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古人华衣之腰带钩。不仅为日用之物，亦是身份与尊贵的象征。古时华衣已不复见，唯留带钩在人间，带钩虽小，但细细品味，便能从中体会精妙绝伦的中国工艺，也能联想起褒衣博带的华夏气度。在方寸之间，带钩见证的是是大历史，是流传上千年的腰间时尚。
　　作为古人衣服上的束带工具，带钩也是重要的腰间配饰，多为男性使用，相当于现在的皮带卡。其历史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在距今4000多年的浙江良渚文化中就有发现玉带钩，被认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束带工具。至春秋时期，带钩开始广为流行，战国至两汉时期达到鼎盛，魏晋以后逐渐衰落。
　　故传世带钩，以战国至两汉时期最多，它们不仅小巧精致，制作材质就有金、银、玉、铜、漆等，且造型千姿百态，禽鸟形、曲棒形、兽形、琵琶形等样式，而制作工业也十分复杂，有错、镂、鎏、嵌、刻等。而带钩蕴含的寓意，有华夏文化的祖先，有大禹治水的故事，有羽人竞渡的豪迈，有《山海经》里的神话传说，有古代圣兽、饕餮，有龙生九子，有朱雀玄武……小小的一件衣服配件，难掩其璀璨耀眼的文化内涵。
　　以尊贵彰显礼
　　虽然带钩出现时间很早，但其真正广为流行也与胡人的装束有关。汉时胡人也称带钩“犀毗”等名。唐代颜师古注解《汉书匈奴传》中说：“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这起码说明带钩的使用在各民族之间都非常普及。
　　战国以前的华夏民族衣着是上体的“衣”与下体的“裳”分开，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上衣、下裳联为一体的“深衣”。这种服饰的变革，受胡人装束的影响很大，胡人多骑射、善奔袭，华夏族的那种上衣下裳组合显然不适合这些民族地区的生活，类似下裳的裤子在这些地区反而比较流行，这种上衣下裤的组合形式正迎合了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之间想要奋发图强的思想。“礼崩乐坏”各国之间战争频发，便捷的衣着显然也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方式，这种胡人装束的借鉴成为了一种必然。
　　胡人装束中这种带与钩的组合形式，因使用十分方便，与战国以前华夏族的那种绅带束腰形式，相比更有优势，再加上这种束腰也易于系挂佩饰显示身份，因此在战汉之际很快从上层阶层流行开来，扣系革带的带钩亦随之大量出现并演变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淮南子》中有关于带钩的描述：“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高朋满座的席间，宾客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各不相同。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均秩序井然，不管是指点江山的王侯将相们，还是合纵连横于各诸侯国间的政客们，身佩带钩、彰显自我的品性与格调。在儒家思想广为传播后，带钩也随之烙上了礼的印记。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非礼勿视的时代，佩钩是件大事，它反映着佩钩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
　　精巧中流露奢华
　　从鉴赏的角度看，带钩也彰显着贵冑之美、奢华之美。在古时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争奇斗艳，奇技淫巧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
　　在材质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带钩已居主角地位。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使带钩制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黄金和白银以其炫目的光泽、艳丽的色彩，很早就进入了带钩的艺术体系，使带钩具有艺术和财富的双重价值。
　　玉也是带钩常见的材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有君子之德，其洁白、细腻，珍稀、高贵，更为佩钩者带来一种脱俗内敛之美。而铁带钩的出现有重要意义，它最初的价值是超过青铜的，虽然韧性不如青铜，但硬度却高过青铜，用来制作带钩，且都有贴金贴银之作，足以表明其高贵身份，只是因其锈蚀，保存下来的不多。其他一些特殊材质的带钩，还有最早的玻璃制品，即琉璃带钩、水晶带钩，都表现出材料的珍稀和不凡。
