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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樊纲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在当前世界经济竞争激烈、经济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化、新技术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中国自己的现实竞争力。中国应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和国内市场巨大的优势，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又要尽可能发挥制造业大量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实现科技大国与世界工厂的融合。而中国整体的发展，还应通过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等来缩小地区间差距。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战略；扩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均等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2-0009-１２
中国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宏观问题、微观问题、改革问题、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往往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其他问题。因而容易导致对很多问题的讨论抓不住要害，显得似是而非。
樊纲在研究中国经济时，非常强调每一类问题的相对独立性，反对把很多问题混为一谈。同时，也绝不囿于某一方面的问题，而对其他问题浑然不顾。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带有很强的逻辑关联性与逻辑延续性。他首先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在基础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颇有建树。然后，他又讨论经济转轨，即所谓过渡经济学的问题。从转轨经济学到“发展的道理”，反映出他对中国转型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思考，是一个自然的过渡，是思维链条的自然延伸。
这里着重谈他对于“发展的道理”的见解。对于中国的发展问题，樊纲的论述散见各处，在“中国经济发展十论”（收入樊纲《发展的道理》）中，相对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年来他对于发展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一、发展的故事与发展的道理
发展的道理实际上讲的就是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讨论的内容。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才兴起的新兴学科。二战后各国都面临着战后重建与发展问题，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时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于原来的新古典主义只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不以为然。于是，一些发展经济学开始提出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需要有一门新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来解决，而不能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开端。
不过，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讲述发展故事中的道理，即从发展的故事中引申出发展的道理。而发展的故事并不总是按照理论的逻辑在发生着。于是，发展经济学的思路与具体的理论模式一变再变。
早期发展经济学思想体现了结构主义思路，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性失业、结构性通胀、适用技术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世界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结构，即中心外围关系，发达国家处于中心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的依附地位。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了早期的“发展的道理”，即强调结构调整、资本积累以及计划管理这几个方面。根据这种发展的道理，很多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在了工业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上，同时资本积累也是农业剩余为工业化做贡献，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导致农业停滞。而中心外围关系的说法也使得很多国家实行封闭式的指令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国内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调动，使国内经济缺少国际竞争力。另外，从总体上来说，计划管理扭曲了整个经济运行，破坏了价格体系，国民经济低效率运转从而缺少生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
现实迫使人们反思。显然，上述活跃于20世纪40—60年代的发展的道理，到了60年代末受到了激烈的抨击。这种抨击首先指出，结构主义加上激进主义的思路，背离了新古典主义所坚持的市场经济而主张“直接控制教条”，强调以自由主义经济为基本原则的新古典主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新的发展的道理，即由原来的两种经济学（一种是适合发达国家的，另一种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变成了一种经济学。在新的“教条”指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改变发展战略，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到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上做出重大改革，由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下的封闭式的进口替代，迈向市场经济开放模式下的对出口的鼓励。这样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焕发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在理论上，一方面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在实践上，一方面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强调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中心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市场经济。经验证明，较早走上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就是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重视教育和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针而快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又对曾经的东亚奇迹提出挑战，对新古典主义提出挑战。
由新古典主义引申出的对金融自由化的过分推崇，以及对出口鼓励战略的过分渲染，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这个时候，如果整个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包括对金融安全的忽视，这些都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还可以指出亚洲国家市场经济的变形，即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是把危机的根源引向更深的层面，即制度层面。
不管怎么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东亚发展模式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于成功地指导了东亚发展模式的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检讨。或许，发展的道理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发展的故事改变了。于是，又出现了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批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否定之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了许多制度因素，却没有完整的体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但却把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抽象掉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这两个时代经济学取长补短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樊纲的思想与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暗合。樊纲的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强调了体制因素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公有制这个制度因素。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经鲜明地体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引进技术管理资本，但难以移植制度的方法，也非常契合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视，即经济发展应从强调价格矫正（自由价格制度或市场制度的推行）到政策矫正（即强调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再到制度矫正（即强调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对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
20世纪70年代在“新古典主义复兴”中，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把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放在理论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提出“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 right）；另一方面，认为价格扭曲的关键是政府政策的误导和政策体系的冲突，因而又提出与其“矫正价格”，不如“矫正政策”（getting policies right）的主张。一些国家消除了关税、限额，减少了补贴，取消了许多国内贸易限制，经济发展取得了较明显的绩效。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既定的制度安排基础上，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虽然在一定阶段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却未能使整个经济最终摆脱困境。
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发展的更为一般的要求是矫正制度或者矫正制度基础。广义上看，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现行市场机制的过程。这首先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的基本规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此扩展人类选择的机会，丰富经济发展的内涵。其次，制度结构决定着“矫正价格”的努力的成败。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极不完善，政府于是频频诉诸强制干预，结果价格扭曲日益严重。只有“矫正制度”才能真正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最后，制度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欠发达以及大量寻租活动的影响，技术创新缓慢，只有建立起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种种制度安排，才能促进和保护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环境”
（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竞争对手是整个发达国家阵营
从历史上来看，除了英国是第一个真正自我发展起来的工业强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是作为后来者、追随者发展起来的。比如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那时候，作为后发国家，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就与领先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领先国家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学习模仿的榜样而不是时时刻刻施加压力的对手存在的。而且，即使是竞争对手（竞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也还是“个别的”，是一个或几个，而不是一群竞争对手。
