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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不断凸显。造成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资本市场经营者选择与国企经营者任命制的矛盾，软预算约束和破产机制缺失。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从国企内部清楚界定经营者的身份，健全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也需要从国企外部建立对外招聘和破产重组机制。而这些措施需要寓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并实现制度化。
关键词：国企改革；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1-0131-02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开始对自身的经营体制进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不断凸显。其实，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初就已经存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
1 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表现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内涵不断扩展。它不仅指经营者只追求短期利益（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效用收益），不注重远期盈利的资本投资；只关心企业留利水平，不关心资产价值；只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指当企业改革有损于企业经营者的既得利益时，即使改革本身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经营者也可能会阻碍改革的推行，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具体表现：比如，在资产评估中人为地低估资产价值，“贱卖”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甚至以权谋私；不关注企业持续生产能力的培植，使得企业发展缺乏后劲；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把现金流转化成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压制了企业的有效投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造成国有企业资源大量浪费，部门运转效率低下，增加企业运行的潜在风险，严重抑制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
2 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原因分析
（1）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造成国企所有者与经营者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
从国有企业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国有企业是全体国民共同所有的，但由于居民数量的庞大性和分散性，每个国民不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具体事务进行直接的决策和监督。所以，政府作为国民利益的代表，接受全体国民的委托，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也就是说，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政府作为国有企业资本的主要出资人，承担着企业生产、销售、分配、投资等环节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奈特的理论，利润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补偿。因此，政府拥有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即相对于合同收益而言，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政府作为非人格化的公共机构，不可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它必须派出它的代理人——国企经营者来代替自己行使剩余控制权，即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如果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掌握在企业同一群体手中，则这一群体是最有可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因为这一群体在拥有企业营运的决策权的同时，也承担着企业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他们的决策不能从企业的长远价值做出的话，就会面临企业被清算或重组的危险。
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属于政府，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掌握着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配的不對称，使得国企经营者只能领取固定的薪酬工资，而不能参与企业收益的最终分配。也因为上述情况，企业经营者不愿意承担长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利用企业决策，寻找短期内创收的途径，大量吸入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获得显著的收入，进而把收入工资化、福利化，增大个人效用。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同时，盲目扩大企业规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但企业规模一旦超过了合理的区间，反而会影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配的不对称，导致了所有者、经营者风险与收益的不统一，进而造成了双方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企业所有者以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为目标，企业经营者以个人收益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这种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使得国企经营者在做决策时趋向短期行为。
（2）资本市场经营者选择与国企经营者任命制的矛盾，导致经营者行为目标趋于短期。
一般来讲，企业的经营者大部分是从企业家市场上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出来的。而资本市场与企业家市场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达会推进企业家市场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讲，资本市场是检验经营者能力的最重要场所。以股票市场为例，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在做出决策时，必须将企业的长期价值考虑其中，通过企业长期效益的增长，使投资者的股票价值不断增殖，为股东赚取更多的财富。否则，投资者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注入到某支企业股票时，却不能发现该企业长期发展的潜力，就会使投资者失去对该支股票的信心，进而将资金投入到其它股票中去，即“用脚投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财务危机，进而威胁到企业经营者的决策地位，甚至使其失去该职位，重回企业家市场。那么企业经营者在以后的决策中就会重视企业的资产价值而不只是简单的账面利润。
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讲，在企业的股东大会中，除了政府以外，有许多占有不同股权比重的股东。但政府在企业股权比重中的绝对优势，使其实际上拥有了企业经营者的人事任免权力，可以选择企业的经营者。政府并不是从企业家市场进行选择，而是从国有企业内部直接挑选，或从其他政府机构调任。虽然在央企方面，近年来由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拔任用的各级经营管理者管理人员已经占到经营管理人员总数的近30%，但这毕竟还是比较小的比例，我国国企高管、尤其是最高管理人员的考核和任命基本仍由各级政府决定和安排。这样，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带有某种“血缘”色彩。 政府的最大股东身份掩盖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诉求。即使其他股东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退出企业的股东层，但由于政府在某些行业（如供水、供电、金融、通讯等）退出的不可能性，国有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对国企经营者的约束力大大减弱。同时，国有企业的行政任命制又使得经营者为了个人的升迁，“商而优则仕”，渴望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以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者就会将手中的资源配置在他们认为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增加账面利润的投资项目中，而不是能够拉动企业长期发展的项目中去。
（3）软预算约束和破产机制缺失，使得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风险大大降低。