　　除此以外，魏晋以后的带钩用材还有翡翠、玛瑙、水晶、绿松石、琉璃、瓷器、象牙、碧玺、紫檀木等，不胜枚举，清代宮廷还保存有一大批成品和半成品的珐琅瓷带钩，极具时代特色。
　　而带钩的制作工艺，无不精湛考究，一枚带钩有时凝聚数种装饰工艺。制作精美的金属带钩，要先构思设计，然后铸造成型，按照图案雕刻，错金错银、鎏金鎏银、包金包银。镶嵌玉、松石、宝石等，最多多达20多道工序，10多种材料，造型复杂者还会采用失腊法铸造，极尽奢华之能事。
　　造型上带钩有型式之分，有学者按带钩大小分型，如长型中有琴形和棒形，中型中有琵琶形，小型中有虎形等。带钩多取动物形为装饰，可依此分作以下几类：
　　水禽形，钩体似鸭腹形，鸭嘴形钩首，钮近尾端，大多素面无纹。
　　兽面形，钩体以浮雕和镂雕的兽面为特征。
　　耜形，以往或稱匙形，钩体连接钩颈的一边略为平直，其他三面呈椭圆弧形或多边形，钩颈为略长的杆状，钩体多镶嵌镂错几何纹饰。
　　这三式带钩形体都不大，均属小型类。
　　曲棒形，钩体为比较均匀的棒形，一般都不太粗壮，呈明显的弓形弯曲，大都素体无纹。
　　琵琶形，全钩呈反琵琶形，钩体大小不拘，横截面以半圆形多见，以长钩为主。
　　长牌形，钩体呈长方或圆角长方形，一般都比较长大，钩颈钩首细小。
　　这三式多数形体较大，属大型类。
　　全兽形，钩体满饰雕镂的整体兽形纹饰，有的为神话动物，常见的有蟠龙、卧虎、犀牛，还有兔、鱼、鳖、蜥蜴、鹿、蛇、猿猴等。有的带钩一器饰数兽，制作考究。
　　异形，凡在钩体、钩首、钩钮方面不同于上述七式的带钩都归入此类，主要有人形、牛首形、双体形。双钮形和双钩形多种。
　　这两式带钩在工艺上有较高的价值，其中相当一部分或者纯是艺术品，实用价值不高，有的原本就不是实用器。
　　在八类带钩中，比较常见的是前五式，其中又以水禽形、曲棒形和琵琶形最为流行，数量最多。可谓一钩一世界。 　　带钩之用
　　从战国中到两汉时期，带钩除了风靡上层贵族，在社会下层使用相当普遍，出土及传世皆很多。从北方游牧部落到中原各国，甚至南方楚国使用带钩也比较普遍，影响力还甚至遍及岭南百越、西南的巴、蜀、滇和夜郎故地等，这些当时的边陲之地均有发现带钩。
　　具体而言，带钩要如何使用？
　　首先，帶钩的用途可以确定有四种，即束带、佩器、佩物、佩饰。古代带钩使用比较广泛，要确定一件带钩的具体用途，除了带钩本身的形制大小以外，它的出土位置和共存器物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革带钩的使用方法，已知的有单钩法、并钩法、环钩法几种。佩器钩有的直挂钩器，有的则取环钩法。佩物钩一般是挂囊盛物，佩饰钩估计也多采用以环挂钩的形式。佩器钩在器物挂钩时应有一个比较牢靠的辅助办法，以防脱钩。
　　至于使用方式，根据传世带钩及相关陶俑等文物可以确定使用方式有十种之多。比较常见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形态的带钩流行于战汉之际，功能相对比较单一，用法是把钩体利用钩扣固定于皮带一端，然后钩首横向穿入皮带另一端预留的带孔中，这样就起到了连接两端的钩挂作用。
　　这种使用方法在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中出土的举灯铜人像、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发现的战国铜人像以及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武士俑等人物形象上都可以见到。
　　第二种形态的带钩主要针对的是那种比较宽的腰带而设计，现实中一个独体的带钩形式已不能达到宽体腰带的钩挂作用，古人因此设计出了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钩体并排组合在一起完成腰带的钩挂作用。使用方法也和单体带钩的使用方法相同，只是在使用中把每个钩扣固定于皮带一端后，再用铆接的方法把多个钩扣组合在一起，以此加强了联排之间的稳固性，这种形态的带钩看形势应该适用的都是武士人群。
　　第三种是有些贵族使用腰带时，为显示身份，不在腰带上穿孔，而是将皮革腰带的一端装置上一个玉环或者是铜环，然后将带钩的钩首挂在环上。这种用法既美观又华贵，还可以保护腰带。
　　带钩因物件过于细小，一般不为研究者看重，实则它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也见证着太多重要的历史片段，深深融入它所处年代的流行风尚与生活美学。可喜的是，近年来，关于带钩的专题研究曰渐增多，诸多成果成文成书。相信会不断唤起公众对这一古老艺术品的关注。而以小小带钩切入，也能看出不样的大历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