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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伊斯的《一朵浮云》与池莉的《烦恼人生》主要都描写了主人公当下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在一种偶然的机遇中，对自身生活的反省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然而其相似的遭遇却引出完全不一样的反思，其根由在于两人所呈现出的人格心理的差异。小钱德勒与印家厚迥异的人生观正源于他们人格上的差异，对这种人格差异细做比较，也许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
关键词：生存困境 人格差异 《一朵浮云》 《烦恼人生》
詹姆斯·乔伊斯的《一朵浮云》和池莉的《烦恼人生》都各是一组系列小说中流传很广的作品，二者在主题内容和文本细节上的相似性，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比较空间，而它们的同中之异更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文艺心理学的领域，在比较的基础上，认清我们自身的处境。《一朵浮云》和《烦恼人生》主要都描写了主人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在偶然机遇中形成的对生活的反省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然而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二者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心理，这不同的人格不仅属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也属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两个民族。有比较鉴别才更容易厘清自己，而这正是将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比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故事都是在一个陈旧古老的城市里慢悠悠地发生的，那些让人觉得十分可怜的“简陋的棚屋”“破旧的老朽的平房”把城市的面容雕刻得无比沧桑，无论是20世纪初的都柏林，还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武汉，它们同样处于艰辛和挣扎的状态之中，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与此相应的是生于其中的市民们精神风貌的颓唐和疲惫；两座城市都如同池莉所描写的那哼哼叽叽的“笨拙得像头老牛”一样的公共汽车，载着它们迷惘的子民，在朝向现代文明的路途中步履蹒跚。城市被污秽腻烦的气氛笼罩，在它们长疮的皮肤的褶皱里是相同的邋遢的大街、浑浊的河水、蓬头垢面的昏昏欲睡的人们。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轮渡的甲板上，我们看见一个个麻木的瘫痪的人，在这些人堆里小钱德勒心慌意乱地赶路，印家厚抱着孩子正耷拉着脑袋打呼噜。
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从繁琐卑微的生活洪流中截取出平凡短暂的一段，他们的描写让人信服这段时间并非迥异于主人公的其他任何一段时间，这“一天”的生活就是千篇一律的“每一天”的生活。因此，见微知著，从一个截面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并看到了所有人的苦闷的人生。小钱德勒去见一个八年未见的朋友，如果说这是溢出于日常表达之外的“意外”，那么他依然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家，去应对昨日前日已经面对过的一切；印家厚更是摸黑起床天黑回家，让昨天的明天的生活在今天重复一遍。他们有过“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少年的梦”，小钱德勒有不错的出生和教养，做单身汉时他买来很多诗集，独自吟诵；印家厚“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即便在今天他们偶尔还能显示才情，不与周围的人群相同，很多薄暮时分钱德勒还想抽出书架上的诗集，与妻子奇文共欣赏；在轮渡上印家厚对诗文的见解也博得文学爱好者们的激赏。
然而岁月无情，少年的梦在而立之年变得漫漶模糊，时光逝去，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庸俗气味。钱德勒在拜伦早年浅薄悒郁的诗里幻想着重温旧梦；印家厚以梁羽生的小说聊以自慰。琐细而繁重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容貌，更使他们陷于烦恼和困顿之中，正如印家厚那首被轮渡上的“愤青”们所津津乐道的短诗，把生活比作网，网粘住了我们，并圈定出人生的深渊和末日。单调的令人厌烦的文书工作，拮据的经济状况，让钱德勒体味到生之厌烦，他甚至从妻子俊俏的面孔和眼睛里看出“猥琐的气息”，他“厌烦”，他怀疑“为什么娶了照片上的那双眼睛”，那些他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并且费用尚未付清的家具也是“漂亮而拘谨的”，“他的内心涌起一阵麻木的反感，对生活的厌恶”；印家厚的生活更是窝囊，“猪狗窝”似的房子是老婆借来的，摸黑起床跑月票去遥远的单位上班，给孩子找不到全托幼儿园，工厂里人事中的勾心斗角，他的“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的老婆“爱和他扯横皮”，在他熄灭电灯“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时，甚至涌起一个吓人的念头，生活的辛酸让他“逐渐感到了心中的苍茫”。人到中年，生活中的困境像长江上的晨雾一样弥散开来，将他笼罩其中，无法脱身。