国有企业改制后，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各个企业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原国家财政预算体制下的直接拨款，向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借贷过渡。同时，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后，其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申请的贷款不是只借不还的财政拨款，而是有借有还的债务。双方之间存在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契约关系。如果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银行作为债权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对不能偿还债务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程序。
但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血缘关系”。对于国企的经营者来说，他们认为向银行的贷款只不过是财政支持的方式变了，即企业的财务人员原来去财政部门领钱，现在去银行领钱，并没有强烈的债务意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都是实行任期制的。在他们任期内，如果国有企业欠债不还而造成银行呆账坏账的话，国有银行的经营者并不急于向欠债企业讨要债款，而是通过会计方法掩盖呆账坏账，将这一问题留给继任者。因为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只关注账面利润，而非长期价值。账面利润关乎到银行经营者的个人收益。
虽然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2010年以后不良贷款率一直在1%左右波动，2004年曾高达1557%），但不良贷款数额依然很大（2013年四季度为3400亿元）。而在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构成中，国有企业的贷款占大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不对呆账坏账作出及时处理，不仅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运营风险，而且使国有企业得以高负债运行（很多时候企业的债务已经超过了企业资产）。这实际上使企业的破产机制形同虚设。破产机制的缺失，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减少了风险上的约束，不会因为经营业绩差而受到惩罚。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方面是软预算约束，筹资较容易；另一方面是破产机制缺失，无还债压力。在这双重影响下，国企经营者必然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风险高，但短期内收益大的项目中去。赚了算经营者的，赔了算国家的。企业外部约束条件的软化，大大诱导了国企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3 结语
在委托—代理的公司治理框架下，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行为目标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兼容。经营者的短期行为问题成为现代企业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还不是很完善和成熟，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问题必将贯穿于整个国有企业的发展之中。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产生，既與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弱化有关，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比如，健全国企经营者激励制度，将经营者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挂钩，让经营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打破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清楚界定国企经营者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加速培育企业家人才市场，加大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对外招聘，为国企管理层补充新鲜血液，增添活力；对经营业绩差、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引入破产机制，及时进行清算和重组，增加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机会成本。而这些措施需要寓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并实现制度化。
参考文献
[1]陈钊，陆铭.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制度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1999，（2）：9-13.
[2]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J].经济研究，1996，（9）：3-15.
[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国企高管当以公开招聘为主[J].中国经济周刊，2008，（26）：5.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国企改革；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1-0131-02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开始对自身的经营体制进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不断凸显。其实，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初就已经存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
1 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表现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内涵不断扩展。它不仅指经营者只追求短期利益（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效用收益），不注重远期盈利的资本投资；只关心企业留利水平，不关心资产价值；只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指当企业改革有损于企业经营者的既得利益时，即使改革本身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经营者也可能会阻碍改革的推行，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具体表现：比如，在资产评估中人为地低估资产价值，“贱卖”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甚至以权谋私；不关注企业持续生产能力的培植，使得企业发展缺乏后劲；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把现金流转化成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压制了企业的有效投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造成国有企业资源大量浪费，部门运转效率低下，增加企业运行的潜在风险，严重抑制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
2 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原因分析
（1）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造成国企所有者与经营者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
从国有企业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国有企业是全体国民共同所有的，但由于居民数量的庞大性和分散性，每个国民不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具体事务进行直接的决策和监督。所以，政府作为国民利益的代表，接受全体国民的委托，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也就是说，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政府作为国有企业资本的主要出资人，承担着企业生产、销售、分配、投资等环节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奈特的理论，利润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补偿。因此，政府拥有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即相对于合同收益而言，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政府作为非人格化的公共机构，不可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它必须派出它的代理人——国企经营者来代替自己行使剩余控制权，即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如果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掌握在企业同一群体手中，则这一群体是最有可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因为这一群体在拥有企业营运的决策权的同时，也承担着企业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他们的决策不能从企业的长远价值做出的话，就会面临企业被清算或重组的危险。
