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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6日，前云南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高严给人的感觉一直是“高大”和“严肃”的。这个61年前名叫高庆林的吉林榆树人，似乎为了给自己定一个高而严的标准，将自己更名为高严。然而，谁能想到，隐藏在这“高”而“严”的画皮之下的，竟然是极其龌龊的面目。
爱上女主持人“杨贵妃”
1942年12月，一个瘦弱的男孩降生于吉林榆树。父亲觉得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得此一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就给他取名为高庆林。1958年，这个已改名为高严的人幸运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学的是电力专业。
1962年，高严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技术员，很快，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副厂长，年仅23岁，就走上了处级领导干部的岗位。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转眼又是10年，高严由副转正，担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后是吉林省委副书记。1992年3月，50岁的高严就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高严担任省长的三年时间里，吉林省发生过不少事。1993年，吉林省纪委向省委专题汇报了薛景文违纪案件。薛景文系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此前曾长期担任国有大型企业石机造纸厂厂长。他任厂长期间，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检察机关从其家和办公室搜查出大量款物。其中有人民币、美元、港币、马克、日元、韩币等现钞和存折，还有国库券、高息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此外，搜查出各种手表140多块，摄像机3部，照相机7部，高档录放机2部，彩电2台，录音机6台，黄金饰品及其他各类实物200余件。检察机关还从其家搜出了4盘淫秽录像带，其中两盘是他与8个女人搞淫乱活动时他自己当场录制的，情景之下流不堪入目。
省纪委汇报的案情给了省长高严强烈的震撼。然而，薛景文喜欢女人，高严也喜欢女人。他也曾经与一些女人有过来往，只是为了美好前途，一直比较收敛。
几乎就在薛景文案被查结之后，担任了三年省长的高严，再次官升一级，从遥远的东北来到“彩云之南”的云南，担任省委书记。
就在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某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突然出现在某日的宴会上，高严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
这位名叫杨珊（化名）的女主持人，在宴席上频频举杯，暗送秋波，直把高严一颗53岁的心给彻底收住了。杨珊毕竟是长期工作在聚光灯下的人，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眼神没有读过？透过高严的目光，她知道这位省委书记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
“以后最好每天和我恩爱一回，那才不枉一生呢！”
“每天一回？你有这能耐么？”杨珊取笑道。
“怎么？嫌我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我恨不得一时一刻也不和你分离呢！”
“既然这么喜欢我，那就把我娶回去呗！”
“开玩笑了。”高严道：“我上面还有中央管着呢！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要闹起离婚，再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结婚，这事一旦传出去，像话么？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想包我呀？”
“我给你买房，买汽车，给你生活费。今后我们每天住在一起，怎么样？”
杨珊满意地笑了：“好吧，就看你的行动了。”
高严并没有欺骗杨珊。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
两年后的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高严调到北京以后，三天看不到杨珊这个“杨贵妃”心里就发慌，以至于如同唐明皇一般地无心“上朝”。他决定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厮守在一起。在北京，高严除单位为其安排一套正部级住房外，还利用职权在北京占用电力系统面积共计492平方米的五套住房。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多设一个窝。
有了房子，还得有车。高严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杨珊使用。另外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中纪委在调查时发现，杨珊在香港的外币账户就有高严送的10万美元。
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以养病为由，与杨珊一起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准备出逃，转移赃款
后来，高严对自己打电话亲自部署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渐渐厌倦了。他学习唐明皇动用起了身边的“太监”，贴身秘书黄雨（化名），常常是向黄雨说几条重要的指示，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
国家电力公司与其他部委办局不一样，这里的其他领导对于高严通过“太监”向他们布置任务的做法非常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也不断汇聚到中纪委和有关中央领导手中。
高严也早知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因此早就以化名办好了外国护照，随时准备逃离。他还让人为杨珊办好了外国护照，让她多次公款去海外旅游，熟悉国外环境。
2002年7月，形势对高严越来越不利。有关部门已经先对他的秘书黄雨开刀，向他了解高严的问题。于是，他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高严布置完这些“后事”不久，2002年9月，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出逃之前，他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布置任务，但不能说他外出了。
关于高严的出逃，国内的消息封锁得很紧。可以说，高严案件是中纪委所办的案件中保密最好的案件之一。但是，电力公司内部却传出了有关高严的种种消息。一个传说是，高严出逃是有预谋、有团伙，有一条黑线的。随同高严出逃的，还有2名厅级干部、2名团级军官。高出逃多日后，才被发现，上报中央。高严是从天津，途经广州，到泰国后再转到南美洲的。这5人带走了600多万美元，并持有澳大利亚的签证。
有媒体曾就高严外逃至澳大利亚一事采访过公安机关，但未得到正面回答。事实上，关于高严外逃的行踪，有关部门也并不清楚。到2004年7月，又有消息说高严还躲藏在国内。