现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现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南北大格局（我们习惯把地球北部看作是发达国家的阵营，南部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南北格局主要是作为划分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而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这就意味着，现在的后发国家必须面临的外部竞争是整个发达国家阵营，是有一大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那儿。试想一下，在各个方面都有一批比自己更强的对手在那里，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起飞”、赶超？
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是作为一个群体在赶超的，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发展中国家不但要紧追前面的对手，同时也要注意后面的对手是否追上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是比以前更为严峻，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意味着要有艰苦奋斗、卧薪尝胆的意志、品质，更主要的是如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发展政策。
（二）经济的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虽然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但在最近二十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
那么，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资本和技术当然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力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只有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一般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允许流动的（签证拒签），这是发达国家一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士们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是无法实现流动的，“偏远地区”仍然是资本和技术难以进入的。
考虑到过去二三百年内国际贸易已经在逐步扩大的事实，那么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的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里的资本要素，既包括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
资本要素流动的范围扩大和速度的提高，毫无疑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始的时候缺乏的也是资本和技术。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场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要素就有了实际进入生产的机会（失业的人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一些比较优势才得以发挥，发展进程才得以开始和持续。如果没有经济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一定就使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它也许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拉大而不是缩小。
理论上说，自愿的交易（要素的自愿流动和组合也是一种自愿交易）可以导致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改善。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中当然也是可以获益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交易双方的分配比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在很多情况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强国、跨国公司等）会获得较大的份额，较弱的一方则只获得较小的份额，从而使双方的差距拉大。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显然首先是资本所有者，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当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法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人才和经验，缺乏对资本市场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其他体制方面与成熟的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它们容易受资本市场风险的冲击，而较难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即使仅就直接投资而言，在手持资本、四处选择、待价而沽的跨国公司与多一点就业总比少一点就业好的落后国家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真正的悖论在于：不开放，不利用外资，不加入全球化，发展速度更慢；而利用外资本身，并不一定能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经济全球化还带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使得发展中国家变得真正“无处可逃”，这种外部竞争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在道路选择上出现了某种“盲从”。
经济全球化的发生是由于发达国家原来的殖民扩张等方式已经不能奏效，只好采用这种看起来更加冠冕堂皇的经济力量、市场力量。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有人说全球化即西方化，西方化即美国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地都在拿美国做榜样，都在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去找西方的专家作顾问，作改革的高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在努力地“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专家团、顾问团，他们的人权观念、环保观念等，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盲从”就很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危险。比如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导致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就是听信外国专家金融自由化主张的结果。而人权观念、环保规定等进一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观念。
（三）全球的市场化
所谓“全球的市场化”指的主要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首先是前苏联、东欧国家旧体制的解体并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开支，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是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加快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开支，消灭预算赤字（现在象瑞典、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大额预算盈余），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活力；最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到拉美，也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增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压缩公共支出，平衡国际收支。
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再加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了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供给迅速增大，成本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放慢。私人企业因追求利润而控制工资及其他成本支出的增加，而政府则从过去的财政赤字转变为财政盈余。结果，便出现了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全世界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全球市场从过去五六十年一次的通货膨胀（以及滞胀），转变为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不过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全球经济从此进入（回归）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新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当然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的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我们如果在一些方面拥有竞争力，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以促进我们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有利的，而面临一个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日趋“拥挤”的国际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的那一部分，即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由于一大批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进入而已经变得特别“拥挤”，竞争格外激烈（包括竞相压价），这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表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条件，可能都不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以“出口带动”的经济起飞所面临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难以重现了。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也要面对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现实；像过去二十年中净出口的增长本身可以贡献几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那种情况也难以再现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四）新技术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统称为“数字革命”，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这一革命本身还正在进行，远没有结束，18个月一代新芯片的“莫尔定律”仍然有效；无线通讯与网络的连接技术正在迅速形成；网络与实业的结合和“网络公司”的兼并整合刚刚开始，资本市场上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波动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回合”。
而人们现在还感受不深、但未来影响可能更大的另一个技术革命即“基因革命”，也正在悄悄地发生。网络革命还仅仅是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而基因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本身以及农业、食品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等几乎所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经济产业！
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落后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可以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较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期看，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使我们更多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也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首先提高了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市场上占居了优势（想一想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中国家因为还不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差别），还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条件。
三、落后国家的现实竞争力
（一）新形势下的老问题
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出现而自动缩小，相反，新的形势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别人也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
另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其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尽管这不能代替中国自己加速改革与发展和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的努力。
