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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时我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去农场劳改，我母亲无法抚养四个孩子，这才把我送到祖父祖母身边。
在上海，我的新幼儿园是一所有着彩绘玻璃的教堂。
入园第一天，午睡时，旁边的女孩悄悄拿出一个灰色的颗粒给我吃。
她告诉我：“这叫盐津枣。”
不知怎么，我没喜欢这个给我吃盐津枣的女孩，却喜欢上了另一个，她叫洁。
洁没有向我表示过任何好感，但我喜欢这个静静的女孩。
她穿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
但我很快就从教堂幼儿园“毕业”了。
我成了小学生。
小学生活使我兴奋的是，洁居然跟我同一所学校，并且同一个班级！
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就是排着队走出校门，一路有人到家，队伍渐渐散尽。洁正好排在我前面，还穿那件连衣裙。我经常会踢她一下，惹她嗔骂一句。多年后读郑渊洁作品，他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就会常常欺负她”，我就在心底惊呼：原来不仅我这样啊。
对洁的欺负阶段不久结束，进入送礼阶段。
那时同学中常会有人带来一些小东西送人，在大家的争抢中获得富豪感。记得一种是成沓的小硬纸板，可以折成一个个小方盒子。还有那种圆柱形水果糖的包装纸，亮闪闪的，十分耀眼……
得到这些好东西后，我会毫无例外地送给洁。
我跟洁住在同一条大弄堂的不同小弄堂里。放学后，我会不远不近地尾随其后。到洁快拐进她的小弄堂时，我就快步上前，一言不发地把礼物递给她。
她从没拒绝过我的礼物。
尽管我这样喜欢洁，可我总是没有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之间不能随便交谈，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说了话，就会引起不得了的嘲笑和议论。
我跟洁畅所欲言的机会终于出现。
学校有个图书室，由一位姓杨的老师负责管理，但他忙不过来，还需要在学生中找一些课余管理员。我们班由班主任指定了三位同学，将在每周三下午协助杨老师管理图书。这三位同学中就包括了我和洁，还有另一位女生。我们除了要在下课时借出图书，还要在上课时整理图书。不过有时并无新书需要登记，杨老师也不在，我们就可以自由聊天了。
五年级时我第一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以前我一直比较顺利，功课较好，作文第一，还是个小队长。可就在队干部改选前夕，风云突变。
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地下游击队》。剧情已未能详述，关键细节是好人化装成坏人，他在通过岗哨时掏出一本国民党的军官证，神气十足地说一声：“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我就也用硬纸做了本军官证，打开来可见一张戴大盖帽的军官照片。
我把它放进上衣的左边口袋，一见人就掏出来递过去：“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没想到有人把这事报告给老师。
在改选队干部时，老师特别指出：“有的队干部思想反动，做了国民党的军官证……”
所有目光向我集中。
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举手计票，由老师写出票数。我的名字也在黑板上。
我心里想，被老师这么一讲，没有人会选我了，没有人敢选一个反动的人。
终于老师说：“同意周锐的举手。”
她犀利的目光扫遍全场。
使我意外的是，尽管稀稀拉拉，但还是有人开始举手。
我扭头看洁……她的手举得很坚决，使我心头发热。
举手的这些同学真是“威武不能屈”啊。
和我同桌的周长寿也举着手。但他环顾前后，嘴里嘟哝：“举手的人这么少？我也不举了。”
周长寿撤票后，我只得13票，以一票之差没当上小队长。
周锐的反动事件渐渐被时间吹淡吹散，我还是我，不当小队长也算不了什么。
升到六年级后，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1965年6月1日（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儿童节），各小学美术小组派代表去市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连环画座谈会。
来到现场，长桌上摊满“小人书”，而且都是崭新的。组织者让大家随意翻看。
这是真正的盛宴。要知道，在小书摊1分钱租看一本的都是些被翻得又破又脏的旧货。
看了一本又一本……终于要开会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男青年。他说他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另一位女同事是文字编辑。这次他们带来了本社出版的连环画书，想听听读者的意见——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发言说：“我喜欢《林海雪原》，不喜欢《李双双》。”
那男编辑便耐心地解释：《李双双》的白描技法与《林海雪原》的黑白块面其实各有特点……
会后，男编辑把他去海南画的一些人物素描拿给我们看，一下子把大家镇得目瞪口呆。
这两位编辑还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了名。原来，男的叫郑波，女的叫钱志清。
当我以后在报刊上见到郑波画的劳模肖像时，就会兴奋地对别人说：“郑波，我认识他的！”
我没想到24年后我会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能见到郑波，没想到我和钱志清的办公桌靠在一起。
