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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为参照，试图分析华裔女性作家的独特写作策略从而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鲜活而又动人的女性形象的。分别从女性叙述视角、独特的叙述方式、叙述时间的混杂性、魔化了的中国故事四方面探讨华裔女性形象是如何塑造的。
[关键词]华裔女性形象 写作策略 华裔女性作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0-0087-02
在美国文学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被广泛熟识，如《女勇士》中的月兰、勇兰，《喜福会》中的苏安梅、吴晶妹，《接骨师之女》中的刘茹灵、杨如意等。在这些作品中，谭恩美、汤亭亭力图通过女性独特的视角与叙述方法，讲述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力求颠覆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和男性话语的中心地位，重新建构美国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通过女主人公的不断成长，试图打破原有的话语沉默，寻找多元文化融合的心声。本论文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独特的写作策略，从而更深层地研究华裔女性形象是如何塑造的。
一、女性叙述视角与女性形象塑造
叙述视角指的是作品中叙述人在作品中观察故事的角度。在华裔女性作品中大多采用多视角、多角度叙事，从而替代了单一的叙述模式，并且在作品中还经常出现不同视角相互转换的情况。作者希望以这种独特的视角出发，打破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威，同时，又希望自己在被边缘了的华裔身份当中，诉求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一愿望在其作品中通过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最终打破沉默，突破自我而实现。
在作品《喜福会》中，谭恩美主要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但书中又穿插了不同的叙述视角，以不同的叙述声音来塑造作品中的人物，从而使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加入木三分。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这种视角又叫内视角，作用在于使读者能够更加贴近主人公，从而引人入胜，身临其境。当然单一的叙述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反映出不同人物的观点，为了使作品更加鲜活，也使作品更加可信，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来实现不同人物的心理描写，使一个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作品《百种隐秘感官》中，作者更大胆地采用了双重叙述主体不断转换的方式，从而实现主人公的自我身份的构建。作品中的姐妹两邝和奥利维亚不断转换着叙述主题，不断讲述各自的故事。姐妹俩的故事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不断把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相比之下，汤亭亭喜欢用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视角讲述同一故事，从而使故事更加生动并能有效地激发作者的想象力。在其作品《孙行者》中，汤亭亭不仅通过女性叙述的方式，而且还加入了叙述者观音，神秘的中国形象，以及男性人物惠特曼也加入了叙述的行列，通过两性间叙述主体的转换，作者试图打破男性权威，构建自己的女性族裔身份。
二、独特的叙述方式与女性形象塑造
纵观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借助女性华裔之口而采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特点。美国华裔文学家们的地位由于地缘因素、性别差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意识形态，始终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女性“讲故事”与女性形象。综合生理学研究显示，女性平均一天要说2万个单词，比男性多1.3万个单词；女孩通常比男孩先学会说话；同年龄女童的语言能力强于男童。善于言表和交流需求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身处异国他乡的美裔华人女性作家对于这方面的心理诉求更加明显，美国作为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清教徒为主流社会的西方国家，虽然素有文化“大熔炉”之称，但是对于少数族裔的弱势性别群体而言，华裔女性作家还是无法在公共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坦述个人的心路历程。随着时间的积淀，华裔女性作家心中就把自己难以言说的个人经历融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内心中越是压抑的因素需要抒发才能使人释怀，那么女性作家就将说话与交流转换成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虽然华裔女性作家各自不同的困境，但是多数女性作家都选择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个个内化了作者个人经历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灶神之妻》中的华裔女性蒋薇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虽然有惨淡的坎坷命运，可是在美国男权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她渐渐沉默了，就连对自己的女儿珠，她也是有意回避自己苦难的过往。当她在前夫弥留之际，才有勇气将压在心底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她通过说出自己的经历，一个具有反叛意识的正在觉醒的女性形象宛若新生地呈现出来。“讲故事”虽然讲的是过去已然发生的事情，却能使人从当时的困难中彻底从心理层面上得以解脱，进而释怀而且成才。《喜福会》中，安也是一个矜持平和的女性人物，但是当她听了妈妈讲给她关于妈妈自己以及姥姥的故事后，果断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令与之朝夕相处高冷的丈夫愕然，同时也发觉自己原来也可以如此勇敢。
“讲故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给予华裔女性作家在双重边缘身份下可以发出与主流男性作家不一样的声音；通过“讲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来塑造女性形象更加准确生动，因为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多是母亲、女儿、母女关系、家庭生活等女性化题材。
