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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巨头，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与人类学家开展广泛合作，在人机交互设计、全球市场开拓等方面展现人类学的价值。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学家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和设计师、工程师的跨学科合作，让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伦理陷阱。
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未来，他们还可能完成怎样的任务？
人类学通常被误认为是小众、暖昧不明甚至过于浪漫的学科。人类学经典《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忧郁的热带》听起来也满怀诗意。早期人类学家常常被想象成孤独又勇敢的冒险家。他们只身深入热带岛屿，探索原始部落的奇异世界。而美剧《识骨寻踪》的流行则让法医人类学家的形象深入人心，人类学家又被想象成穿着白大褂、拿着尺子测量人类头骨，或是在考古废墟上挖石头、搜集人类残骸的“科学怪人”。
其实，今天的主流人类学已经远非对原始族群的异域情调式的调查。虽然人类学家还是会跑遍世界的角落，使用进入实地的田野调查方法，但是研究已经涵盖现代社会的新现象、新议题，包括数字技术、信息产业等有关科学技术的现实问题。
人类学也非常关注技术对传统业务、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改变：
人类学家项飚的著作《全球“猎身”》中揭示，大量印度程序员如何被“全球猎身”系统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欧美各大IT企业;
在《HighTechandHighHeelsintheGlobalEconomy》一书中，人类学家带领读者来到岛国巴巴多斯，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离岸中心，加勒比女性成为全球信息产业链条中的一环;
在肯尼亚，数码人类学家发现，货币的数码化（如M-Pesa等基于移动电话的货币系统）给那些被排除在银行业务和小额贷款之外的底层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看起来“诗意又高冷”的人类学如何应用于商业世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猜测一下，在学术机构之外，谁雇用的人类学家最多？
答案是微软。
微软是全球人类学家第二大雇主（第一大雇主是美国军方）。此外，人类学家的雇主名单上还有谷歌、英特尔、苹果、IBM、惠普、Xerox、乐高、Uber、MTV、星巴克、奥美……
01商业公司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家？
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是通过实地调查、撰写民族志，深度描述不同国家、族群、行业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这样的理解生活和行事。
你可以把人类学家想象成不同文化或群体之间的翻译、侦探或者间谍。他们观察、刺探、诠释某一个群体的（潜）规则、机制、关系、模式、习惯、常识，以及人的信仰系统、价值观念和意义世界。
在公司里，应用人类学通过调查得到数据，理解一个特定的社区或者群体，能够更好地与他们建立沟通。他们参与到商业的不同阶段，从品牌的定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到用户调查、市场营销、策略制定。他们可以帮助设计师、工程师和营销人员理解多样化的用户行为、需求与意愿。
科技公司聘用人类学家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特尔就邀请人类学家成立“人类与行为研究实验室”;谷歌曾聘用人类学者探讨“移动”的意义，其策略规划部门的主管AbigailPosner也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如今，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GenevieveBell也作为英特尔院士、互动及体验研究事务总监，带领了一支100人的研究团队，以帮助公司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全世界的电脑用户，实现英特尔“让技术与生活紧密衔接”的目标。
人类学最独到和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的理论，而是它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家使用全景式、沉浸式、体验式的调查方法，到当地去，花一段时间住在那里，参与到对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所谓的“参与式观察”。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你，就变成你，见你所见、感你所感。再加上适时的深度访谈，针对特定的话题或发现向对方展开追问，深入挖掘来龙去脉，剖析缘由，找到解释。
这种调查可以说非常奢侈，因为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进入调查环境，让对方接纳自己，展露自然真实的状态，这些本身就不容易。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收集的信息足够全面，全面到可以涵盖对方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史;足够深刻，深入到理解
他們所秉持的信仰、禁忌、伦理和道德。而了解到这些，就可以理解一句话、个事件、一样物品、一种行为，对调查对象来说都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应用人类学提供的东西：厚数据（thickdata）。