如果说这一天确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这一天，小钱德勒和印家厚都因某种契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生存的困境。让他们照见自身处境的“镜子”都是已经歇顶的老友。加拉赫的衣锦还乡“搅乱了他（按指小钱德勒）敏感的天性。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同朋友的生涯不可同日而语”；是江南下的信让印家厚“万千思绪飘来飘去”，他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意识到“少年的梦”“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他们深陷进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中，日久便丧失了改变的与勇气，甚至连反省的念头也被打消。但是他们朋友的经历，作为一种参照，给予他们深深的刺激，打破了他们曾有的平衡感，让他们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开始反躬自省，从而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困境。
朋友们的经历使小钱德勒和印家厚变得蠢蠢欲动，似乎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已向他们敞开，小钱德勒在赴约的路上觉得“每走一步，他便进一步靠近伦敦，而离这儿毫无艺术性的古板生活更远了”，“他有形形色色的情绪和印象，要以诗歌抒发”，在伦敦报界走运的加拉赫或许“有办法替他登在伦敦什么报刊上”。老友与他分享的得意非凡的生涯，还有酒和雪茄让钱德勒自己也得意非凡起来，“他有把握，一旦遇到机会，他肯定能大展鸿图，比这朋友已经或可能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他想离开身处的斗室，离开这悲观的都柏林；江南下的信提起当知青时不羁的生活，还有印家厚美好的初恋，“一切都从最底层浮起来了”，毋宁说逝去的快乐的生活正是每个人时时都想回去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那就是印家厚被勾起的“少年的梦”。他们沉浸在因为老友而展开的另一种生活图卷的幻想里，莫名地欢愉、兴奋，不嗜烟酒的钱德勒已是四杯威士忌下肚，情绪激动，甚至邀请朋友当晚再到家中做客，一醉方休；印家厚也说“江南下，向你致敬”，“他一弹腿跳了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朝车间走去”，从上午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可是一切只是幻象，那似乎已向他们招手的“另一种生活”瞬间便化为泡影。小钱德勒回到家，面对哭泣的孩子和妻子的质问与憎恨，“羞惭得无地自容”，他“眼中淌下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离开，阴郁的都柏林已经深深地融入他的生命；相比之下，印家厚更“能够面对现实”，从江南下的离婚危机中他看到“自己生活正常”，“他的自信心陡然增强了好多倍”。回到家在睡梦中“他看见自己在空中对躺着的自己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面对相似的生活遭遇，钱德勒和印家厚最终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种种人生困境在小钱德勒那里变成不能逾越的命运，他低下头默默承受；印家厚却对未来信心百倍，“安心入睡了”。是什么导演了这种戏剧化的差异，让他们对相似的人生处境形成不同的反应和认识呢？这种差异或许源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说：“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便有什么样的人生观。”？譺？訛我们细做比较会发现钱、印二人在人格结构上呈现出的差异。面对同样的生存困境，他们在分析其原因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究竟是什么妨碍他，使他出不了头？”小钱德勒想，“乃是自己不幸的腼腆！”在他看来，一切不幸的源头正来自他自身，“他长得单薄，一双手白皙而小巧，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总是精心梳理柔软而光泽的浅色头发与八字胡须，并在手帕上洒一点儿香水。他那弯弯的指甲轮修剪得十分纤美。他莞尔一笑的时候，微微露出雪白的贝齿，宛如孩子的稚牙”。作者想呈现给人们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腼腆”的小钱德勒，抑郁，胆小，当他穿过都柏林那些阴暗、狭窄的小巷时，偶尔听见窃窃的笑声会吓得直哆嗦，他无可救药的羞涩让他在给妻子买一件短衫时甚至不敢拿找回的零钱。抑郁腼腆的天性让钱德勒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最悲观的打算，“每当他想起人生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不可排遣的淡淡的哀愁，他深知同命运挣扎是完全徒然的”。这是他一贯的认知与体验，因此，与其说小钱德勒在文章结尾处的“悔恨的泪水”，如评论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瞬间顿悟”，不如说是让他回到自身，他的思绪像鲁迅《在酒楼上》的苍蝇，在一次美妙的幻想之旅结束后又回到认知的原点。