我现在也会在各种活动中接触到小朋友，这段经历使我将心比心——将儿时在乎偶像的心比现在读者在乎我的心。我会在电脑输入“周锐”进行搜索，看读者说我什么。有个小学生在她的博客上写了篇《周锐来了》，其中写到我在给她签名时低着头——“他没看我”。从这以后，签名再忙碌我也会抬起头来看对方一眼。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去农场劳改，我母亲无法抚养四个孩子，这才把我送到祖父祖母身边。
在上海，我的新幼儿园是一所有着彩绘玻璃的教堂。
入园第一天，午睡时，旁边的女孩悄悄拿出一个灰色的颗粒给我吃。
她告诉我：“这叫盐津枣。”
不知怎么，我没喜欢这个给我吃盐津枣的女孩，却喜欢上了另一个，她叫洁。
洁没有向我表示过任何好感，但我喜欢这个静静的女孩。
她穿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
但我很快就从教堂幼儿园“毕业”了。
我成了小学生。
小学生活使我兴奋的是，洁居然跟我同一所学校，并且同一个班级！
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就是排着队走出校门，一路有人到家，队伍渐渐散尽。洁正好排在我前面，还穿那件连衣裙。我经常会踢她一下，惹她嗔骂一句。多年后读郑渊洁作品，他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就会常常欺负她”，我就在心底惊呼：原来不仅我这样啊。
对洁的欺负阶段不久结束，进入送礼阶段。
那时同学中常会有人带来一些小东西送人，在大家的争抢中获得富豪感。记得一种是成沓的小硬纸板，可以折成一个个小方盒子。还有那种圆柱形水果糖的包装纸，亮闪闪的，十分耀眼……
得到这些好东西后，我会毫无例外地送给洁。
我跟洁住在同一条大弄堂的不同小弄堂里。放学后，我会不远不近地尾随其后。到洁快拐进她的小弄堂时，我就快步上前，一言不发地把礼物递给她。
她从没拒绝过我的礼物。
尽管我这样喜欢洁，可我总是没有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之间不能随便交谈，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说了话，就会引起不得了的嘲笑和议论。
我跟洁畅所欲言的机会终于出现。
学校有个图书室，由一位姓杨的老师负责管理，但他忙不过来，还需要在学生中找一些课余管理员。我们班由班主任指定了三位同学，将在每周三下午协助杨老师管理图书。这三位同学中就包括了我和洁，还有另一位女生。我们除了要在下课时借出图书，还要在上课时整理图书。不过有时并无新书需要登记，杨老师也不在，我们就可以自由聊天了。
五年级时我第一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以前我一直比较顺利，功课较好，作文第一，还是个小队长。可就在队干部改选前夕，风云突变。
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地下游击队》。剧情已未能详述，关键细节是好人化装成坏人，他在通过岗哨时掏出一本国民党的军官证，神气十足地说一声：“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我就也用硬纸做了本军官证，打开来可见一张戴大盖帽的军官照片。
我把它放进上衣的左边口袋，一见人就掏出来递过去：“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没想到有人把这事报告给老师。
在改选队干部时，老师特别指出：“有的队干部思想反动，做了国民党的军官证……”
所有目光向我集中。
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举手计票，由老师写出票数。我的名字也在黑板上。
我心里想，被老师这么一讲，没有人会选我了，没有人敢选一个反动的人。
终于老师说：“同意周锐的举手。”
她犀利的目光扫遍全场。
使我意外的是，尽管稀稀拉拉，但还是有人开始举手。
我扭头看洁……她的手举得很坚决，使我心头发热。
举手的这些同学真是“威武不能屈”啊。
和我同桌的周长寿也举着手。但他环顾前后，嘴里嘟哝：“举手的人这么少？我也不举了。”
周长寿撤票后，我只得13票，以一票之差没当上小队长。
周锐的反动事件渐渐被时间吹淡吹散，我还是我，不当小队长也算不了什么。
升到六年级后，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1965年6月1日（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儿童节），各小学美术小组派代表去市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连环画座谈会。
来到现场，长桌上摊满“小人书”，而且都是崭新的。组织者让大家随意翻看。
这是真正的盛宴。要知道，在小书摊1分钱租看一本的都是些被翻得又破又脏的旧货。
看了一本又一本……终于要开会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男青年。他说他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另一位女同事是文字编辑。这次他们带来了本社出版的连环画书，想听听读者的意见——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发言说：“我喜欢《林海雪原》，不喜欢《李双双》。”
那男编辑便耐心地解释：《李双双》的白描技法与《林海雪原》的黑白块面其实各有特点……
会后，男编辑把他去海南画的一些人物素描拿给我们看，一下子把大家镇得目瞪口呆。
这两位编辑还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了名。原来，男的叫郑波，女的叫钱志清。
当我以后在报刊上见到郑波画的劳模肖像时，就会兴奋地对别人说：“郑波，我认识他的！”
我没想到24年后我会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能见到郑波，没想到我和钱志清的办公桌靠在一起。
我现在也会在各种活动中接触到小朋友，这段经历使我将心比心——将儿时在乎偶像的心比现在读者在乎我的心。我会在电脑输入“周锐”进行搜索，看读者说我什么。有个小学生在她的博客上写了篇《周锐来了》，其中写到我在给她签名时低着头——“他没看我”。从这以后，签名再忙碌我也会抬起头来看对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