财富的分配一直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虽然有太平天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教训，但是无法阻止人们对于“均等”的追求。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伴随物价的不断上涨，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久而久之人们对于财富富有者就产生了敌对的心理和仇视的态度。因此企业或者社会名人如果不捐或者少捐，逼捐者则会义愤填膺通过“逼捐”的方式“劫富济贫”。
财富形式上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文提到的仇富心理就是脱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敌对的关系。功利主义认为只要根据行为的结果就能够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点也受到逼捐者们的认同。逼捐者为了达到捐款的目的从而忽略其手段的不道德性和不合理性。与逼迫他人捐款相比，逼捐者中第二、三和四类人大多数自己不愿意去捐款或者捐得很少，他们甚至直接声称企业和社会名人捐款就代表自已捐款，从而为自身的逃避做出合理的解释。逼迫他人捐款而自己拒绝捐款是没有认识到捐款行为的真正价值，是对财富错误理解的体现，这也是财富观异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财富本应该是人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中介和媒介，而现在更多的人是将追求和积累财富作为人生的追求和目标。从手段变成目的其实就是财富异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慈善事业无法推广和开展的重要阻碍，更是人们慈善观念淡薄的主要原因。受到此种异化财富观的影响，有的人甚至去谴责一些已捐款的企业和社会名人捐款太少让他们觉得不满意。
“逼捐”仅仅是中国社会捐款的一种特殊现象，“索捐”、“諾而不捐”和“勒捐”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财富观念的异化。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慈善观念的改变，慈善观念的改变最基础的就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参考文献：
[1]冯建军，周兴国，梁燕冰，张慧.教育哲学[M].湖北武汉，2011.
[2]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北京，1981
[3]许壮飞.“逼捐”现象的伦理学审视[J].巢湖学院学报，2012：32-36.
[4]万劲波，叶文虎.论财富观与人类文明协同演进[J].环球保护，2008：70-73
[5]张洪武.慈善表达与公益理性[J].中国社会组织，2013：46-49
作者简介：鲍静（1991-），女（汉族），江苏省溧阳市，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
关键词：逼捐；财富观；异化；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1
天津塘沽大爆炸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献血，为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逼捐。捐款作为一种自愿的、助人为乐的慈善行为，为何要去逼？“逼捐”一方面使得自愿性自主选择性的捐款被道德绑架被人为束缚被社会舆论所左右，另一方面更使得慈善意识尚欠缺的中国社会谈捐款而色变。“逼捐”自古有之，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现代社会的“逼捐”影响范围之广舆论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从“逼捐”的主体来看，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自己主动捐款但感觉自身力量薄弱而寄希望于有财力的企业和社会名人。第二类是不愿意捐歀而仅希望企业和名人捐款；第三类是自认为是社会道德的代言者，通过“逼捐”标榜所谓的道德。第四类属于网络上的“看客”、“凑热闹者”人云亦云。在“逼捐”大军中占主要地位的就是第二、三、四种人群，他们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但往往无法真正做到为灾区募捐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相比较而言，第一类人群能够通过自身捐款起到“榜样”作用，再通过“逼捐”为灾区群众募集更多的物资。虽然他们能够在捐款量上作出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对他人捐款的感恩和尊敬，蕴含的价值量低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慈善不足的弊病。有的学者在文章称“逼捐”是对社会道德的合理需求的表达，合理“逼捐”是值得推广肯定，笔者对此仍有质疑。无论是否合理，“逼捐”从本质上看是主体财富观异化的表现，更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表现。
财富观，是指人们对于财富的认识，对财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对财富争夺占有的历史。色诺芬曾在书中将财富定义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该解释虽然不能完整地解释财富的含义但是却很好地凸显出财富对于人们的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围绕财富，人类的行为主要有财富的获取和财富的使用。在获取和使用的过程受到一定的价值观引导或某种观念的指导，通过不断实践形成自己的财富观。财富在获取和使用的过程容易受到主观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发生异化，从而影响其对财富的认识，不利培养积极健康的财富观。异化财富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行为选择就会脱离原来的轨道发生偏差甚至是性质的改变，从而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的财富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受到宗教信仰的保护。在本文中笔者强调的财富是通过合法渠道所获得的。客体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将财富以任何形式捐赠给非盈利组织或个人，是财富拥有者对个人财富合法的占有和使用权利的体现。逼捐者的逼捐行为则是忽略财富拥有者的主观意识和选择自由，直接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要求客体将自己的合法财富以捐赠的形式回馈给社会。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侵犯了财富拥有者对于自身合法财富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在众多“逼捐”的案例中发现逼捐者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财富积累较多的企业或者是社会名人。逼捐者认为他们从社会中获取大量钱财理应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其实也反映出自古以来社会大众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仇富心理”。对于他们来说，富人一般是为富不“仁”，钱财来之不“净”。除此之外，他们对于财富的分配一直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虽然有太平天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教训，但是无法阻止人们对于“均等”的追求。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伴随物价的不断上涨，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久而久之人们对于财富富有者就产生了敌对的心理和仇视的态度。因此企业或者社会名人如果不捐或者少捐，逼捐者则会义愤填膺通过“逼捐”的方式“劫富济贫”。
财富形式上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文提到的仇富心理就是脱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敌对的关系。功利主义认为只要根据行为的结果就能够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点也受到逼捐者们的认同。逼捐者为了达到捐款的目的从而忽略其手段的不道德性和不合理性。与逼迫他人捐款相比，逼捐者中第二、三和四类人大多数自己不愿意去捐款或者捐得很少，他们甚至直接声称企业和社会名人捐款就代表自已捐款，从而为自身的逃避做出合理的解释。逼迫他人捐款而自己拒绝捐款是没有认识到捐款行为的真正价值，是对财富错误理解的体现，这也是财富观异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财富本应该是人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中介和媒介，而现在更多的人是将追求和积累财富作为人生的追求和目标。从手段变成目的其实就是财富异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慈善事业无法推广和开展的重要阻碍，更是人们慈善观念淡薄的主要原因。受到此种异化财富观的影响，有的人甚至去谴责一些已捐款的企业和社会名人捐款太少让他们觉得不满意。
“逼捐”仅仅是中国社会捐款的一种特殊现象，“索捐”、“諾而不捐”和“勒捐”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财富观念的异化。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慈善观念的改变，慈善观念的改变最基础的就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参考文献：
[1]冯建军，周兴国，梁燕冰，张慧.教育哲学[M].湖北武汉，2011.
[2]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北京，1981
[3]许壮飞.“逼捐”现象的伦理学审视[J].巢湖学院学报，2012：32-36.
[4]万劲波，叶文虎.论财富观与人类文明协同演进[J].环球保护，2008：70-73
[5]张洪武.慈善表达与公益理性[J].中国社会组织，2013：46-49
作者简介：鲍静（1991-），女（汉族），江苏省溧阳市，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