他“悔恨”（原文为remorse，有“懊悔”，“自责”的意思）首先是因为“懊悔”自己竟然如此天真，漠视“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给他的教训”，乃至无谓地幻想；其次就是“自责”，他甚至不会哄孩子，不会安慰盛怒中的妻子，是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钱德勒为自己的天性惋惜不已，也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在心里叹服加拉赫“罕见的才能”，“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总有一种……某种魅力，叫你不由得佩服他、羡慕他”，甚至在回忆加拉赫山穷水尽中的镇定自若时“小钱德勒自己也感到自豪”。自己一切的不幸正源于“腼腆”，不可更改，这是沉痛的命运，西方传统的命运观认为，“命运即便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但他落到这个特定的人头上，毕竟是因为这个人的人格适合于承担这种命运”？譻？訛。这样，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勇敢承担这命运，而不是怨天尤人。当小钱德勒从南柯梦中惊醒过来，“流下悔恨的泪水”时，他几乎是悲壮的。不幸是注定的，却只能选择它并且自己负责，这是基于对自己清醒认识的结果。“认识你自己！”这是两千多年前德尔菲神庙前的一段铭文，从那时起西方人不断进行“我是谁？”的追问，无论是第欧根尼的“我在寻找人”，还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变成横亘在西方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局限性，这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真诚。小钱德勒是文弱却真诚的，他身陷“围城”，无所作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却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和完整。
相形之下，印家厚显然更缺少坦诚的品格，他总是用外在于自己的原因来解释面临的困顿。谈恋爱时他“就是厂里够资格分房的工人之一”，但因为厂长言而无信，如今被妻子“任意鄙薄，他却不能同样去对付厂长”；夫妻不睦是因为妻子不理解他，当雅丽称赞他俏皮地抵消了三等奖的耻辱时，“印家厚不能不遗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儿子入不了托，那是因为“幼儿园的不健全”……他把所有怨怒与愤恨倾泻在那些假想的质问对象上，而把自身应负的责任全都推脱掉。也许他妻子的话虽然刻薄却不乏真实，“窝囊叭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批评家雷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有谁认为假若印家厚解决了住房，就会精神大振，烦恼顿消，那只能是误解。”？譼？訛其实有这种误解的恰是印家厚本人，他所有的不幸全是外界强加的，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内心当然就会“烦恼顿消”，印家厚“自欺”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自欺”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谎，作为说谎的主体他知道真相，作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真相又被遮蔽，自欺者就这样把自己推到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他对这种尴尬处境有所觉悟，却从来没有试图改变或者说根本就无力改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自欺的第一个行动乃是去逃避它所不能逃避的，要逃脱它所是的东西”？譽？訛。具体到《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从对他的日常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自欺的人格特征，“轮到情绪极度颓丧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其实同学在炼钢厂辛苦与否并不会改变印家厚本人的境况，他只是通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有意忽略客观存在的困境。他从江南下的离婚危机中获得的信心出于同一种人格心理。他伏在船舷上朝长江抽烟时感到心中江水一样的“苍茫”，可他很快便不敢面对，“多少年来内心深藏的忧郁”，“使他变得沉默，变得一切都不在乎”的忧郁，只是因为一个他不敢叫出的名字——那曾经美好的初恋就是他沉默、苍茫的原因。印家厚又一次避重就轻，放过现实的烦恼。假如生活欺骗了他，他还有最后的借口来宽慰自己：“谁又敢断言这小子将来不是个将军？”儿子未可知的将来一样可以让他“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印家厚自欺和分裂的人格在他把生活比做梦的短诗里得到最生动的展示，“梦”比“网”所指更模糊，它一方面暗示生活的虚幻性质；另一方面又可以代表希望。他分裂为两个，作为说谎者他清楚生活的虚幻本相，作为受骗者他又安慰自己给生活以希望。这本无可厚非，印家厚甚至因此成为“宽厚坚强的男子汉”，雷达便对他的“忍耐”大加赞赏。问题是印家厚并不是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剖析而欣然接受人生的挑战的，毋宁说他害怕直面人生。他沉浸在中国人“难得糊涂”的奇妙境界里，像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以为蒙住眼睛困境就自动消退。这样印家厚表面的勇敢却是真正的逃避。他确实能“好死不如赖活”，却放弃了成为自己的尊严。时代的无序是可怕的，然而更可怕的是人格的混沌不清。所以，当80年代前市场经济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远去，印家厚们是否也一去不复返了呢？这是我们需要反躬自问的。