高严出事后，国内个别媒体有过报道，但也只提到“神秘失踪”和被“调查”的简单消息。更有媒体还在大篇幅地报道“高严将在年底退休”等消息。
但是，高严的出逃对国家电力公司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高严外逃的消息是在境外传播开来，并且很快反映到了股市上，一周内在香港上市的北京大唐发电和华能国际的股票下跌了11%，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6.7%。公司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跌停板的国电电力于10月10日紧急约见记者，并由董事会签署《公告》："关于近期有关公司的传言，我们已向国家电力公司询问，尚未得到答复。如获答复，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但是，2002年12月26日召开的国电电力第三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高严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他人投票，一直下落不明。
与此同时，10月中旬的一个新消息印证了高严出逃。筹建中的电监会主席已另有其人，他就是刚辞去浙江省省长职务的柴松岳。
以权谋私，大搞腐败
高严是2003年继刘方仁、程维高后被开除党籍的又一名正部级领导干部。
由于高严的出逃，中纪委对他的调查工作颇为困难。不过，对高严在国内的有关线索的调查发现，他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约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请褚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在褚的积极安排下，韩与云南红塔集团下属某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确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韩某为答谢高严，送给了高严2万美元。
就在褚时健帮助高严办完这件差事没几日，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下达了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的决定。同时，纪检机关对褚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想办法从红塔集团搞钱。他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原昆明市常务副市长打招呼，让秘书黄雨出面周旋，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雨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l80万港元。
1997年8月，褚时健被正式逮捕，案件正在司法机关审理之中。而此时的高严呢，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拍拍屁股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了。次年，他进一步掌握实权，就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到了电力公司，搞钱得换换法子。电力公司有的是电，但电这东西不像烟草，没有那么肥厚的差价可捞，批条子倒买倒卖是行不通的。但是，电力系统肥呀，每年的投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电厂电站等建设工程中的油水，并不比烟草少。
不过，这回他可没有让秘书黄雨出面捞工程，而是把宝贝儿子高新元抬了出来，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在电力系统内部，凡是主张把工程项目给他儿子的，他大力提拔，不愿给或者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则给予撤换或免职。
在高严的支持、纵容下，从l998年至2002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近3亿元，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
此外，在高严的关照下，高严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造价5亿多元，所捞取的钱款何止几千万！
纪检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高严与一些个体企业的关系很不正常。他曾经指使国家电力公司所属某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挪用企业资金2100万元，给与其关系密切的个体户胡某进行营利活动。
国电“问题”震惊国人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中称，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该公司总资产的七成进行了审计，发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方面，审计署抽查该公司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项目6818个，有损失或潜在损失的项目有631个，金额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第二，损益不实比较严重。该公司2002年决算报表反映当年利润总额为215亿元，实际应为247亿元。1998至2004年，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第三，经审计发现，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
除上述主要问题外，这次审计还查出了国家电力公司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2起，涉案金额10亿元。如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副部级)林某在任华中电力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权谋私，其女儿、女婿等在承包电力工程、向电力单位供货中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非法牟利8300万元。
令人震惊的是，国家电力公司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汉召开的人事干部会议，短短3天时间竟然花了304万元，人均花费2.4万元。事后，又通过做假账的形式，企图掩盖奢侈的事实。
会议期间，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一方面，为了他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另一方面，还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还专门请武汉市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事务。
在与会代表的往返接送上，承办方华中电力公司除调用了公司及所属单位的车辆外，还通过当地公安机关调用了３辆警车，分公司总经理以上领导抵汉时，均用警车开道殿后。高严到达时，酒店铺设了用于接待国宾的红地毯。会议期间，经常是高档车队随着警车呼啸而过，引得路人侧目。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对高严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调查。