三、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与女性形象塑造
在华裔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不仅表现在叙述时间上也表现在叙述的空间上。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学，作者更多地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章回体的小说模式，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这一点在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代表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喜福会》全书分为四部分，分别由一起打麻将的四位母亲轮流讲述，分为16个故事，16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又构成了打麻将的一圈。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分为5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看似一个独立的故事，但纵观全文每个故事的脉络又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正是有了这种混杂的时间、空间以及章节的套用，才使得这些作家笔下的华裔女性更好地表现出自己所处的境界，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这些作品中华裔女性所处的双重社会夹缝中，在男权社会以及主流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寻找出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这些华裔作品的时间顺序的混杂性来看，伍慧明的《骨》能够明显地体现这一特质。文章中第一章看似用时间表述主人公一天的故事，但在下一章又通过回忆一下跨越到几年前。作品中大量的倒叙不断穿插，介绍着故事发生的背景，为主线做着铺垫。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莱拉也通过这种混杂的不断穿插的时间故事，展开心理的不断发展，最终演变为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这种叙述方式在谭恩美的《百种隐秘感官》中也有体现，两位女主人公轮流讲述各自故事，每个故事在时间上又跨度很大。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也杂乱无章，一会发生在美国，一会又发生在旧社会中国。这种叙述模式使得叙述结构更加杂乱无章，情节更加扑朔迷离，以使得一个个女性人物栩栩如生，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与女性形象塑造
华裔女性作家笔下频繁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文化元素，这其中包括诗歌、神话、民间故事、家庭故事、故事、文学经典等。其中神话的理解可以宽泛民间故事、传说、文学故事、寓言等。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神话故事进行了改动和加工，这一过程有时是随意而为。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由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伴随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一定的差异是合理和必然的。
在《女勇士》中，“无名妈妈”最终投入自家水井自杀，希翼化作淹死鬼，一个报复者，从而可以找以前伤害过她的人报仇。中国很多传统故事中都有主人公按照迷信的说法化作女鬼突然把仇敌淹死，实施报仇。无名妈妈的“沉默”被汤婷婷打破，赋予她表达的机会；把她塑造成女性的道德典范，可以和男性媲美的勇敢之躯。通过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汤婷婷竭力在美国白人男权社会帮助处于劣势的华人女性翻身，改变主流社会对华人女性的固有印象。汤婷婷还在本书中提到过“我其实是一条龙，像母亲一样，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显而易见的是对“龙”这一中国故事中与男性相关联这一概念的挑战和反抗，从而塑造出新女性的形象。华裔女性作家通过中国故事与现实对照，创作出了一个神奇而缥缈的世界，通过这种叙述载体承载出许多独特的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华裔女性作家所采用的独特的写作策略，才构建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写作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挪用和改写中国故事，演绎美国时空的华裔生存状态，构建新的华裔文化形象。她笔下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族裔意识与女权主义意识的重新观照，显示其“拿来主义”的现实取向。她运用中国故事重塑华裔英雄形象，寓言式地描述了华人移民经验的种种状况，并以“西方梨园”的杂化意象表述她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构想。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形成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展示了中国文化在西方语境的书写态势及调适策略。中国文化是美国华裔作家标榜族裔特性的一块特有的文化想象空间。美国华裔英语写作在客观上起到异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实验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的丰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汤亭亭（著），肖锁章（译）.中国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汤亭亭（著），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3]谭恩美（著），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M].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4]谭恩美（著），张德明，张德强（译）.灶神之妻[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5]谭恩美（著），孔小炯，彭小丰，曹江（译）.灵感女孩[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伍慧明（著），陆薇（译）.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7]Ling，Amy.Between World：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 Pergamon，1990.