本文中《烦恼人生》的引文均据池莉：《烦恼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一朵浮云》引文均据詹姆斯·乔伊斯著、孙梁等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第305页。
见雷达为池莉《烦恼人生》一书所作序言，池莉：《烦恼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5页。
关键词：生存困境 人格差异 《一朵浮云》 《烦恼人生》
詹姆斯·乔伊斯的《一朵浮云》和池莉的《烦恼人生》都各是一组系列小说中流传很广的作品，二者在主题内容和文本细节上的相似性，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比较空间，而它们的同中之异更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文艺心理学的领域，在比较的基础上，认清我们自身的处境。《一朵浮云》和《烦恼人生》主要都描写了主人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在偶然机遇中形成的对生活的反省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然而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二者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心理，这不同的人格不仅属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也属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两个民族。有比较鉴别才更容易厘清自己，而这正是将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比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故事都是在一个陈旧古老的城市里慢悠悠地发生的，那些让人觉得十分可怜的“简陋的棚屋”“破旧的老朽的平房”把城市的面容雕刻得无比沧桑，无论是20世纪初的都柏林，还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武汉，它们同样处于艰辛和挣扎的状态之中，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与此相应的是生于其中的市民们精神风貌的颓唐和疲惫；两座城市都如同池莉所描写的那哼哼叽叽的“笨拙得像头老牛”一样的公共汽车，载着它们迷惘的子民，在朝向现代文明的路途中步履蹒跚。城市被污秽腻烦的气氛笼罩，在它们长疮的皮肤的褶皱里是相同的邋遢的大街、浑浊的河水、蓬头垢面的昏昏欲睡的人们。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轮渡的甲板上，我们看见一个个麻木的瘫痪的人，在这些人堆里小钱德勒心慌意乱地赶路，印家厚抱着孩子正耷拉着脑袋打呼噜。
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从繁琐卑微的生活洪流中截取出平凡短暂的一段，他们的描写让人信服这段时间并非迥异于主人公的其他任何一段时间，这“一天”的生活就是千篇一律的“每一天”的生活。因此，见微知著，从一个截面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并看到了所有人的苦闷的人生。小钱德勒去见一个八年未见的朋友，如果说这是溢出于日常表达之外的“意外”，那么他依然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家，去应对昨日前日已经面对过的一切；印家厚更是摸黑起床天黑回家，让昨天的明天的生活在今天重复一遍。他们有过“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少年的梦”，小钱德勒有不错的出生和教养，做单身汉时他买来很多诗集，独自吟诵；印家厚“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即便在今天他们偶尔还能显示才情，不与周围的人群相同，很多薄暮时分钱德勒还想抽出书架上的诗集，与妻子奇文共欣赏；在轮渡上印家厚对诗文的见解也博得文学爱好者们的激赏。
然而岁月无情，少年的梦在而立之年变得漫漶模糊，时光逝去，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庸俗气味。钱德勒在拜伦早年浅薄悒郁的诗里幻想着重温旧梦；印家厚以梁羽生的小说聊以自慰。琐细而繁重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容貌，更使他们陷于烦恼和困顿之中，正如印家厚那首被轮渡上的“愤青”们所津津乐道的短诗，把生活比作网，网粘住了我们，并圈定出人生的深渊和末日。单调的令人厌烦的文书工作，拮据的经济状况，让钱德勒体味到生之厌烦，他甚至从妻子俊俏的面孔和眼睛里看出“猥琐的气息”，他“厌烦”，他怀疑“为什么娶了照片上的那双眼睛”，那些他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并且费用尚未付清的家具也是“漂亮而拘谨的”，“他的内心涌起一阵麻木的反感，对生活的厌恶”；印家厚的生活更是窝囊，“猪狗窝”似的房子是老婆借来的，摸黑起床跑月票去遥远的单位上班，给孩子找不到全托幼儿园，工厂里人事中的勾心斗角，他的“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的老婆“爱和他扯横皮”，在他熄灭电灯“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时，甚至涌起一个吓人的念头，生活的辛酸让他“逐渐感到了心中的苍茫”。人到中年，生活中的困境像长江上的晨雾一样弥散开来，将他笼罩其中，无法脱身。