（二）落后国家也可以有竞争力
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弱小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相比竞争力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科技开发能力与技术装备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还包括教育与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
第二，人才。既包括技术人才，又包括管理人才，还包括熟练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人才”因素与“科技”因素有重合的部分，因为人才是科技能力的载体。但人才还包括了管理能力和市场经验。拥有几百年市场竞争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国家和企业，显然占据优势地位。
第三，资本。雄厚的资本可以经得起竞争的风浪，经得起“先赔后赚”，易于挤垮“小对手”，易于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与人才和科技因素相关，因为有钱就能付高工资，引进人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引进人才”对于穷国来说就意味着“脑力流失”）；有钱就能够进行较大力度的科技开发投资，永葆优势地位。与资本相关的另一点是“规模”，财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规模效益，挤跨弱小的对手。
第四，体制。这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一系列法制结构、企业制度、资本市场、政府规章政策、政府效率等一切与企业运行效率相关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弱势。因为它们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久，而制度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有效的体制，相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已经搞了三四百年的发达国家来说，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从而比较缺乏效率，更易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就应该必须做到：第一，加速改革体制；第二，加快发展教育；第三，积极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第四，继续努力积累资本，等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一旦在将来中国做到了、实现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中国就有了“未来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竞争力。
但是以上这些“应该”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或者“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时候，怎么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卖得出东西去，能赚到钱，能有利润，开始积累资本、发展基础教育，从而能开始发展壮大，增长速度还得比人家高，以缩小与世界强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需要认识的是，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不仅会在经济发展之初存在，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持续存在——因为差距太大，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你在发展，人家也在进步，还是要处处压着你。也就是说，问题不是看到差距从而看到中国“应该”克服的弱点，而是在于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下还能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幸好，“竞争力”并不仅仅意味资本多、技术新、人才多，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也可以有竞争力！为此，樊纲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竞争力”这一重要概念的基本内容。
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说到底不过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一种（同一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多、服务更周到的产品。从而，企业就能够以更低的售价，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在同样的价格下，赚更多的利润，发展得更快。
而要做到成本相对较低，就不一定只有资本多、技术新才能做到，发展中国家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出发也可以做到。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以下几种其特有的“相对优势”：
第一种，资源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其他的东西都稀缺（因而利用起来成本较高），至少还有一种东西成本较低，即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成本较低，竞争力较高。这种优势其实可以称为“穷的优势”——收入水平低从而劳动成本低，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这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降低从而具有竞争力。
第二种，“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等，可以走捷径以缩短差距，用不着处处事事自己花代价发明创造、从头“试错”。同时，因为落后，就有追赶的动机。发达国家因为在前沿，容易懈怠，而发展中国家在追到同等富裕水平之前总会有较为充分的激励去努力奋进。
第三种，本土市场优势。以上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企业的角度看，还有另一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的相对优势，那就是基于对本国市场的熟悉（也是一种资源即信息存量）的所谓“本土市场优势”，这可以说也是任何落后国家总会具有的一种（初始）资源优势，它指的是对地方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对本国目前特殊体制的更多的理解、对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特殊知识，因而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能够利用的一种竞争力优势。中国也可以把这称为“土的优势”。当在中国把本国市场也视为国际市场一部分（事实也已经如此，加入WTO之后就更是如此）的时候，这是本国企业可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因素。这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一种特殊发展要素，它不同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要素。
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新生企业，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平起平坐。但是在现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地区、多数企业来说，中国的竞争力的源泉，还只能依靠以上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廉价劳动力、模仿（与引进）和地方特色，即“穷的优势”、“落后的优势”和“土的优势”。这些可以说就是落后国家的“现实的竞争力”。
（三）比较优势战略是真正务实的赶超战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现在起步，必须能够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包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市场）上“卖得出东西”，中国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就能赢利，从而能有资本的积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使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总之，中国现在就得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忌讳之一，就是老想一下子变得“高级”。因为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之大，每个人都着急，都想尽快“跳跃式发展”，尽快缩短差距，结果便不断地生出种种“大跃进”、“洋跃进”、“金融早熟”等事情来。一方面没有技术买技术，没有资本借资本，这都可能做到，但买来借来的技术和资本都要付出较高代价；另一方面人才又没有，体制又不健全，而这种状态一时半时还不能改变，于是到头来就会陷入危机，走大大的弯路。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为了更多地引进资本、技术，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印尼、泰国为典型），企业也过早、过分地追求“高、新、大”（以韩国为典型），大多数大企业不能赚钱，靠借债维持，结果当年名义上增长速度很快，金融危机一来，“财富缩水”一大块，统算下来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尽管中国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强国，成为高新科技的领先者，但是当前中国就必须立足于国情，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只有比较优势战略才是真正务实的赶超战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穷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也包括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上。事实上，现在中国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同时能赢利）的东西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上的产品（组装、来料加工等）。这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中国的“悲哀”，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中国正确地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仍然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就更是这样。
当然，这丝毫不否定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不否定中国今后还要逐步发展这样的企业和产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发达国家将其不再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今天，如果中国不发展这些产业，它们就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并在那里创造就业。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各种人才都有，中国至少可以在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两条腿走路”，在一切可创造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在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赚钱，特别是不能放弃、拒绝、排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不能忘记中国几亿农民要改善就业、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
四、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自二战以后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提出一种所谓“大国发展的道理”。这里要谈的就是关于大国发展的道理，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发展有哪些特别之处。
（一）大国发展的优势
大国的发展有它的困难但也有可以利用的优势。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人口大国，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有大量的甚至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中，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正是有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业部门才会低成本地扩张，也只有在劳动力变成不是无限供给（也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被工业部门吸收得差不多）的时候，二元结构才会逐步减弱以至消失。