[8]Grice Helena.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责任编辑：杨柳
[关键词]华裔女性形象 写作策略 华裔女性作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0-0087-02
在美国文学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被广泛熟识，如《女勇士》中的月兰、勇兰，《喜福会》中的苏安梅、吴晶妹，《接骨师之女》中的刘茹灵、杨如意等。在这些作品中，谭恩美、汤亭亭力图通过女性独特的视角与叙述方法，讲述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力求颠覆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和男性话语的中心地位，重新建构美国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通过女主人公的不断成长，试图打破原有的话语沉默，寻找多元文化融合的心声。本论文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独特的写作策略，从而更深层地研究华裔女性形象是如何塑造的。
一、女性叙述视角与女性形象塑造
叙述视角指的是作品中叙述人在作品中观察故事的角度。在华裔女性作品中大多采用多视角、多角度叙事，从而替代了单一的叙述模式，并且在作品中还经常出现不同视角相互转换的情况。作者希望以这种独特的视角出发，打破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威，同时，又希望自己在被边缘了的华裔身份当中，诉求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一愿望在其作品中通过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最终打破沉默，突破自我而实现。
在作品《喜福会》中，谭恩美主要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但书中又穿插了不同的叙述视角，以不同的叙述声音来塑造作品中的人物，从而使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加入木三分。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这种视角又叫内视角，作用在于使读者能够更加贴近主人公，从而引人入胜，身临其境。当然单一的叙述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反映出不同人物的观点，为了使作品更加鲜活，也使作品更加可信，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来实现不同人物的心理描写，使一个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作品《百种隐秘感官》中，作者更大胆地采用了双重叙述主体不断转换的方式，从而实现主人公的自我身份的构建。作品中的姐妹两邝和奥利维亚不断转换着叙述主题，不断讲述各自的故事。姐妹俩的故事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不断把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相比之下，汤亭亭喜欢用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视角讲述同一故事，从而使故事更加生动并能有效地激发作者的想象力。在其作品《孙行者》中，汤亭亭不仅通过女性叙述的方式，而且还加入了叙述者观音，神秘的中国形象，以及男性人物惠特曼也加入了叙述的行列，通过两性间叙述主体的转换，作者试图打破男性权威，构建自己的女性族裔身份。
二、独特的叙述方式与女性形象塑造
纵观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借助女性华裔之口而采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特点。美国华裔文学家们的地位由于地缘因素、性别差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意识形态，始终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女性“讲故事”与女性形象。综合生理学研究显示，女性平均一天要说2万个单词，比男性多1.3万个单词；女孩通常比男孩先学会说话；同年龄女童的语言能力强于男童。善于言表和交流需求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身处异国他乡的美裔华人女性作家对于这方面的心理诉求更加明显，美国作为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清教徒为主流社会的西方国家，虽然素有文化“大熔炉”之称，但是对于少数族裔的弱势性别群体而言，华裔女性作家还是无法在公共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坦述个人的心路历程。随着时间的积淀，华裔女性作家心中就把自己难以言说的个人经历融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内心中越是压抑的因素需要抒发才能使人释怀，那么女性作家就将说话与交流转换成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虽然华裔女性作家各自不同的困境，但是多数女性作家都选择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个个内化了作者个人经历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灶神之妻》中的华裔女性蒋薇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虽然有惨淡的坎坷命运，可是在美国男权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她渐渐沉默了，就连对自己的女儿珠，她也是有意回避自己苦难的过往。当她在前夫弥留之际，才有勇气将压在心底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她通过说出自己的经历，一个具有反叛意识的正在觉醒的女性形象宛若新生地呈现出来。“讲故事”虽然讲的是过去已然发生的事情，却能使人从当时的困难中彻底从心理层面上得以解脱，进而释怀而且成才。《喜福会》中，安也是一个矜持平和的女性人物，但是当她听了妈妈讲给她关于妈妈自己以及姥姥的故事后，果断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令与之朝夕相处高冷的丈夫愕然，同时也发觉自己原来也可以如此勇敢。
“讲故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给予华裔女性作家在双重边缘身份下可以发出与主流男性作家不一样的声音；通过“讲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来塑造女性形象更加准确生动，因为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多是母亲、女儿、母女关系、家庭生活等女性化题材。
三、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与女性形象塑造