如果说这一天确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这一天，小钱德勒和印家厚都因某种契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生存的困境。让他们照见自身处境的“镜子”都是已经歇顶的老友。加拉赫的衣锦还乡“搅乱了他（按指小钱德勒）敏感的天性。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同朋友的生涯不可同日而语”；是江南下的信让印家厚“万千思绪飘来飘去”，他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意识到“少年的梦”“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他们深陷进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中，日久便丧失了改变的与勇气，甚至连反省的念头也被打消。但是他们朋友的经历，作为一种参照，给予他们深深的刺激，打破了他们曾有的平衡感，让他们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开始反躬自省，从而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困境。
朋友们的经历使小钱德勒和印家厚变得蠢蠢欲动，似乎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已向他们敞开，小钱德勒在赴约的路上觉得“每走一步，他便进一步靠近伦敦，而离这儿毫无艺术性的古板生活更远了”，“他有形形色色的情绪和印象，要以诗歌抒发”，在伦敦报界走运的加拉赫或许“有办法替他登在伦敦什么报刊上”。老友与他分享的得意非凡的生涯，还有酒和雪茄让钱德勒自己也得意非凡起来，“他有把握，一旦遇到机会，他肯定能大展鸿图，比这朋友已经或可能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他想离开身处的斗室，离开这悲观的都柏林；江南下的信提起当知青时不羁的生活，还有印家厚美好的初恋，“一切都从最底层浮起来了”，毋宁说逝去的快乐的生活正是每个人时时都想回去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那就是印家厚被勾起的“少年的梦”。他们沉浸在因为老友而展开的另一种生活图卷的幻想里，莫名地欢愉、兴奋，不嗜烟酒的钱德勒已是四杯威士忌下肚，情绪激动，甚至邀请朋友当晚再到家中做客，一醉方休；印家厚也说“江南下，向你致敬”，“他一弹腿跳了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朝车间走去”，从上午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可是一切只是幻象，那似乎已向他们招手的“另一种生活”瞬间便化为泡影。小钱德勒回到家，面对哭泣的孩子和妻子的质问与憎恨，“羞惭得无地自容”，他“眼中淌下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离开，阴郁的都柏林已经深深地融入他的生命；相比之下，印家厚更“能够面对现实”，从江南下的离婚危机中他看到“自己生活正常”，“他的自信心陡然增强了好多倍”。回到家在睡梦中“他看见自己在空中对躺着的自己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面对相似的生活遭遇，钱德勒和印家厚最终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种种人生困境在小钱德勒那里变成不能逾越的命运，他低下头默默承受；印家厚却对未来信心百倍，“安心入睡了”。是什么导演了这种戏剧化的差异，让他们对相似的人生处境形成不同的反应和认识呢？这种差异或许源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说：“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便有什么样的人生观。”？譺？訛我们细做比较会发现钱、印二人在人格结构上呈现出的差异。面对同样的生存困境，他们在分析其原因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究竟是什么妨碍他，使他出不了头？”小钱德勒想，“乃是自己不幸的腼腆！”在他看来，一切不幸的源头正来自他自身，“他长得单薄，一双手白皙而小巧，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总是精心梳理柔软而光泽的浅色头发与八字胡须，并在手帕上洒一点儿香水。他那弯弯的指甲轮修剪得十分纤美。他莞尔一笑的时候，微微露出雪白的贝齿，宛如孩子的稚牙”。作者想呈现给人们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腼腆”的小钱德勒，抑郁，胆小，当他穿过都柏林那些阴暗、狭窄的小巷时，偶尔听见窃窃的笑声会吓得直哆嗦，他无可救药的羞涩让他在给妻子买一件短衫时甚至不敢拿找回的零钱。抑郁腼腆的天性让钱德勒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最悲观的打算，“每当他想起人生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不可排遣的淡淡的哀愁，他深知同命运挣扎是完全徒然的”。这是他一贯的认知与体验，因此，与其说小钱德勒在文章结尾处的“悔恨的泪水”，如评论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瞬间顿悟”，不如说是让他回到自身，他的思绪像鲁迅《在酒楼上》的苍蝇，在一次美妙的幻想之旅结束后又回到认知的原点。他“悔恨”（原文为remorse，有“懊悔”，“自责”的意思）首先是因为“懊悔”自己竟然如此天真，漠视“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给他的教训”，乃至无谓地幻想；其次就是“自责”，他甚至不会哄孩子，不会安慰盛怒中的妻子，是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钱德勒为自己的天性惋惜不已，也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在心里叹服加拉赫“罕见的才能”，“伊格内修斯·加拉赫总有一种……某种魅力，叫你不由得佩服他、羡慕他”，甚至在回忆加拉赫山穷水尽中的镇定自若时“小钱德勒自己也感到自豪”。