02人类学家是如何让数据变“厚”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不仅要“大”，更要“厚”。大量的公司并不缺数据，缺的是对数据的有效解读。如果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意义，就无法基于这些数据制订商业策略。简而言之，大数据让我们“知其然”，人类学提供诠释和解读，帮我们“知其所以然”。
在厚数据当中，用户不只是一个数字或抽离出背景的个体。他/她有历史、有文化传统、有社会关系、有社会角色、有身份认同、有世界观;他/她有生活、有顾忌、有渴望有情感、有怀疑、有畏惧、有不满，还有道德考量;他/她的日常活动，尤其是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基于成本收益、好坏贵贱的理性数字计算。
人类学可以帮助公司理解用户头脑里的想法、行为背后的意义。
在英特尔，人类学家Bell带领的研究团队深刻影响着公司的研发方向。例如，这支团队推动了英特尔的车载技术向可移动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发展。他们是怎样做的？
Bell团队首先调查了世界各地的车主，清点他们放在车上的所有物品。调查发现，汽车制造商为了确保行驶安全，避免司机分心做其他事，提供的车载功能并不完善，所以车主们不得不把一大堆个人设备带到车上。 经过分析，Bell的团队最终发现哪些技术是有价值的，还有哪些嵌入汽车的功能是多余的——它们长期以来都被忽略了。最终，英特尔为捷豹、路虎研发了未来汽车人机交互，与丰田联合研发了下一代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这一团队还曾做出“人将会是终极移动平台”的预测，这一洞见推动了英特尔向可穿戴技术和智能空间领域进军。
人类学对科技公司而言，不仅仅是市场调查或用户体验调研这么简单。人类学的视角提供着传统数据远远不能提供的价值。它为技术的研发带来创新视角。
身兼人类学家和软件开发工程师的AstridCountee指出，如果我们把“创新”界定为“用更好的想法来满足现有市场所满足的东西”，那么人类学家其实一直在创新。因为人类学家常常要把自己扔到不熟悉的环境中，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重拾好奇心，不断比照他人和自己。
借用中国人类学大师费孝通的话说，就是“我看人看我”。其结果是，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从而找到自己在习以为常中形成的盲点，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找到与世界互动的新模式。
需要提及的一个案例，是人类学家KenBanks通过在非洲的深度调研，开发了一个基于移动电话的免费短信系统FrontlineSMS，让非洲没有稳定互联网服务的用户也可以与他人大量交流、获取实时信息。FrontlineSMS在非洲得到广泛使用，人们用它做什么的都有一在尼日利亚，有人用它来跟踪大选选情;在萨尔瓦多，农民用它跟踪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03人类学家与工程师文化
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人类学家与工程师的角色有何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
我在过去十多年里做过一个研究，与城市垃圾有关。垃圾围城是现代城市的一大顽疾，海量垃圾每天源源不断地产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致力于更快速、高效地清除垃圾。焚烧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污染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垃圾焚烧厂成了不受欢迎的公共设施。
在问“如何更快、更高效、更安全地消灭垃圾”这个问题之前，人类学家会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垃圾？垃圾是从哪来的？在进入焚烧炉之前，有没有办法减少需要处理的垃圾总量？在其他的社会、文化、时代当中，有哪些处理垃圾的方案值得我们借鉴？
工程师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人类学家对问题本身发问。人类学另辟蹊径。人类学家与设计师、工程师合作，会带来创新，带来更有人性温度的技术。
人类学的价值还在于，为全球化时代提供跨国文化翻译。全球化，一方面让人类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结和依存;另方面，随着互动越来越密切，我们越来越需要处理文化、习俗、观念上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在今天，面对疫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此消彼长。不变的是对地方文化背景理解的需求，以及沟通的必要。
科技的流动跨越了国家族群的边界。然而科技在任何地方的研发、传播、应用，都需要落地，需要本地化。以描摹和诠释不同文化作为看家本领的人类学，擅长的正是在不同文化当中进行翻译和沟通，基于对人性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辨，找到共识和对话的基础。
例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自动翻译——即使全部使用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遣词造句也有很大差异。此外，还有手势、肢体语言等，不同文化中对数字、情绪等进行表达的手势也各有不同。
这些误解都可能导致沟通不畅，甚至触犯禁忌、冒犯对方。人工智能除了需要学会识别，还需要去创造动作，而这都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当中的表情、动作和肢体语言所代表意义的理解。
十几年前，在海外大型科技公司大举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曾与人类学者开展合作。
