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读书人，受教育从私塾起，所有的功课都是要背的。所谓学者，或者学究，大抵是书看得比别人多，而且照样能背下来的人。读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在近代，最夸张的有两个人，一是夏曾佑，此公见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后辈，说：“你们好啊，懂外国文，可以读外国书，不像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真的能都读完了吗？不知道。但你看他唯一那本著作，中学历史课本，其渊博程度，还真像是把中国书都读完了。另一位是马一浮先生，才华横溢的弘一法师说：“马一浮这个人，是生而知之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一落生就开始读书，每天不辍，读到马先生那个岁数，也读不了他肚子里那么多书。”
　　民国大学里的牛教授，上课往往不带讲义，片纸只字都没有，空手上讲堂。坐下来就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笔记记下来之后你去对原文，保管一字不差。这样的课，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本著作。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现在已经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这样的事迹，已经流传很多了，其实，当年有这样本事的，还不止这两位。
　　刘师培先生名声不好，闹革命变节，闹无政府主义，赔了老婆。但他学问好，不止有家学。仪征刘氏左传之学天下独步，正因为如此，任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黄侃，到了民国了，还三跪九叩，拜他为师。其实，他对于古书，是无所不读的，于六朝诗文尤其精熟。在北大教授中古文学史，不挟书，不带讲义，坐在那里，一个个古人拎出来，作品摆出来，剖析之精当，见解之深刻，无人能及。据听过他课的学生讲，刘师培上课，连板书都很少做，声音不大，但清晰，没有废话，每个字都有用。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他已经肺结核三期，人飘飘的就像个衣服架子，多说一句都嫌累。
　　黄侃先生先前做革命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因为这个，袁世凯还给他发过勋章，可一打听领取证章需要20元工本费，他老先生干脆不要了，说花这20元还不如找俩妓女乐乐。革命党出身的他，做学问可一点儿不革命，学界都算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内容、方法、路数，都是旧的。在态度上，黄侃先生属于北大教授中口气最大的一个，走路看天，目中无人，不止没有今人，连古人也看不起。人们都知道他有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据考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逊。这样说，等于把他之前的多数古人都打入狗屁行列了。
　　黄侃做学问嗜旧，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不屑一顾，可偏这个运动如火如荼，从者甚众。因此，好骂人的黄侃，火气很大，沾边就骂。尤其对他昔日的同门，眼下的新文化健将钱玄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黄侃上课，也是空手上讲堂，引经据典，一字不差。但是，他跟刘师培不同的是，刘从来不褒贬他人，对他看不上眼的新文学，不置一词，黄侃则上课必骂，不骂上半个点的新人物，不进入正题。对他的同门钱玄同，尤其刻薄，说钱在北大讲的古文字学，讲义就是当年在章太炎门下听课时，他的心得，出去撒泡尿的工夫，被钱偷了，因此，钱的讲义，就是他的一泡尿。
　　讲课需要讲义的人也有，比如周作人，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史，讲义按当时的水平，编得不错，但内容熟悉程度，显然不如教类似课程的辜鸿铭，人家可以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周作人上课口才又差，干巴巴的，比起乃兄鲁迅的幽默风趣，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但是人家文章写得好，肚子里有货，所以，学生也能将就。比周作人还差的是沈从文，此公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整整半堂课，一句话说不出来，脸憋得成了茄子。此后在西南联大，上课也是照本宣科（他自己编的本），非得仔细听讲，才有收获。讲得没有写得好，但同样因为肚里有货，也一样有学生追随，还将中国公学的校花，成功变成了自己的妻子。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某教授在家里构思文章，冥思苦想，久久不能完篇，妻子看他做得苦，就说：“你们写文章怎么比我们生孩子还难！”教授答曰：“你们生孩子难，但你们肚子里有，我们难，是肚子里没有。”现在的教授，肚子里没有之辈愈发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肚子里没有，写文章却一点儿不困难。徐灵胎讲话，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今天教授的逻辑是，既然嚼了又嚼，就不妨接着再嚼，吐出来，就是文章，拾人牙慧，多拾几回，就变成“原创”，拿去评审，只要包袱递到了位，也一样是什么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这样的教授，如果讲台下的学生不读书，听课仅仅是为了文凭，教授练练口才，也一样唬人，东拉西扯，讲笑话，说段子，照样受学生欢迎，断然没有可能被学生轰下来。
　　但是，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不一，宗旨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肚子里有货，才能做教授，否则，不仅教授是假的，学校也是假的，教出来的学生，也真不了。
　　（摘自《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