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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以“城市·人·自然”为主题的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在重庆举行。
美国各城市对此次市长峰会十分重视，来了包括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长滩等大城市在内的14个城市，算得上一个比较庞大的代表团，澳大利亚更是来了20个城市的市长参加会议。印度加尔各达市市长毕卡什阮佳说：“峰会给城市和城市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但是，中国内地的城市对本届峰会的兴趣并不高——全国660个城市，仅有10个参会，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内城市仅仅将这次峰会理解为重庆市的活动，重庆市是唯一的获利者；并没有把其当作推广自己、了解国外城市先进经验的一次难得机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各城市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和竞争心态。
来自亚太及世界共41个国家和地区的124个城市的市长、地区代表和企业代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通过的《重庆宣言》，诠释了城市在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进城的旋律
“进城”，是许多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词汇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词的含义近乎于“过年”。随着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迅速扩展，这个词已渐成历史。而在重庆，这个词的逐渐淡出则是在1997年直辖之后。
退休教师陈永红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从学校所在的江北区大石坝到区行政和经济中心地观音桥大约5公里路程，仅两三路公交线，公路两旁除了零星的低矮楼房，就是大片田地和荒沟。她说：“观音桥最繁华的商场就是一栋谈不上任何特色的4层楼建筑。”
就在直辖后的几年中，这个地区和重庆大多数地方一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如今的观音桥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商贸中心。
重庆市1998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规划区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现在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的未来发展。该市年初制定的新的未来2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把这一面积翻了一番，增加到5473平方公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峰会上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24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40％。全国共有660个城市，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7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79个，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210个。
对于重庆市政府的官员来说，更令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直辖后重庆经济发展的直线上升势头：2004年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比直辖前几乎翻了番。
按照规划，未来的重庆主城将建成700至800万人口的城市，另外再建6个50至1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山城、江城，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二元化城市，重庆的定位，是建立一个中国西部直辖市模式、城市群发展模式。
黄奇帆还说：“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城市中的时髦女郎，那么重庆只是一个容貌漂亮的村姑，村姑不能随意模仿时髦女郎，重庆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
外国人的好奇和民间的诘难
峰会期间，美国市长们好奇地询问中国市长：“为什么你们的城市有那么多钱搞市政建设?我们很难从华盛顿首府拿到钱，所以我们总在想办法找钱。”
美国市长协会秘书长考克兰解释说，美国每个城市都要向联邦政府上缴收入税，但很大部分不会再回到地方政府手里，而城市又不能提高税率，因此市长能拿到的预算很少，使用的限制条件也很多。他的话得到其他美国市长的赞同。
考克兰说：“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市长从事各项建设包括‘十一五’规划中的资金流动问题。”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说：“不是中国政府有钱，而是我们目前执行的政策比较灵活。现在有钱的还是你们!”
外国的市长可能一时无法理解“灵活”的含义和20％这个比例的实际内涵。
城市发展也会面临争议，重庆市主办这次峰会遭到不少来自民间力量的诘难。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举办这次峰会，重庆市投入了约70亿元人民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环境美化工作。
相关报道说，70亿中，13．69亿元用于修建峰会主会场，32亿元用于解决市民出行难的交通建设类项目，其余的则花在修建文化设施、生态环境工程、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景观建设等提升文化品位、美化环境和提供各方面服务上。其中，政府还斥资约1．5亿元粉刷主城区主干道两边的老楼房、破旧民居和临街店铺。
大规模的临街旧房粉刷工程被外地媒体和网民称作“面子工程”。尽管重庆市长王鸿举峰会前作客一家网站时解释说这不是面子工程，并比喻说旧房粉刷就像每个人每天要洗脸换衣一样，但招来的诘难更加激烈。
事实上，重庆峰会筹备和后期管理工作中一些细节都引起不少重庆市民的非议：租飞机人工消雨为峰会创造晴好天气；花巨资为峰会嘉宾燃放焰火表演；峰会期间市区交通实行严格管制……而在峰会结束第二天，前往会议中心参观的重庆民众人多无序，在公共卫生间乱拉，踩坏了数百盆鲜花并且公开抢夺，挤破进口处的玻璃门，甚至还挤倒了两名老人和一名女高中生。
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来说，如果这还是一些他们面临的容易化解的问题。那么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管理资源匮乏、社会矛盾突出、危机管理效率缺乏、城市环境恶化等严峻的社会难题接踵而至。
像重庆这样的城市，每年大约有40多万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他们及其子女构成了未来城市人口的相当一部分。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这些人又将成为未来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
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局东亚局局长瓦玛女士说，根据世行的计算，未来15年内，东亚地区将有5亿以上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其中中国将有3亿多农民进入大型城市或二级城市。她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城市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贫困化问题。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仍有10亿以上的贫困户聚居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现在城市面临着贫困问题，以后这个问题还将继续存在。
在和外国市长交流的时候，陶斯亮特意问道：“美国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往郊外搬，而中国正快速推进城市化，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化带来的压力日益增长。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们的忠告。”
加利福尼亚洲圣伯纳迪诺市市长瓦里斯女士表示：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考虑有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住房和学校提供给进入城市的农民，交通、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副市长吴家农说：“解决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 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才有资金投入解决这些问题。”