2008年，英特尔公司上海分部联络复旦大学，希望招募一个人类学者，帮助调研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用户有着怎样的计算机使用习惯。这是复旦的人类学者第一次参与商业活动，可能也是中国人类学家初涉科技领域的用户调查。
英特尔的GenevieveBell院士自己也来过中国，她的调查发现，中国父母的观念中普遍认为电脑会导致分心、影响孩子学习。基于此调查，英特尔专门为中国设计了家庭型电脑，试图通过模式分隔与切换，解决这一问题。
翻译是双向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公司、数字产品想要走出中國，也需要人类学的文化翻译。
人类学对科技发展的潜在价值还在于，它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蜂鸣器。
这一功用基于人类学的调性：人类学将科技视为一种文化。当然，这绝非否定科技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人类学只是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发工作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嵌入了具体的社会组织、历史和文化脉络当中。
对看起来普遍客观的科技和工程实践，人类学家特别擅长做的就是跳出盒子，对其进行观察、比较和理解。
04未来可期
当代人类学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性。
历史上，人类学客观上为殖民服务的（黑）历史暂且不提。可能部分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到了今天，人类学特别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一方面，它关注多元化的族群和文化，对于刻板印象、歧视、排斥特别敏感;另一方面，它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的视角，使它特别容易察觉人不容易意识到的权力关系——无论是来自族群与族群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同时，基于调查，它还常常能够揭示不公正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此外，如上文所述，它还挑战了科技对人类所面临问题的独家解释，它跳出盒子观察，对问题本身发问，探寻新方案。
人类学的批评或许刺耳，但就像蜂鸣器一样，为人类的平等、安全和尊严守卫，诘问科技的人性，让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伦理陷阱。
虽然在目前人类学的商业应用中，这个方面的功用尚未真正展开。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科技公司会越来越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和它作为蜂鸣器的声音。
只有工程师与人类学家携手，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向善。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学家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和设计师、工程师的跨学科合作，让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伦理陷阱。
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未来，他们还可能完成怎样的任务？
人类学通常被误认为是小众、暖昧不明甚至过于浪漫的学科。人类学经典《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忧郁的热带》听起来也满怀诗意。早期人类学家常常被想象成孤独又勇敢的冒险家。他们只身深入热带岛屿，探索原始部落的奇异世界。而美剧《识骨寻踪》的流行则让法医人类学家的形象深入人心，人类学家又被想象成穿着白大褂、拿着尺子测量人类头骨，或是在考古废墟上挖石头、搜集人类残骸的“科学怪人”。
其实，今天的主流人类学已经远非对原始族群的异域情调式的调查。虽然人类学家还是会跑遍世界的角落，使用进入实地的田野调查方法，但是研究已经涵盖现代社会的新现象、新议题，包括数字技术、信息产业等有关科学技术的现实问题。
人类学也非常关注技术对传统业务、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改变：
人类学家项飚的著作《全球“猎身”》中揭示，大量印度程序员如何被“全球猎身”系统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欧美各大IT企业;
在《HighTechandHighHeelsintheGlobalEconomy》一书中，人类学家带领读者来到岛国巴巴多斯，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离岸中心，加勒比女性成为全球信息产业链条中的一环;
在肯尼亚，数码人类学家发现，货币的数码化（如M-Pesa等基于移动电话的货币系统）给那些被排除在银行业务和小额贷款之外的底层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看起来“诗意又高冷”的人类学如何应用于商业世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猜测一下，在学术机构之外，谁雇用的人类学家最多？
答案是微软。
微软是全球人类学家第二大雇主（第一大雇主是美国军方）。此外，人类学家的雇主名单上还有谷歌、英特尔、苹果、IBM、惠普、Xerox、乐高、Uber、MTV、星巴克、奥美……
01商业公司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家？
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是通过实地调查、撰写民族志，深度描述不同国家、族群、行业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这样的理解生活和行事。