失踪的高严终将会被缉拿归案，接受正义的审判。
爱上女主持人“杨贵妃”
1942年12月，一个瘦弱的男孩降生于吉林榆树。父亲觉得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得此一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就给他取名为高庆林。1958年，这个已改名为高严的人幸运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学的是电力专业。
1962年，高严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技术员，很快，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副厂长，年仅23岁，就走上了处级领导干部的岗位。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转眼又是10年，高严由副转正，担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后是吉林省委副书记。1992年3月，50岁的高严就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高严担任省长的三年时间里，吉林省发生过不少事。1993年，吉林省纪委向省委专题汇报了薛景文违纪案件。薛景文系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此前曾长期担任国有大型企业石机造纸厂厂长。他任厂长期间，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检察机关从其家和办公室搜查出大量款物。其中有人民币、美元、港币、马克、日元、韩币等现钞和存折，还有国库券、高息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此外，搜查出各种手表140多块，摄像机3部，照相机7部，高档录放机2部，彩电2台，录音机6台，黄金饰品及其他各类实物200余件。检察机关还从其家搜出了4盘淫秽录像带，其中两盘是他与8个女人搞淫乱活动时他自己当场录制的，情景之下流不堪入目。
省纪委汇报的案情给了省长高严强烈的震撼。然而，薛景文喜欢女人，高严也喜欢女人。他也曾经与一些女人有过来往，只是为了美好前途，一直比较收敛。
几乎就在薛景文案被查结之后，担任了三年省长的高严，再次官升一级，从遥远的东北来到“彩云之南”的云南，担任省委书记。
就在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某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突然出现在某日的宴会上，高严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
这位名叫杨珊（化名）的女主持人，在宴席上频频举杯，暗送秋波，直把高严一颗53岁的心给彻底收住了。杨珊毕竟是长期工作在聚光灯下的人，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眼神没有读过？透过高严的目光，她知道这位省委书记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
“以后最好每天和我恩爱一回，那才不枉一生呢！”
“每天一回？你有这能耐么？”杨珊取笑道。
“怎么？嫌我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我恨不得一时一刻也不和你分离呢！”
“既然这么喜欢我，那就把我娶回去呗！”
“开玩笑了。”高严道：“我上面还有中央管着呢！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要闹起离婚，再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结婚，这事一旦传出去，像话么？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想包我呀？”
“我给你买房，买汽车，给你生活费。今后我们每天住在一起，怎么样？”
杨珊满意地笑了：“好吧，就看你的行动了。”
高严并没有欺骗杨珊。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
两年后的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高严调到北京以后，三天看不到杨珊这个“杨贵妃”心里就发慌，以至于如同唐明皇一般地无心“上朝”。他决定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厮守在一起。在北京，高严除单位为其安排一套正部级住房外，还利用职权在北京占用电力系统面积共计492平方米的五套住房。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多设一个窝。
有了房子，还得有车。高严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杨珊使用。另外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中纪委在调查时发现，杨珊在香港的外币账户就有高严送的10万美元。
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以养病为由，与杨珊一起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准备出逃，转移赃款
后来，高严对自己打电话亲自部署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渐渐厌倦了。他学习唐明皇动用起了身边的“太监”，贴身秘书黄雨（化名），常常是向黄雨说几条重要的指示，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
国家电力公司与其他部委办局不一样，这里的其他领导对于高严通过“太监”向他们布置任务的做法非常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也不断汇聚到中纪委和有关中央领导手中。
高严也早知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因此早就以化名办好了外国护照，随时准备逃离。他还让人为杨珊办好了外国护照，让她多次公款去海外旅游，熟悉国外环境。
2002年7月，形势对高严越来越不利。有关部门已经先对他的秘书黄雨开刀，向他了解高严的问题。于是，他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高严布置完这些“后事”不久，2002年9月，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出逃之前，他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布置任务，但不能说他外出了。
关于高严的出逃，国内的消息封锁得很紧。可以说，高严案件是中纪委所办的案件中保密最好的案件之一。但是，电力公司内部却传出了有关高严的种种消息。一个传说是，高严出逃是有预谋、有团伙，有一条黑线的。随同高严出逃的，还有2名厅级干部、2名团级军官。高出逃多日后，才被发现，上报中央。高严是从天津，途经广州，到泰国后再转到南美洲的。这5人带走了600多万美元，并持有澳大利亚的签证。
有媒体曾就高严外逃至澳大利亚一事采访过公安机关，但未得到正面回答。事实上，关于高严外逃的行踪，有关部门也并不清楚。到2004年7月，又有消息说高严还躲藏在国内。
高严出事后，国内个别媒体有过报道，但也只提到“神秘失踪”和被“调查”的简单消息。更有媒体还在大篇幅地报道“高严将在年底退休”等消息。
