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部和它的臂章
　　
　　这是一枚特殊的军调部臂章,它长9厘米,宽7厘米,制作于1946年1月,由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佩带。1959年军事博物馆筹建时由其子李伦捐献。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艰苦、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1月10日正式签字,分别下达“停战令”。协议规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为研究协商军队问题和监督停战令的执行,调解冲突,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由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停战协定”和三人小组的有关协议。军调部所设三人委员均有表决权,一切事务的实施均需要三人一致通过。军调部内设立执行小组,负责军调部内的具体事务和实地监察各项协定的执行情况,后来又根据需要陆续向各地派出执行小组。截至1946年9月,军调部共计有36个小组。
　　1946年1月14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明确身份,便给每位在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配发了标有“军调”字样的臂章。
　　北平军调部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布了停止一切战斗的“和”字第1号命令,命令援引了停战令,号召全国停止战事。从1946年1月15日至4月17日,是军调部活动集中的时期。
　　这段时期,军调部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形式上的成果,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直对国内和平不抱诚意,只想利用各种停战协定来限制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以争取时间调整部署,抢占战略要地。因此,三人小组工作最终未获成功。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8月,马歇尔表示“调处”失败,军调部随之名存实亡。10月1日,李克农返回延安。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返美。1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对军调部执行总部之关系”,命令军调部美方人员“尽速撤退”。同年2月21日,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被迫全部返回延安,军调部至此彻底结束。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使用的望远镜
　　
　　在军事博物馆“全国解放战争馆”里,陈列着一架老式的军用望远镜。这架望远镜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使用过的。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失败,蒋介石又调集了34个旅约2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企图攻取延安,占领陕甘宁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山区周旋,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3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这架望远镜,一直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后来,这架望远镜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珍藏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珍藏并展出。
　　
　　飞雷出世显神威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发明的武器中有一种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它就是“飞雷炮”。
　　“飞雷炮”最初叫“飞送炸药”,是一种威力极强的土制炸药包。它是用火药推送出去的一个6至8公斤重的炸药包,只要在它落点半径5米内,一切生命体或工事都难以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它最初是用来对付敌人堡垒的,进而用以攻城,最后在淮海战场上大显神通。这一威力强大的武器是谁研制和发明的呢?
　　它是由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1947年晋南战役之后研究发明,该纵队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聂佩璋,山西太古县人,1938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曾就读于沈阳讲武堂,在东北军铁甲部队任过大队长,精通装甲、工兵技术,擅长爆破,后被调入太岳一分区。在那里,他为部队和民兵培训爆破能手 ,同时还研制石雷,炸毁日军汽车多辆。
　　1944年冬,聂佩璋担任决一旅工兵连连长。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其工兵技术也是一张白纸。年近40岁的老连长聂佩璋亲自对工兵进行技术训练,他边讲解边作示范,不久即带出一批工兵技术骨干,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频繁的战斗中,工兵常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爆破,伤亡很大,而且伤亡的又都是技术骨干。仗是打赢了,可工兵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有什么办法能代替人把炸药送到敌人的碉堡、城门、铁丝网上呢?由此,聂佩璋开始了对“飞雷”的研究。
　　经过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的实验,终于一个口径300毫米、长900毫米的制式“抛射筒”被制造出来,并试射成功。因为抛射炸药包是由抛射地雷引发的,故称“飞雷”,它又是用迫击炮原理制成的“抛射筒”,所以正式被命名为“飞雷炮”。
　　此后,他们又不断改进技术,以求发挥飞雷的最大威力。为了对付蒋军的坦克、装甲车、野战工事和密集队形等,他们用抛射筒改装土造的火焰喷射器、用抛射筒抛射几十斤重的石头、飞送集束手榴弹(又称“天女散花”)等,花样越来越多,威力越来越大,并先后普及各部队。
　　“飞雷炮”后来在淮海战役中大显神威。双堆集围歼战是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的一场大战。黄维兵团进攻失利,改为集中防御,自认为我军炮火不强,无奈他何。但他不曾料到,其苦心经营的野战防御地堡挨我一个重型炸药包,就被毁成一片废墟;其密集的兵力防御,更不堪“天女散花”的一击。被俘的蒋军官兵说“这个土东西可比大炮厉害多了”。
　　 “飞雷炮”以其显赫的战绩,为聂佩璋和工兵连赢得了荣誉,它也为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自豪和骄傲。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自制的棉衣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野战军将士自己缝制的棉衣,是10万大军缝制的千千万万件棉衣中的一件。
　　1947年6月30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新的解放区。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是中原的枢纽重地。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将直逼国民党军长江动脉,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心腹大患”。为此,蒋介石立即调集23个旅的兵力跟进大别山,企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机,进行围困、“清剿”。
　　刘邓大军远离老根据地,跃进到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首先面临的困难是物资供应。转眼间,冬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山区又总是淫雨绵绵。大家身上穿的还是过黄河时的单衣,从哪儿去弄10万多套棉衣避寒呢?
　　党中央、毛泽东时刻关心着部队官兵的冷暖,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是何等困难的事。无奈之下,9月1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你们全军冬衣准备,“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果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12月1日,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刘邓首长决心利用战斗间隙,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随即,刘伯承司令员指示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号令一下,大家齐动员。各部队派出采购人员,根据规定的政策,向商家和群众购买、筹借布匹和棉花。同时,部队还在解放的几个县城里缴获了一批布匹和棉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把做棉衣的材料筹齐了。
　　面对筹来的五颜六色棉布,大家动脑子,想办法,找来稻草灰,用水和成糨子,将各色杂布染成灰色。战士们互相评比,看看谁的布染得地道。与此同时,大家还用树枝制成弹棉花的工具。
　　布染好了,棉花也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裁剪了。刘、邓首长也来到战士中间,亲自给大家做示范,手把手教大家。刘伯承还教会战士们“简易裁领法”,用一只搪瓷碗扣在领口的位置上,照碗口大小画圈裁出领口。这样,经过半个月努力,全军将士终于都穿上了棉衣。虽然棉衣不怎么美观,也不怎么合适,但都是大家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在大别山,刘邓首长也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亲自做棉衣。就这样,全军上下,一齐动手,终于克服困难,穿上棉衣,战胜了大别山的严寒,战士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更加艰苦的考验。
　　
　　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电话机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部美国芝加哥电器公司1945年生产的普通手摇式电话机,它见证着为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粟裕大将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叱咤风云、调度千军万马的辉煌历史。
　　从1948年11月6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今属连云港)、西迄河南商丘、北至山东临城(今薛城)、南至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同国民党军刘峙、杜聿明集团,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较量。
　　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席卷江南,最终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部普普通通的电话机,就是粟裕在淮海战役中调度千军万马的主要通讯工具。它本来是随同其他美式装备一起运到中国,为国民党发动内战使用的,不曾想在作战中被人民解放军缴获,成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通讯工具。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下达的一道道摧歼国民党军的电令,就是通过它传出的。新中国诞生后,这部电话机一直由南京军区司令部通讯处保存。1959年,南京军区将它移交军事博物馆收藏,被列为一级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