你可以把人类学家想象成不同文化或群体之间的翻译、侦探或者间谍。他们观察、刺探、诠释某一个群体的（潜）规则、机制、关系、模式、习惯、常识，以及人的信仰系统、价值观念和意义世界。
在公司里，应用人类学通过调查得到数据，理解一个特定的社区或者群体，能够更好地与他们建立沟通。他们参与到商业的不同阶段，从品牌的定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到用户调查、市场营销、策略制定。他们可以帮助设计师、工程师和营销人员理解多样化的用户行为、需求与意愿。
科技公司聘用人类学家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特尔就邀请人类学家成立“人类与行为研究实验室”;谷歌曾聘用人类学者探讨“移动”的意义，其策略规划部门的主管AbigailPosner也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如今，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GenevieveBell也作为英特尔院士、互动及体验研究事务总监，带领了一支100人的研究团队，以帮助公司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全世界的电脑用户，实现英特尔“让技术与生活紧密衔接”的目标。
人类学最独到和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的理论，而是它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家使用全景式、沉浸式、体验式的调查方法，到当地去，花一段时间住在那里，参与到对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所谓的“参与式观察”。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你，就变成你，见你所见、感你所感。再加上适时的深度访谈，针对特定的话题或发现向对方展开追问，深入挖掘来龙去脉，剖析缘由，找到解释。
这种调查可以说非常奢侈，因为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进入调查环境，让对方接纳自己，展露自然真实的状态，这些本身就不容易。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收集的信息足够全面，全面到可以涵盖对方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史;足够深刻，深入到理解
他們所秉持的信仰、禁忌、伦理和道德。而了解到这些，就可以理解一句话、个事件、一样物品、一种行为，对调查对象来说都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应用人类学提供的东西：厚数据（thickdata）。
02人类学家是如何让数据变“厚”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不仅要“大”，更要“厚”。大量的公司并不缺数据，缺的是对数据的有效解读。如果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意义，就无法基于这些数据制订商业策略。简而言之，大数据让我们“知其然”，人类学提供诠释和解读，帮我们“知其所以然”。
在厚数据当中，用户不只是一个数字或抽离出背景的个体。他/她有历史、有文化传统、有社会关系、有社会角色、有身份认同、有世界观;他/她有生活、有顾忌、有渴望有情感、有怀疑、有畏惧、有不满，还有道德考量;他/她的日常活动，尤其是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基于成本收益、好坏贵贱的理性数字计算。
人类学可以帮助公司理解用户头脑里的想法、行为背后的意义。
在英特尔，人类学家Bell带领的研究团队深刻影响着公司的研发方向。例如，这支团队推动了英特尔的车载技术向可移动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发展。他们是怎样做的？
Bell团队首先调查了世界各地的车主，清点他们放在车上的所有物品。调查发现，汽车制造商为了确保行驶安全，避免司机分心做其他事，提供的车载功能并不完善，所以车主们不得不把一大堆个人设备带到车上。 经过分析，Bell的团队最终发现哪些技术是有价值的，还有哪些嵌入汽车的功能是多余的——它们长期以来都被忽略了。最终，英特尔为捷豹、路虎研发了未来汽车人机交互，与丰田联合研发了下一代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这一团队还曾做出“人将会是终极移动平台”的预测，这一洞见推动了英特尔向可穿戴技术和智能空间领域进军。
人类学对科技公司而言，不仅仅是市场调查或用户体验调研这么简单。人类学的视角提供着传统数据远远不能提供的价值。它为技术的研发带来创新视角。
身兼人类学家和软件开发工程师的AstridCountee指出，如果我们把“创新”界定为“用更好的想法来满足现有市场所满足的东西”，那么人类学家其实一直在创新。因为人类学家常常要把自己扔到不熟悉的环境中，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重拾好奇心，不断比照他人和自己。
借用中国人类学大师费孝通的话说，就是“我看人看我”。其结果是，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从而找到自己在习以为常中形成的盲点，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找到与世界互动的新模式。
需要提及的一个案例，是人类学家KenBanks通过在非洲的深度调研，开发了一个基于移动电话的免费短信系统FrontlineSMS，让非洲没有稳定互联网服务的用户也可以与他人大量交流、获取实时信息。FrontlineSMS在非洲得到广泛使用，人们用它做什么的都有一在尼日利亚，有人用它来跟踪大选选情;在萨尔瓦多，农民用它跟踪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03人类学家与工程师文化