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发展中大国无限供给的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能够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立足之地的重要条件之一。就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技术、资本与劳动而言，只有劳动是发展中国家所富有的。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会由于其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而变得不具有竞争优势，于是这些产业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讨论很多的是所谓“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中国之所以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有着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是一个小国，成为制造业中心是决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国在一开始还可能有一些廉价的劳动力，但很快，随着产业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小国没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中国就不同。这些年也能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地抓住国外产业转移的机会，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原因就是从中西部得到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补充。正是这些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抑制了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同时也就保证了沿海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会永远不上升。但是，正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在沿海地区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还可以向中西部转移，那里仍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发展中大国发展的另外一个优势是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人口众多，一方面意味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而言，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早期殖民帝国的发展，依赖的就是运用武力拓展海外市场。现在，通过殖民手段来划分市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于是通过经济手段（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手段（如政治谈判）以及其他手段（比如以人权为手段）等来分割市场的方式开始出现。而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它在以上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因为它先天就具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市场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这里不能将众多人口的需要与有效市场需求直接混同起来），从而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目前的中国，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无论是高端的产品还是低端的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买主。而加入WTO，则是把这个潜在的市场变成了现实的市场。
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世界的重要意义，反过来对中国而言，也就成为一种“资本”，一种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跨国公司都期待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可以通过市场吸引对方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稀缺的资源。从中国引进外资的思路来看，以市场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中国都经历过。显然，这正是巨大的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此外，如果从“中国制造”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由于中国加入WTO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市场了。全球的产业转移选择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看中这个大市场。
除此之外，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还有特别的意义。尽管中国目前的外贸出口很迅猛，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较高。但是，中国希望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赶超发达国家，走亚洲四小龙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一方面，亚洲四小龙，毕竟都是小的国家或地区（相对于中国），可以靠出口导向；另一方面，当时的外部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竞争激烈，当前“全球的市场化”使得出口竞争格外惨烈。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扩大内需或者说国内市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纯依靠国外市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就会非常被动。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好比是一个缓震器，可以将外部的冲击化解掉。
（二）大国的发展是个长期问题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赶超是三四十年的事，甚至更短；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间将会更长，超过五十年。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大国。
如果我们把沿海地区看作是一些小的国家的话（它们的规模确实可以与欧洲一些国家相类比），那么，现在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中国不只有沿海，还有广阔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却非常落后。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仅仅要发展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还要发展那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地区差距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要有长远的规划。
这个长远的战略规划落实到政策层面，不能仅仅有几个发达的亮点就够了，政策的视野应该是全中国。比如比较优势战略也好，发展高新科技也好，提升产业结构也好，必须要考虑的是，那些落后的地区、落后的人群有没有“照顾到”？因而，我们不但要有高新科技，也还要有适用技术，不但要提升产业结构，也还要扩充产业结构。
大国发展的长期性还可以归结为贫富差距的存在。可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有更多的人处在不富裕甚至贫困状态。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在考虑到大国发展长期性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务实的目标。小康社会听起来似乎目标不够宏大，但想一想，如果全中国人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世界工厂与科技大国的问题。中国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与增长，导致世界上许多人在谈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可能性，其含义就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制造业生产基地，为世界市场生产相当大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品。
在中国看来，中国如果真的能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工厂”，那将是中国的伟大成就，是中国抓住了一个“千年大机遇”，使自己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事实上，中国只有成为世界工厂，才能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加快几亿农民脱离农业的进程，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现在每天为之头疼的“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就业不足问题、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问题等，才能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担心的问题仅在于：即使成为世界工厂，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还不足以满足几亿农民进城的需要（在今后40年~50年中，预计会有4~5亿农村劳动力要最终脱离土地）！
但是有的中国人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不屑一顾，认为中国要作的是“科技大国”，要挣科技发明的大钱，而不能只挣制造业的那点“小钱”。可是第一，谁说成为科技大国就不能同时是世界工厂，或者反过来，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就不能同时是科技大国？中国将来一共会有7亿~8亿劳动力，其中可以有1亿人去搞高科技（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力量），还剩下6亿~7亿的人，大概还是要有多数人搞制造业生产，不然怎么就业？中国这么多人，既搞高科技，又搞制造业，又搞服务业，加在一起可能还达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居然有人还想不搞制造业，不想搞工厂！第二，连世界工厂都当不成，还想当科技大国？现代科学技术强国都是从制造业强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都经历过世界工厂的发展阶段，只不过现在世界上分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做制造业不再有竞争力，做不成世界工厂了（所以那里的工会组织拼命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加入WTO），而中国正处于在这方面有竞争力的发展阶段上。第三，生产制造本身是科技应用的过程。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工厂，新的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那个高科技也是假的。再新的技术最终也要落实到产品制造上去。中国的理想应该是用中国的“自有技术”，既制造皮鞋、袜子，又制造飞船、导弹。而且再回到前面的道理上去：即便有朝一日中国成了飞船、导弹的世界工厂，中国仍然还要为世界（中国市场还不够大）生产皮鞋、袜子，不这样那4亿~5亿农民的就业就没有着落！
还有人看着中国只能挣制造业生产产品的钱、赚不到“品牌的钱”、“流通的钱”而着急，也来否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努力，说什么中国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而要成为“流通业、服务业大国”。中国如果能有自己的世界名牌，如果能去主宰世界市场的流通与销售，甚至主宰世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服务，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是比较优势问题又出来了。第一，在中国还没有学会那些本领之前，中国干什么？中国的落后，原因之一就在于刚刚开始搞市场经济，刚刚走向世界市场，而不像发达国家和老牌的跨国公司那样已经在世界市场上经营了几十年、几百年，经验丰富，老奸巨猾，已经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品牌、营销、市场份额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要达到那一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虽然中国的这个过程在时间上不一定要几百年，但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第二，要发展在市场营销、流通服务方面的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同时搞工厂进行生产制造，搞生产制造为什么就不能发展营销能力？分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为什么非要相互否定？当今世界上的营销大国，名牌厂家，又有哪个不是从生产制造起步的！
2. 提升产业结构与扩充产业结构。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提升产业结构”，意思是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全国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低级”（低端、附加值低）的产业太多，应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逐步增加“高级”产业，淘汰“低级”产业，把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高端提升。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提法也许是对的；对于中国的某一个地区来说，这也许是对的；对于个别企业，也许是对的。但对于中国这个整体来说，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这种提法却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中国毫无疑问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当中的技术含量，但即使中国有了新的较为高级的产业，中国也仍然不能丢掉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但仍有竞争力的所谓“低级产业”！因为中国还有几亿农民要就业！一些企业“升级”了，一些地区也许总体来说也“升级”了，但那些所谓“低级”的东西仍要由别的企业、也许是新的企业接过来、做下去，也许到别的地区去做，但是中国却千万不能把它们丢掉！因为那些就业机会丢不得，不能让它们流失到国外去，否则中国几亿农民转产、进城的问题就无法最终解决！一个企业可以不管就业问题，有利润可赚是最主要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也可以不管“中国农民”就业的问题，只要本地区的就业满足了就行。但是作为中国这个整体，作为中央政府，不能不管几亿人就业的问题，因为这早晚都是中国大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区可以谈论“结构升级”，中央政府却不能谈论结构升级，作为中国人，中国千万不能忘记几亿人就业的问题，中国不妨称它为“世纪大问题”。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战略；扩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均等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2-0009-１２