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属于政府，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掌握着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配的不對称，使得国企经营者只能领取固定的薪酬工资，而不能参与企业收益的最终分配。也因为上述情况，企业经营者不愿意承担长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利用企业决策，寻找短期内创收的途径，大量吸入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获得显著的收入，进而把收入工资化、福利化，增大个人效用。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同时，盲目扩大企业规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但企业规模一旦超过了合理的区间，反而会影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配的不对称，导致了所有者、经营者风险与收益的不统一，进而造成了双方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企业所有者以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为目标，企业经营者以个人收益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这种在企业发展目标上的分歧，使得国企经营者在做决策时趋向短期行为。
（2）资本市场经营者选择与国企经营者任命制的矛盾，导致经营者行为目标趋于短期。
一般来讲，企业的经营者大部分是从企业家市场上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出来的。而资本市场与企业家市场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达会推进企业家市场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讲，资本市场是检验经营者能力的最重要场所。以股票市场为例，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在做出决策时，必须将企业的长期价值考虑其中，通过企业长期效益的增长，使投资者的股票价值不断增殖，为股东赚取更多的财富。否则，投资者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注入到某支企业股票时，却不能发现该企业长期发展的潜力，就会使投资者失去对该支股票的信心，进而将资金投入到其它股票中去，即“用脚投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财务危机，进而威胁到企业经营者的决策地位，甚至使其失去该职位，重回企业家市场。那么企业经营者在以后的决策中就会重视企业的资产价值而不只是简单的账面利润。
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讲，在企业的股东大会中，除了政府以外，有许多占有不同股权比重的股东。但政府在企业股权比重中的绝对优势，使其实际上拥有了企业经营者的人事任免权力，可以选择企业的经营者。政府并不是从企业家市场进行选择，而是从国有企业内部直接挑选，或从其他政府机构调任。虽然在央企方面，近年来由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拔任用的各级经营管理者管理人员已经占到经营管理人员总数的近30%，但这毕竟还是比较小的比例，我国国企高管、尤其是最高管理人员的考核和任命基本仍由各级政府决定和安排。这样，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带有某种“血缘”色彩。 政府的最大股东身份掩盖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诉求。即使其他股东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退出企业的股东层，但由于政府在某些行业（如供水、供电、金融、通讯等）退出的不可能性，国有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对国企经营者的约束力大大减弱。同时，国有企业的行政任命制又使得经营者为了个人的升迁，“商而优则仕”，渴望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以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者就会将手中的资源配置在他们认为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增加账面利润的投资项目中，而不是能够拉动企业长期发展的项目中去。
（3）软预算约束和破产机制缺失，使得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风险大大降低。
国有企业改制后，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各个企业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原国家财政预算体制下的直接拨款，向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借贷过渡。同时，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后，其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申请的贷款不是只借不还的财政拨款，而是有借有还的债务。双方之间存在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契约关系。如果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银行作为债权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对不能偿还债务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程序。
但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血缘关系”。对于国企的经营者来说，他们认为向银行的贷款只不过是财政支持的方式变了，即企业的财务人员原来去财政部门领钱，现在去银行领钱，并没有强烈的债务意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都是实行任期制的。在他们任期内，如果国有企业欠债不还而造成银行呆账坏账的话，国有银行的经营者并不急于向欠债企业讨要债款，而是通过会计方法掩盖呆账坏账，将这一问题留给继任者。因为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只关注账面利润，而非长期价值。账面利润关乎到银行经营者的个人收益。
虽然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2010年以后不良贷款率一直在1%左右波动，2004年曾高达1557%），但不良贷款数额依然很大（2013年四季度为3400亿元）。而在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构成中，国有企业的贷款占大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不对呆账坏账作出及时处理，不仅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运营风险，而且使国有企业得以高负债运行（很多时候企业的债务已经超过了企业资产）。这实际上使企业的破产机制形同虚设。破产机制的缺失，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减少了风险上的约束，不会因为经营业绩差而受到惩罚。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方面是软预算约束，筹资较容易；另一方面是破产机制缺失，无还债压力。在这双重影响下，国企经营者必然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风险高，但短期内收益大的项目中去。赚了算经营者的，赔了算国家的。企业外部约束条件的软化，大大诱导了国企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3 结语
在委托—代理的公司治理框架下，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行为目标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兼容。经营者的短期行为问题成为现代企业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还不是很完善和成熟，国企经营者行为短期化问题必将贯穿于整个国有企业的发展之中。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产生，既與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弱化有关，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比如，健全国企经营者激励制度，将经营者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挂钩，让经营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打破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清楚界定国企经营者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加速培育企业家人才市场，加大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对外招聘，为国企管理层补充新鲜血液，增添活力；对经营业绩差、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引入破产机制，及时进行清算和重组，增加国企经营者短期行为的机会成本。而这些措施需要寓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并实现制度化。
参考文献
[1]陈钊，陆铭.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制度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1999，（2）：9-13.
[2]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J].经济研究，1996，（9）：3-15.
[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国企高管当以公开招聘为主[J].中国经济周刊，2008，（26）：5.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