在华裔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不仅表现在叙述时间上也表现在叙述的空间上。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学，作者更多地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章回体的小说模式，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这一点在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代表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喜福会》全书分为四部分，分别由一起打麻将的四位母亲轮流讲述，分为16个故事，16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又构成了打麻将的一圈。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分为5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看似一个独立的故事，但纵观全文每个故事的脉络又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正是有了这种混杂的时间、空间以及章节的套用，才使得这些作家笔下的华裔女性更好地表现出自己所处的境界，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这些作品中华裔女性所处的双重社会夹缝中，在男权社会以及主流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寻找出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这些华裔作品的时间顺序的混杂性来看，伍慧明的《骨》能够明显地体现这一特质。文章中第一章看似用时间表述主人公一天的故事，但在下一章又通过回忆一下跨越到几年前。作品中大量的倒叙不断穿插，介绍着故事发生的背景，为主线做着铺垫。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莱拉也通过这种混杂的不断穿插的时间故事，展开心理的不断发展，最终演变为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这种叙述方式在谭恩美的《百种隐秘感官》中也有体现，两位女主人公轮流讲述各自故事，每个故事在时间上又跨度很大。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也杂乱无章，一会发生在美国，一会又发生在旧社会中国。这种叙述模式使得叙述结构更加杂乱无章，情节更加扑朔迷离，以使得一个个女性人物栩栩如生，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与女性形象塑造
华裔女性作家笔下频繁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文化元素，这其中包括诗歌、神话、民间故事、家庭故事、故事、文学经典等。其中神话的理解可以宽泛民间故事、传说、文学故事、寓言等。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神话故事进行了改动和加工，这一过程有时是随意而为。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由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伴随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一定的差异是合理和必然的。
在《女勇士》中，“无名妈妈”最终投入自家水井自杀，希翼化作淹死鬼，一个报复者，从而可以找以前伤害过她的人报仇。中国很多传统故事中都有主人公按照迷信的说法化作女鬼突然把仇敌淹死，实施报仇。无名妈妈的“沉默”被汤婷婷打破，赋予她表达的机会；把她塑造成女性的道德典范，可以和男性媲美的勇敢之躯。通过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汤婷婷竭力在美国白人男权社会帮助处于劣势的华人女性翻身，改变主流社会对华人女性的固有印象。汤婷婷还在本书中提到过“我其实是一条龙，像母亲一样，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显而易见的是对“龙”这一中国故事中与男性相关联这一概念的挑战和反抗，从而塑造出新女性的形象。华裔女性作家通过中国故事与现实对照，创作出了一个神奇而缥缈的世界，通过这种叙述载体承载出许多独特的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华裔女性作家所采用的独特的写作策略，才构建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写作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挪用和改写中国故事，演绎美国时空的华裔生存状态，构建新的华裔文化形象。她笔下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族裔意识与女权主义意识的重新观照，显示其“拿来主义”的现实取向。她运用中国故事重塑华裔英雄形象，寓言式地描述了华人移民经验的种种状况，并以“西方梨园”的杂化意象表述她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构想。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形成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展示了中国文化在西方语境的书写态势及调适策略。中国文化是美国华裔作家标榜族裔特性的一块特有的文化想象空间。美国华裔英语写作在客观上起到异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实验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的丰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汤亭亭（著），肖锁章（译）.中国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汤亭亭（著），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3]谭恩美（著），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M].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4]谭恩美（著），张德明，张德强（译）.灶神之妻[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5]谭恩美（著），孔小炯，彭小丰，曹江（译）.灵感女孩[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伍慧明（著），陆薇（译）.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7]Ling，Amy.Between World：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 Pergamon，1990.
[8]Grice Helena.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