中国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宏观问题、微观问题、改革问题、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往往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其他问题。因而容易导致对很多问题的讨论抓不住要害，显得似是而非。
樊纲在研究中国经济时，非常强调每一类问题的相对独立性，反对把很多问题混为一谈。同时，也绝不囿于某一方面的问题，而对其他问题浑然不顾。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带有很强的逻辑关联性与逻辑延续性。他首先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在基础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颇有建树。然后，他又讨论经济转轨，即所谓过渡经济学的问题。从转轨经济学到“发展的道理”，反映出他对中国转型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思考，是一个自然的过渡，是思维链条的自然延伸。
这里着重谈他对于“发展的道理”的见解。对于中国的发展问题，樊纲的论述散见各处，在“中国经济发展十论”（收入樊纲《发展的道理》）中，相对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年来他对于发展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一、发展的故事与发展的道理
发展的道理实际上讲的就是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讨论的内容。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才兴起的新兴学科。二战后各国都面临着战后重建与发展问题，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时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于原来的新古典主义只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不以为然。于是，一些发展经济学开始提出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需要有一门新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来解决，而不能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开端。
不过，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讲述发展故事中的道理，即从发展的故事中引申出发展的道理。而发展的故事并不总是按照理论的逻辑在发生着。于是，发展经济学的思路与具体的理论模式一变再变。
早期发展经济学思想体现了结构主义思路，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性失业、结构性通胀、适用技术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世界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结构，即中心外围关系，发达国家处于中心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的依附地位。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了早期的“发展的道理”，即强调结构调整、资本积累以及计划管理这几个方面。根据这种发展的道理，很多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在了工业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上，同时资本积累也是农业剩余为工业化做贡献，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导致农业停滞。而中心外围关系的说法也使得很多国家实行封闭式的指令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国内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调动，使国内经济缺少国际竞争力。另外，从总体上来说，计划管理扭曲了整个经济运行，破坏了价格体系，国民经济低效率运转从而缺少生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
现实迫使人们反思。显然，上述活跃于20世纪40—60年代的发展的道理，到了60年代末受到了激烈的抨击。这种抨击首先指出，结构主义加上激进主义的思路，背离了新古典主义所坚持的市场经济而主张“直接控制教条”，强调以自由主义经济为基本原则的新古典主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新的发展的道理，即由原来的两种经济学（一种是适合发达国家的，另一种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变成了一种经济学。在新的“教条”指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改变发展战略，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到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上做出重大改革，由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下的封闭式的进口替代，迈向市场经济开放模式下的对出口的鼓励。这样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焕发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在理论上，一方面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在实践上，一方面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强调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中心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市场经济。经验证明，较早走上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就是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重视教育和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针而快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又对曾经的东亚奇迹提出挑战，对新古典主义提出挑战。
由新古典主义引申出的对金融自由化的过分推崇，以及对出口鼓励战略的过分渲染，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这个时候，如果整个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包括对金融安全的忽视，这些都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还可以指出亚洲国家市场经济的变形，即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是把危机的根源引向更深的层面，即制度层面。
不管怎么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东亚发展模式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于成功地指导了东亚发展模式的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检讨。或许，发展的道理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发展的故事改变了。于是，又出现了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批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否定之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了许多制度因素，却没有完整的体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但却把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抽象掉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这两个时代经济学取长补短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樊纲的思想与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暗合。樊纲的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强调了体制因素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公有制这个制度因素。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经鲜明地体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引进技术管理资本，但难以移植制度的方法，也非常契合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视，即经济发展应从强调价格矫正（自由价格制度或市场制度的推行）到政策矫正（即强调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再到制度矫正（即强调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对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
20世纪70年代在“新古典主义复兴”中，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把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放在理论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提出“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 right）；另一方面，认为价格扭曲的关键是政府政策的误导和政策体系的冲突，因而又提出与其“矫正价格”，不如“矫正政策”（getting policies right）的主张。一些国家消除了关税、限额，减少了补贴，取消了许多国内贸易限制，经济发展取得了较明显的绩效。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既定的制度安排基础上，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虽然在一定阶段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却未能使整个经济最终摆脱困境。
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发展的更为一般的要求是矫正制度或者矫正制度基础。广义上看，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现行市场机制的过程。这首先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的基本规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此扩展人类选择的机会，丰富经济发展的内涵。其次，制度结构决定着“矫正价格”的努力的成败。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极不完善，政府于是频频诉诸强制干预，结果价格扭曲日益严重。只有“矫正制度”才能真正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最后，制度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欠发达以及大量寻租活动的影响，技术创新缓慢，只有建立起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种种制度安排，才能促进和保护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环境”
（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竞争对手是整个发达国家阵营
从历史上来看，除了英国是第一个真正自我发展起来的工业强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是作为后来者、追随者发展起来的。比如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那时候，作为后发国家，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就与领先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领先国家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学习模仿的榜样而不是时时刻刻施加压力的对手存在的。而且，即使是竞争对手（竞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也还是“个别的”，是一个或几个，而不是一群竞争对手。
现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现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南北大格局（我们习惯把地球北部看作是发达国家的阵营，南部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南北格局主要是作为划分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而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这就意味着，现在的后发国家必须面临的外部竞争是整个发达国家阵营，是有一大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那儿。试想一下，在各个方面都有一批比自己更强的对手在那里，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起飞”、赶超？