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人类学家与工程师的角色有何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
我在过去十多年里做过一个研究，与城市垃圾有关。垃圾围城是现代城市的一大顽疾，海量垃圾每天源源不断地产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致力于更快速、高效地清除垃圾。焚烧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污染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垃圾焚烧厂成了不受欢迎的公共设施。
在问“如何更快、更高效、更安全地消灭垃圾”这个问题之前，人类学家会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垃圾？垃圾是从哪来的？在进入焚烧炉之前，有没有办法减少需要处理的垃圾总量？在其他的社会、文化、时代当中，有哪些处理垃圾的方案值得我们借鉴？
工程师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人类学家对问题本身发问。人类学另辟蹊径。人类学家与设计师、工程师合作，会带来创新，带来更有人性温度的技术。
人类学的价值还在于，为全球化时代提供跨国文化翻译。全球化，一方面让人类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结和依存;另方面，随着互动越来越密切，我们越来越需要处理文化、习俗、观念上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在今天，面对疫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此消彼长。不变的是对地方文化背景理解的需求，以及沟通的必要。
科技的流动跨越了国家族群的边界。然而科技在任何地方的研发、传播、应用，都需要落地，需要本地化。以描摹和诠释不同文化作为看家本领的人类学，擅长的正是在不同文化当中进行翻译和沟通，基于对人性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辨，找到共识和对话的基础。
例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自动翻译——即使全部使用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遣词造句也有很大差异。此外，还有手势、肢体语言等，不同文化中对数字、情绪等进行表达的手势也各有不同。
这些误解都可能导致沟通不畅，甚至触犯禁忌、冒犯对方。人工智能除了需要学会识别，还需要去创造动作，而这都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当中的表情、动作和肢体语言所代表意义的理解。
十几年前，在海外大型科技公司大举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曾与人类学者开展合作。
2008年，英特尔公司上海分部联络复旦大学，希望招募一个人类学者，帮助调研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用户有着怎样的计算机使用习惯。这是复旦的人类学者第一次参与商业活动，可能也是中国人类学家初涉科技领域的用户调查。
英特尔的GenevieveBell院士自己也来过中国，她的调查发现，中国父母的观念中普遍认为电脑会导致分心、影响孩子学习。基于此调查，英特尔专门为中国设计了家庭型电脑，试图通过模式分隔与切换，解决这一问题。
翻译是双向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公司、数字产品想要走出中國，也需要人类学的文化翻译。
人类学对科技发展的潜在价值还在于，它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蜂鸣器。
这一功用基于人类学的调性：人类学将科技视为一种文化。当然，这绝非否定科技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人类学只是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发工作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嵌入了具体的社会组织、历史和文化脉络当中。
对看起来普遍客观的科技和工程实践，人类学家特别擅长做的就是跳出盒子，对其进行观察、比较和理解。
04未来可期
当代人类学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性。
历史上，人类学客观上为殖民服务的（黑）历史暂且不提。可能部分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到了今天，人类学特别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一方面，它关注多元化的族群和文化，对于刻板印象、歧视、排斥特别敏感;另一方面，它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的视角，使它特别容易察觉人不容易意识到的权力关系——无论是来自族群与族群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同时，基于调查，它还常常能够揭示不公正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此外，如上文所述，它还挑战了科技对人类所面临问题的独家解释，它跳出盒子观察，对问题本身发问，探寻新方案。
人类学的批评或许刺耳，但就像蜂鸣器一样，为人类的平等、安全和尊严守卫，诘问科技的人性，让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伦理陷阱。
虽然在目前人类学的商业应用中，这个方面的功用尚未真正展开。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科技公司会越来越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和它作为蜂鸣器的声音。
只有工程师与人类学家携手，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