自己一切的不幸正源于“腼腆”，不可更改，这是沉痛的命运，西方传统的命运观认为，“命运即便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但他落到这个特定的人头上，毕竟是因为这个人的人格适合于承担这种命运”？譻？訛。这样，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勇敢承担这命运，而不是怨天尤人。当小钱德勒从南柯梦中惊醒过来，“流下悔恨的泪水”时，他几乎是悲壮的。不幸是注定的，却只能选择它并且自己负责，这是基于对自己清醒认识的结果。“认识你自己！”这是两千多年前德尔菲神庙前的一段铭文，从那时起西方人不断进行“我是谁？”的追问，无论是第欧根尼的“我在寻找人”，还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变成横亘在西方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局限性，这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真诚。小钱德勒是文弱却真诚的，他身陷“围城”，无所作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却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和完整。
相形之下，印家厚显然更缺少坦诚的品格，他总是用外在于自己的原因来解释面临的困顿。谈恋爱时他“就是厂里够资格分房的工人之一”，但因为厂长言而无信，如今被妻子“任意鄙薄，他却不能同样去对付厂长”；夫妻不睦是因为妻子不理解他，当雅丽称赞他俏皮地抵消了三等奖的耻辱时，“印家厚不能不遗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儿子入不了托，那是因为“幼儿园的不健全”……他把所有怨怒与愤恨倾泻在那些假想的质问对象上，而把自身应负的责任全都推脱掉。也许他妻子的话虽然刻薄却不乏真实，“窝囊叭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批评家雷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有谁认为假若印家厚解决了住房，就会精神大振，烦恼顿消，那只能是误解。”？譼？訛其实有这种误解的恰是印家厚本人，他所有的不幸全是外界强加的，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内心当然就会“烦恼顿消”，印家厚“自欺”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自欺”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谎，作为说谎的主体他知道真相，作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真相又被遮蔽，自欺者就这样把自己推到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他对这种尴尬处境有所觉悟，却从来没有试图改变或者说根本就无力改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自欺的第一个行动乃是去逃避它所不能逃避的，要逃脱它所是的东西”？譽？訛。具体到《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从对他的日常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自欺的人格特征，“轮到情绪极度颓丧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其实同学在炼钢厂辛苦与否并不会改变印家厚本人的境况，他只是通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有意忽略客观存在的困境。他从江南下的离婚危机中获得的信心出于同一种人格心理。他伏在船舷上朝长江抽烟时感到心中江水一样的“苍茫”，可他很快便不敢面对，“多少年来内心深藏的忧郁”，“使他变得沉默，变得一切都不在乎”的忧郁，只是因为一个他不敢叫出的名字——那曾经美好的初恋就是他沉默、苍茫的原因。印家厚又一次避重就轻，放过现实的烦恼。假如生活欺骗了他，他还有最后的借口来宽慰自己：“谁又敢断言这小子将来不是个将军？”儿子未可知的将来一样可以让他“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印家厚自欺和分裂的人格在他把生活比做梦的短诗里得到最生动的展示，“梦”比“网”所指更模糊，它一方面暗示生活的虚幻性质；另一方面又可以代表希望。他分裂为两个，作为说谎者他清楚生活的虚幻本相，作为受骗者他又安慰自己给生活以希望。这本无可厚非，印家厚甚至因此成为“宽厚坚强的男子汉”，雷达便对他的“忍耐”大加赞赏。问题是印家厚并不是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剖析而欣然接受人生的挑战的，毋宁说他害怕直面人生。他沉浸在中国人“难得糊涂”的奇妙境界里，像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以为蒙住眼睛困境就自动消退。这样印家厚表面的勇敢却是真正的逃避。他确实能“好死不如赖活”，却放弃了成为自己的尊严。时代的无序是可怕的，然而更可怕的是人格的混沌不清。所以，当80年代前市场经济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远去，印家厚们是否也一去不复返了呢？这是我们需要反躬自问的。
本文中《烦恼人生》的引文均据池莉：《烦恼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一朵浮云》引文均据詹姆斯·乔伊斯著、孙梁等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第305页。
见雷达为池莉《烦恼人生》一书所作序言，池莉：《烦恼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