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是作为一个群体在赶超的，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发展中国家不但要紧追前面的对手，同时也要注意后面的对手是否追上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是比以前更为严峻，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意味着要有艰苦奋斗、卧薪尝胆的意志、品质，更主要的是如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发展政策。
（二）经济的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虽然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但在最近二十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
那么，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资本和技术当然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力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只有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一般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允许流动的（签证拒签），这是发达国家一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士们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是无法实现流动的，“偏远地区”仍然是资本和技术难以进入的。
考虑到过去二三百年内国际贸易已经在逐步扩大的事实，那么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的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里的资本要素，既包括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
资本要素流动的范围扩大和速度的提高，毫无疑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始的时候缺乏的也是资本和技术。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场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要素就有了实际进入生产的机会（失业的人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一些比较优势才得以发挥，发展进程才得以开始和持续。如果没有经济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一定就使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它也许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拉大而不是缩小。
理论上说，自愿的交易（要素的自愿流动和组合也是一种自愿交易）可以导致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改善。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中当然也是可以获益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交易双方的分配比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在很多情况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强国、跨国公司等）会获得较大的份额，较弱的一方则只获得较小的份额，从而使双方的差距拉大。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显然首先是资本所有者，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当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法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人才和经验，缺乏对资本市场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其他体制方面与成熟的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它们容易受资本市场风险的冲击，而较难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即使仅就直接投资而言，在手持资本、四处选择、待价而沽的跨国公司与多一点就业总比少一点就业好的落后国家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真正的悖论在于：不开放，不利用外资，不加入全球化，发展速度更慢；而利用外资本身，并不一定能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经济全球化还带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使得发展中国家变得真正“无处可逃”，这种外部竞争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在道路选择上出现了某种“盲从”。
经济全球化的发生是由于发达国家原来的殖民扩张等方式已经不能奏效，只好采用这种看起来更加冠冕堂皇的经济力量、市场力量。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有人说全球化即西方化，西方化即美国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地都在拿美国做榜样，都在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去找西方的专家作顾问，作改革的高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在努力地“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专家团、顾问团，他们的人权观念、环保观念等，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盲从”就很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危险。比如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导致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就是听信外国专家金融自由化主张的结果。而人权观念、环保规定等进一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观念。
（三）全球的市场化
所谓“全球的市场化”指的主要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首先是前苏联、东欧国家旧体制的解体并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开支，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是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加快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开支，消灭预算赤字（现在象瑞典、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大额预算盈余），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活力；最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到拉美，也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增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压缩公共支出，平衡国际收支。
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再加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了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供给迅速增大，成本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放慢。私人企业因追求利润而控制工资及其他成本支出的增加，而政府则从过去的财政赤字转变为财政盈余。结果，便出现了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全世界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全球市场从过去五六十年一次的通货膨胀（以及滞胀），转变为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不过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全球经济从此进入（回归）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新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当然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的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我们如果在一些方面拥有竞争力，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以促进我们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有利的，而面临一个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日趋“拥挤”的国际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的那一部分，即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由于一大批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进入而已经变得特别“拥挤”，竞争格外激烈（包括竞相压价），这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表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条件，可能都不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以“出口带动”的经济起飞所面临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难以重现了。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也要面对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现实；像过去二十年中净出口的增长本身可以贡献几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那种情况也难以再现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四）新技术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统称为“数字革命”，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这一革命本身还正在进行，远没有结束，18个月一代新芯片的“莫尔定律”仍然有效；无线通讯与网络的连接技术正在迅速形成；网络与实业的结合和“网络公司”的兼并整合刚刚开始，资本市场上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波动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回合”。
而人们现在还感受不深、但未来影响可能更大的另一个技术革命即“基因革命”，也正在悄悄地发生。网络革命还仅仅是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而基因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本身以及农业、食品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等几乎所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经济产业！
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落后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可以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较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期看，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使我们更多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也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首先提高了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市场上占居了优势（想一想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中国家因为还不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差别），还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条件。
三、落后国家的现实竞争力
（一）新形势下的老问题
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出现而自动缩小，相反，新的形势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别人也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
另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其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尽管这不能代替中国自己加速改革与发展和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的努力。
（二）落后国家也可以有竞争力
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弱小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相比竞争力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科技开发能力与技术装备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还包括教育与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