城市的方向
在此次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透露了一组数据：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04年，中国GDP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来自于城市。
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市市长费尔南多表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带动周边的乡村地区快速发展。再过15年，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会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和定居。”
今天的城市已经远远不是其发展之初的工商业集散地，也不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贫富严重分化的场所。21世纪的城市正在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经历一场新的革命：尊重自然、节约能源、建立循环经济模式。
许嘉璐认为，城市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的城市已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单元，而是一个由政府、企业、市民以及空间等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生命体。他呼吁亚太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要进一步肩负起对本地区城市发展的责任，促进企业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繁荣。
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说，城市发展必须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是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的发起城市，市长坎贝尔说，布里斯班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里程碑，那就是主办了英联邦国家运动会和1988年的世博会这两大国际活动，不仅使布里斯班市民用另一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城市，也使世界开始认识布里斯班。他相信，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通过一系列国际交往，逐渐让世界认识，重庆的发展会更快。
峰会期间，来自南美智利北部的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伊基克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们异常活跃，他们准备了VCD等各种资料向参会的各个城市代表推介自己所在的家乡。对于重庆市为此次峰会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巨额花费，该市市政委员恩里盖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回报也不会有。”
重庆只是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建设的一扇窗口。中国西部的城市和千里之外的南美小城伊基克一样，渴望走出去，渴望外来投资和技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当新的城市革命来临的时候，这种渴望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迫切。
美国各城市对此次市长峰会十分重视，来了包括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长滩等大城市在内的14个城市，算得上一个比较庞大的代表团，澳大利亚更是来了20个城市的市长参加会议。印度加尔各达市市长毕卡什阮佳说：“峰会给城市和城市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但是，中国内地的城市对本届峰会的兴趣并不高——全国660个城市，仅有10个参会，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内城市仅仅将这次峰会理解为重庆市的活动，重庆市是唯一的获利者；并没有把其当作推广自己、了解国外城市先进经验的一次难得机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各城市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和竞争心态。
来自亚太及世界共41个国家和地区的124个城市的市长、地区代表和企业代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通过的《重庆宣言》，诠释了城市在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进城的旋律
“进城”，是许多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词汇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词的含义近乎于“过年”。随着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迅速扩展，这个词已渐成历史。而在重庆，这个词的逐渐淡出则是在1997年直辖之后。
退休教师陈永红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从学校所在的江北区大石坝到区行政和经济中心地观音桥大约5公里路程，仅两三路公交线，公路两旁除了零星的低矮楼房，就是大片田地和荒沟。她说：“观音桥最繁华的商场就是一栋谈不上任何特色的4层楼建筑。”
就在直辖后的几年中，这个地区和重庆大多数地方一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如今的观音桥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商贸中心。
重庆市1998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规划区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现在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的未来发展。该市年初制定的新的未来2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把这一面积翻了一番，增加到5473平方公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峰会上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24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40％。全国共有660个城市，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7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79个，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210个。
对于重庆市政府的官员来说，更令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直辖后重庆经济发展的直线上升势头：2004年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比直辖前几乎翻了番。
按照规划，未来的重庆主城将建成700至800万人口的城市，另外再建6个50至1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山城、江城，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二元化城市，重庆的定位，是建立一个中国西部直辖市模式、城市群发展模式。
黄奇帆还说：“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城市中的时髦女郎，那么重庆只是一个容貌漂亮的村姑，村姑不能随意模仿时髦女郎，重庆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
外国人的好奇和民间的诘难
峰会期间，美国市长们好奇地询问中国市长：“为什么你们的城市有那么多钱搞市政建设?我们很难从华盛顿首府拿到钱，所以我们总在想办法找钱。”
美国市长协会秘书长考克兰解释说，美国每个城市都要向联邦政府上缴收入税，但很大部分不会再回到地方政府手里，而城市又不能提高税率，因此市长能拿到的预算很少，使用的限制条件也很多。他的话得到其他美国市长的赞同。
考克兰说：“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市长从事各项建设包括‘十一五’规划中的资金流动问题。”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说：“不是中国政府有钱，而是我们目前执行的政策比较灵活。现在有钱的还是你们!”