但是，高严的出逃对国家电力公司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高严外逃的消息是在境外传播开来，并且很快反映到了股市上，一周内在香港上市的北京大唐发电和华能国际的股票下跌了11%，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6.7%。公司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跌停板的国电电力于10月10日紧急约见记者，并由董事会签署《公告》："关于近期有关公司的传言，我们已向国家电力公司询问，尚未得到答复。如获答复，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但是，2002年12月26日召开的国电电力第三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高严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他人投票，一直下落不明。
与此同时，10月中旬的一个新消息印证了高严出逃。筹建中的电监会主席已另有其人，他就是刚辞去浙江省省长职务的柴松岳。
以权谋私，大搞腐败
高严是2003年继刘方仁、程维高后被开除党籍的又一名正部级领导干部。
由于高严的出逃，中纪委对他的调查工作颇为困难。不过，对高严在国内的有关线索的调查发现，他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约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请褚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在褚的积极安排下，韩与云南红塔集团下属某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确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韩某为答谢高严，送给了高严2万美元。
就在褚时健帮助高严办完这件差事没几日，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下达了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的决定。同时，纪检机关对褚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想办法从红塔集团搞钱。他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原昆明市常务副市长打招呼，让秘书黄雨出面周旋，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雨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l80万港元。
1997年8月，褚时健被正式逮捕，案件正在司法机关审理之中。而此时的高严呢，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拍拍屁股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了。次年，他进一步掌握实权，就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到了电力公司，搞钱得换换法子。电力公司有的是电，但电这东西不像烟草，没有那么肥厚的差价可捞，批条子倒买倒卖是行不通的。但是，电力系统肥呀，每年的投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电厂电站等建设工程中的油水，并不比烟草少。
不过，这回他可没有让秘书黄雨出面捞工程，而是把宝贝儿子高新元抬了出来，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在电力系统内部，凡是主张把工程项目给他儿子的，他大力提拔，不愿给或者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则给予撤换或免职。
在高严的支持、纵容下，从l998年至2002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近3亿元，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
此外，在高严的关照下，高严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造价5亿多元，所捞取的钱款何止几千万！
纪检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高严与一些个体企业的关系很不正常。他曾经指使国家电力公司所属某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挪用企业资金2100万元，给与其关系密切的个体户胡某进行营利活动。
国电“问题”震惊国人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中称，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该公司总资产的七成进行了审计，发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方面，审计署抽查该公司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项目6818个，有损失或潜在损失的项目有631个，金额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第二，损益不实比较严重。该公司2002年决算报表反映当年利润总额为215亿元，实际应为247亿元。1998至2004年，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第三，经审计发现，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
除上述主要问题外，这次审计还查出了国家电力公司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2起，涉案金额10亿元。如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副部级)林某在任华中电力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权谋私，其女儿、女婿等在承包电力工程、向电力单位供货中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非法牟利8300万元。
令人震惊的是，国家电力公司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汉召开的人事干部会议，短短3天时间竟然花了304万元，人均花费2.4万元。事后，又通过做假账的形式，企图掩盖奢侈的事实。
会议期间，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一方面，为了他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另一方面，还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还专门请武汉市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事务。
在与会代表的往返接送上，承办方华中电力公司除调用了公司及所属单位的车辆外，还通过当地公安机关调用了３辆警车，分公司总经理以上领导抵汉时，均用警车开道殿后。高严到达时，酒店铺设了用于接待国宾的红地毯。会议期间，经常是高档车队随着警车呼啸而过，引得路人侧目。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对高严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调查。
失踪的高严终将会被缉拿归案，接受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