第二，人才。既包括技术人才，又包括管理人才，还包括熟练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人才”因素与“科技”因素有重合的部分，因为人才是科技能力的载体。但人才还包括了管理能力和市场经验。拥有几百年市场竞争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国家和企业，显然占据优势地位。
第三，资本。雄厚的资本可以经得起竞争的风浪，经得起“先赔后赚”，易于挤垮“小对手”，易于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与人才和科技因素相关，因为有钱就能付高工资，引进人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引进人才”对于穷国来说就意味着“脑力流失”）；有钱就能够进行较大力度的科技开发投资，永葆优势地位。与资本相关的另一点是“规模”，财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规模效益，挤跨弱小的对手。
第四，体制。这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一系列法制结构、企业制度、资本市场、政府规章政策、政府效率等一切与企业运行效率相关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弱势。因为它们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久，而制度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有效的体制，相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已经搞了三四百年的发达国家来说，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从而比较缺乏效率，更易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就应该必须做到：第一，加速改革体制；第二，加快发展教育；第三，积极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第四，继续努力积累资本，等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一旦在将来中国做到了、实现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中国就有了“未来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竞争力。
但是以上这些“应该”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或者“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时候，怎么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卖得出东西去，能赚到钱，能有利润，开始积累资本、发展基础教育，从而能开始发展壮大，增长速度还得比人家高，以缩小与世界强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需要认识的是，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不仅会在经济发展之初存在，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持续存在——因为差距太大，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你在发展，人家也在进步，还是要处处压着你。也就是说，问题不是看到差距从而看到中国“应该”克服的弱点，而是在于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下还能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幸好，“竞争力”并不仅仅意味资本多、技术新、人才多，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也可以有竞争力！为此，樊纲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竞争力”这一重要概念的基本内容。
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说到底不过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一种（同一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多、服务更周到的产品。从而，企业就能够以更低的售价，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在同样的价格下，赚更多的利润，发展得更快。
而要做到成本相对较低，就不一定只有资本多、技术新才能做到，发展中国家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出发也可以做到。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以下几种其特有的“相对优势”：
第一种，资源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其他的东西都稀缺（因而利用起来成本较高），至少还有一种东西成本较低，即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成本较低，竞争力较高。这种优势其实可以称为“穷的优势”——收入水平低从而劳动成本低，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这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降低从而具有竞争力。
第二种，“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等，可以走捷径以缩短差距，用不着处处事事自己花代价发明创造、从头“试错”。同时，因为落后，就有追赶的动机。发达国家因为在前沿，容易懈怠，而发展中国家在追到同等富裕水平之前总会有较为充分的激励去努力奋进。
第三种，本土市场优势。以上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企业的角度看，还有另一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的相对优势，那就是基于对本国市场的熟悉（也是一种资源即信息存量）的所谓“本土市场优势”，这可以说也是任何落后国家总会具有的一种（初始）资源优势，它指的是对地方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对本国目前特殊体制的更多的理解、对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特殊知识，因而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能够利用的一种竞争力优势。中国也可以把这称为“土的优势”。当在中国把本国市场也视为国际市场一部分（事实也已经如此，加入WTO之后就更是如此）的时候，这是本国企业可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因素。这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一种特殊发展要素，它不同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要素。
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新生企业，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平起平坐。但是在现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地区、多数企业来说，中国的竞争力的源泉，还只能依靠以上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廉价劳动力、模仿（与引进）和地方特色，即“穷的优势”、“落后的优势”和“土的优势”。这些可以说就是落后国家的“现实的竞争力”。
（三）比较优势战略是真正务实的赶超战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现在起步，必须能够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包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市场）上“卖得出东西”，中国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就能赢利，从而能有资本的积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使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总之，中国现在就得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忌讳之一，就是老想一下子变得“高级”。因为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之大，每个人都着急，都想尽快“跳跃式发展”，尽快缩短差距，结果便不断地生出种种“大跃进”、“洋跃进”、“金融早熟”等事情来。一方面没有技术买技术，没有资本借资本，这都可能做到，但买来借来的技术和资本都要付出较高代价；另一方面人才又没有，体制又不健全，而这种状态一时半时还不能改变，于是到头来就会陷入危机，走大大的弯路。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为了更多地引进资本、技术，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印尼、泰国为典型），企业也过早、过分地追求“高、新、大”（以韩国为典型），大多数大企业不能赚钱，靠借债维持，结果当年名义上增长速度很快，金融危机一来，“财富缩水”一大块，统算下来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尽管中国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强国，成为高新科技的领先者，但是当前中国就必须立足于国情，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只有比较优势战略才是真正务实的赶超战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穷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也包括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上。事实上，现在中国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同时能赢利）的东西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上的产品（组装、来料加工等）。这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中国的“悲哀”，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中国正确地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仍然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就更是这样。
当然，这丝毫不否定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不否定中国今后还要逐步发展这样的企业和产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发达国家将其不再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今天，如果中国不发展这些产业，它们就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并在那里创造就业。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各种人才都有，中国至少可以在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两条腿走路”，在一切可创造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在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赚钱，特别是不能放弃、拒绝、排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不能忘记中国几亿农民要改善就业、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
四、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自二战以后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提出一种所谓“大国发展的道理”。这里要谈的就是关于大国发展的道理，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发展有哪些特别之处。
（一）大国发展的优势
大国的发展有它的困难但也有可以利用的优势。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人口大国，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有大量的甚至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中，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正是有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业部门才会低成本地扩张，也只有在劳动力变成不是无限供给（也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被工业部门吸收得差不多）的时候，二元结构才会逐步减弱以至消失。