外国的市长可能一时无法理解“灵活”的含义和20％这个比例的实际内涵。
城市发展也会面临争议，重庆市主办这次峰会遭到不少来自民间力量的诘难。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举办这次峰会，重庆市投入了约70亿元人民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环境美化工作。
相关报道说，70亿中，13．69亿元用于修建峰会主会场，32亿元用于解决市民出行难的交通建设类项目，其余的则花在修建文化设施、生态环境工程、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景观建设等提升文化品位、美化环境和提供各方面服务上。其中，政府还斥资约1．5亿元粉刷主城区主干道两边的老楼房、破旧民居和临街店铺。
大规模的临街旧房粉刷工程被外地媒体和网民称作“面子工程”。尽管重庆市长王鸿举峰会前作客一家网站时解释说这不是面子工程，并比喻说旧房粉刷就像每个人每天要洗脸换衣一样，但招来的诘难更加激烈。
事实上，重庆峰会筹备和后期管理工作中一些细节都引起不少重庆市民的非议：租飞机人工消雨为峰会创造晴好天气；花巨资为峰会嘉宾燃放焰火表演；峰会期间市区交通实行严格管制……而在峰会结束第二天，前往会议中心参观的重庆民众人多无序，在公共卫生间乱拉，踩坏了数百盆鲜花并且公开抢夺，挤破进口处的玻璃门，甚至还挤倒了两名老人和一名女高中生。
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来说，如果这还是一些他们面临的容易化解的问题。那么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管理资源匮乏、社会矛盾突出、危机管理效率缺乏、城市环境恶化等严峻的社会难题接踵而至。
像重庆这样的城市，每年大约有40多万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他们及其子女构成了未来城市人口的相当一部分。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这些人又将成为未来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
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局东亚局局长瓦玛女士说，根据世行的计算，未来15年内，东亚地区将有5亿以上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其中中国将有3亿多农民进入大型城市或二级城市。她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城市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贫困化问题。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仍有10亿以上的贫困户聚居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现在城市面临着贫困问题，以后这个问题还将继续存在。
在和外国市长交流的时候，陶斯亮特意问道：“美国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往郊外搬，而中国正快速推进城市化，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化带来的压力日益增长。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们的忠告。”
加利福尼亚洲圣伯纳迪诺市市长瓦里斯女士表示：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考虑有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住房和学校提供给进入城市的农民，交通、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副市长吴家农说：“解决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 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才有资金投入解决这些问题。”
城市的方向
在此次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透露了一组数据：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04年，中国GDP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来自于城市。
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市市长费尔南多表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带动周边的乡村地区快速发展。再过15年，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会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和定居。”
今天的城市已经远远不是其发展之初的工商业集散地，也不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贫富严重分化的场所。21世纪的城市正在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经历一场新的革命：尊重自然、节约能源、建立循环经济模式。
许嘉璐认为，城市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的城市已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单元，而是一个由政府、企业、市民以及空间等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生命体。他呼吁亚太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要进一步肩负起对本地区城市发展的责任，促进企业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繁荣。
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说，城市发展必须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是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的发起城市，市长坎贝尔说，布里斯班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里程碑，那就是主办了英联邦国家运动会和1988年的世博会这两大国际活动，不仅使布里斯班市民用另一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城市，也使世界开始认识布里斯班。他相信，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通过一系列国际交往，逐渐让世界认识，重庆的发展会更快。
峰会期间，来自南美智利北部的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伊基克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们异常活跃，他们准备了VCD等各种资料向参会的各个城市代表推介自己所在的家乡。对于重庆市为此次峰会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巨额花费，该市市政委员恩里盖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回报也不会有。”
重庆只是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建设的一扇窗口。中国西部的城市和千里之外的南美小城伊基克一样，渴望走出去，渴望外来投资和技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当新的城市革命来临的时候，这种渴望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