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发展中大国无限供给的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能够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立足之地的重要条件之一。就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技术、资本与劳动而言，只有劳动是发展中国家所富有的。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会由于其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而变得不具有竞争优势，于是这些产业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讨论很多的是所谓“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中国之所以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有着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是一个小国，成为制造业中心是决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国在一开始还可能有一些廉价的劳动力，但很快，随着产业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小国没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中国就不同。这些年也能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地抓住国外产业转移的机会，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原因就是从中西部得到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补充。正是这些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抑制了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同时也就保证了沿海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会永远不上升。但是，正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在沿海地区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还可以向中西部转移，那里仍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发展中大国发展的另外一个优势是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人口众多，一方面意味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而言，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早期殖民帝国的发展，依赖的就是运用武力拓展海外市场。现在，通过殖民手段来划分市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于是通过经济手段（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手段（如政治谈判）以及其他手段（比如以人权为手段）等来分割市场的方式开始出现。而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它在以上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因为它先天就具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市场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这里不能将众多人口的需要与有效市场需求直接混同起来），从而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目前的中国，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无论是高端的产品还是低端的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买主。而加入WTO，则是把这个潜在的市场变成了现实的市场。
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世界的重要意义，反过来对中国而言，也就成为一种“资本”，一种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跨国公司都期待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可以通过市场吸引对方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稀缺的资源。从中国引进外资的思路来看，以市场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中国都经历过。显然，这正是巨大的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此外，如果从“中国制造”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由于中国加入WTO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市场了。全球的产业转移选择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看中这个大市场。
除此之外，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还有特别的意义。尽管中国目前的外贸出口很迅猛，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较高。但是，中国希望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赶超发达国家，走亚洲四小龙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一方面，亚洲四小龙，毕竟都是小的国家或地区（相对于中国），可以靠出口导向；另一方面，当时的外部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竞争激烈，当前“全球的市场化”使得出口竞争格外惨烈。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扩大内需或者说国内市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纯依靠国外市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就会非常被动。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好比是一个缓震器，可以将外部的冲击化解掉。
（二）大国的发展是个长期问题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赶超是三四十年的事，甚至更短；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间将会更长，超过五十年。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大国。
如果我们把沿海地区看作是一些小的国家的话（它们的规模确实可以与欧洲一些国家相类比），那么，现在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中国不只有沿海，还有广阔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却非常落后。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仅仅要发展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还要发展那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地区差距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要有长远的规划。
这个长远的战略规划落实到政策层面，不能仅仅有几个发达的亮点就够了，政策的视野应该是全中国。比如比较优势战略也好，发展高新科技也好，提升产业结构也好，必须要考虑的是，那些落后的地区、落后的人群有没有“照顾到”？因而，我们不但要有高新科技，也还要有适用技术，不但要提升产业结构，也还要扩充产业结构。
大国发展的长期性还可以归结为贫富差距的存在。可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有更多的人处在不富裕甚至贫困状态。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在考虑到大国发展长期性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务实的目标。小康社会听起来似乎目标不够宏大，但想一想，如果全中国人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世界工厂与科技大国的问题。中国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与增长，导致世界上许多人在谈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可能性，其含义就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制造业生产基地，为世界市场生产相当大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品。
在中国看来，中国如果真的能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工厂”，那将是中国的伟大成就，是中国抓住了一个“千年大机遇”，使自己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事实上，中国只有成为世界工厂，才能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加快几亿农民脱离农业的进程，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现在每天为之头疼的“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就业不足问题、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问题等，才能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担心的问题仅在于：即使成为世界工厂，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还不足以满足几亿农民进城的需要（在今后40年~50年中，预计会有4~5亿农村劳动力要最终脱离土地）！
但是有的中国人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不屑一顾，认为中国要作的是“科技大国”，要挣科技发明的大钱，而不能只挣制造业的那点“小钱”。可是第一，谁说成为科技大国就不能同时是世界工厂，或者反过来，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就不能同时是科技大国？中国将来一共会有7亿~8亿劳动力，其中可以有1亿人去搞高科技（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力量），还剩下6亿~7亿的人，大概还是要有多数人搞制造业生产，不然怎么就业？中国这么多人，既搞高科技，又搞制造业，又搞服务业，加在一起可能还达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居然有人还想不搞制造业，不想搞工厂！第二，连世界工厂都当不成，还想当科技大国？现代科学技术强国都是从制造业强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都经历过世界工厂的发展阶段，只不过现在世界上分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做制造业不再有竞争力，做不成世界工厂了（所以那里的工会组织拼命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加入WTO），而中国正处于在这方面有竞争力的发展阶段上。第三，生产制造本身是科技应用的过程。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工厂，新的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那个高科技也是假的。再新的技术最终也要落实到产品制造上去。中国的理想应该是用中国的“自有技术”，既制造皮鞋、袜子，又制造飞船、导弹。而且再回到前面的道理上去：即便有朝一日中国成了飞船、导弹的世界工厂，中国仍然还要为世界（中国市场还不够大）生产皮鞋、袜子，不这样那4亿~5亿农民的就业就没有着落！
还有人看着中国只能挣制造业生产产品的钱、赚不到“品牌的钱”、“流通的钱”而着急，也来否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努力，说什么中国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而要成为“流通业、服务业大国”。中国如果能有自己的世界名牌，如果能去主宰世界市场的流通与销售，甚至主宰世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服务，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是比较优势问题又出来了。第一，在中国还没有学会那些本领之前，中国干什么？中国的落后，原因之一就在于刚刚开始搞市场经济，刚刚走向世界市场，而不像发达国家和老牌的跨国公司那样已经在世界市场上经营了几十年、几百年，经验丰富，老奸巨猾，已经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品牌、营销、市场份额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要达到那一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虽然中国的这个过程在时间上不一定要几百年，但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第二，要发展在市场营销、流通服务方面的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同时搞工厂进行生产制造，搞生产制造为什么就不能发展营销能力？分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为什么非要相互否定？当今世界上的营销大国，名牌厂家，又有哪个不是从生产制造起步的！
2. 提升产业结构与扩充产业结构。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提升产业结构”，意思是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全国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低级”（低端、附加值低）的产业太多，应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逐步增加“高级”产业，淘汰“低级”产业，把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高端提升。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提法也许是对的；对于中国的某一个地区来说，这也许是对的；对于个别企业，也许是对的。但对于中国这个整体来说，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这种提法却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中国毫无疑问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当中的技术含量，但即使中国有了新的较为高级的产业，中国也仍然不能丢掉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但仍有竞争力的所谓“低级产业”！因为中国还有几亿农民要就业！一些企业“升级”了，一些地区也许总体来说也“升级”了，但那些所谓“低级”的东西仍要由别的企业、也许是新的企业接过来、做下去，也许到别的地区去做，但是中国却千万不能把它们丢掉！因为那些就业机会丢不得，不能让它们流失到国外去，否则中国几亿农民转产、进城的问题就无法最终解决！一个企业可以不管就业问题，有利润可赚是最主要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也可以不管“中国农民”就业的问题，只要本地区的就业满足了就行。但是作为中国这个整体，作为中央政府，不能不管几亿人就业的问题，因为这早晚都是中国大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区可以谈论“结构升级”，中央政府却不能谈论结构升级，作为中国人，中国千万不能忘记几亿人就业的问题，中国不妨称它为“世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