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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她是一个端庄而知性的女人。也许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述那个和我面对面交谈时的秦川。
在更多时候，她是抗击“非典”的英雄，是禽流感方面的专家，是严谨的研究者。她的身份多元，是教授，是医生，同时也是所长，还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担任主编。她工作任务繁多，却能应对自如。把每一天有限的时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起来，这对于她来说，仿佛毫不费力。
然而采访当天，她不完全是我想象中“女强人”“女英雄”的形象，多了更多温和与平易近人的感觉。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细心带领着学生做研究的老师，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形象。让我确信的是，她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并不多。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再说自己没有多少值得一说的故事，“集体是更重要的，我希望你们在报道里更多是关于这个研究所。”她指的是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这个她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珍贵岁月的地方。在她平淡、轻松而舒缓的语气里，我试图去捕捉一些闪光的点——可以去描写的或者加以修饰的。然而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一幅又一幅具有生活气息的画面：秦川在工作时认真严谨的样子；她在生活中作为一个母亲慈爱的样子；一个热爱家务的女人随性、从容的样子。这样的画面，正如她对我讲述的那些事情一样，无论是关于抗击非典，还是照顾家庭，还是关于自己从事研究的初衷，都是朴素的，因为发自内心，因为是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流露。
“打仗”不能乱了阵脚
2003年的春节假期早就过了，北京的街道上却人烟稀少，这个经常在上下班高峰拥堵的城市，忽然变得安静下来。谁在公交车上打个喷嚏，周围的人会立即捂住口鼻。地铁里的人变少了，多数学校停课了，部分公司放假了，人们希望待在安全的家里，不时会打开收音机或电视，听到因为SARS而患病死亡的人数又增加到了多少。
那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惶恐不安的春天。而在北京市某地，有一个研究所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在那里的人和多数北京市民一样，对这个新的病原体知之甚少，但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身为科研工作者，有义务在第一时间揭开这种新的病原体的面纱。在这群人当中，能够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使整个团队成员压住心中对未知病原体的恐惧并坚持在第一线的，是一位女科学家。她就是
秦川。
这时候国家下达了一个重要指示：加紧研制出SARS的疫苗。当时的疫苗研制进入到关键阶段，对疫苗的评价工作即将开始。评价疫苗需要适合的动物模型进行实验任务，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研究所头上。从进行动物实验、观察结果到比较分析数据，都是攻关组每位成员的日常工作。
秦川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一样，每天都是加班加点，不眠不休。他们采取轮番上班的制度，把评价疫苗的周期尽可能缩到最短。他们知道把疫苗推出去的紧迫性，因为多拖延一刻，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就会延误一刻。
谈到工作的难度，秦川说：“最难的就是要有耐心。”因为用动物来做实验模型，这就需要研究人员经常与动物相处。“你要照顾好他们，让他们吃好，睡好，还要开心。这样他们才会配合你的实验，在尽量少的干扰因素下，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才能保证。”
实验室为了试验SARS疫苗，引进了一批猴子。猴子平常被关在实验室里，除了观察需要，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因为它们身上都携带着试验的病毒。然而有一项工作是必须有人做的，那就是给猴子清理粪便。猴子顽劣不听话，给这项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猴子排泄的时候和猫啊狗啊不一样，它们喜欢随时随地排便，甚至在它向你扑来的时候，或者跳起来的时候，粪便就排了出来，很容易弄到你身上。”秦川描述当时的情景。
“携带病毒的动物，它的粪便也是病毒最集中的载体，所以一旦没处理好，就会把病毒传染人。”由于工作的危险性，秦川经常需要亲力亲为，给其他研究人员做示范。当时跟随秦川做研究的学生，都被禁止参与这种工作，因为她不放心学生们的安全。
一群默默付出的英雄，并没有“风萧萧兮”般的悲壮。在研究所里，大家所做的也只是这样看似琐碎的工作。然而就像秦川所说的，一个研究者需要的是冷静。作为一个带头人，秦川知道只有稳固了这个团队的心，大家协同起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当外界不了解、甚至不理解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时，他们更需要沉下心来，做好疫苗评价工作的每一个
步骤。
“一开始周围的百姓是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十分神圣的样子。”秦川说。在研究所附近，人们听说这里被授予了研究SARS疫苗的使命，都对研究所的人抱有一种尊敬和感激。居民们时不时会挨个来送东西，像食品和日用品一类的。“当时如果你在场，可能会有一种被送上前线的感觉。”研究工作和真正的战争不同，但打好“这场战役”同样需要不畏惧，需要决心。“首先我自己不能慌张，乱了阵脚。”秦川说。她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安抚同事，让大家保持镇定，同时提升队伍的信心。
在经历了夜以继日的实验之后，研究所终于拿出了SARS疫苗评价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全世界最早的，这个成果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圆满地完成国家交代任务的同时，研究所还创造性地做了一件事情。
由于疫苗是供健康人群预防病毒感染用的，而当时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已被感染的病患，这也是SARS爆發时引起人群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所就对当时在北京能得到的中成药进行筛选，期待从中找到有一定疗效的药物。“中成药的作用是非常宽泛的，我们把筛出来的对SARS有缓解作用的药及时地报给了上级主管部门。”秦川说。这个行为对其他的传染病防治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儿子出国其实我很惦记
秦川说自己喜欢做家务，喜欢打理生活中的大小事，比如做饭、洗碗、打扫卫生之类，她其实是无比热爱生活的人。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在一线肩负重要责任的医学工作者，她显然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心血。 提到2003年抗击SARS时，秦川说在那期间她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家里。当时她的儿子在上初中，虽然已经懂得了如何照顾自己，但秦川依然放心不下。“我记得一回到家，是晚上两点多，他起来煮面给我吃。”这个片段在她心里一直回放着很多年。如今儿子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作为一个母亲，秦川不知道如何向他诉说当时的感受。也许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儿子都能理解。因为那一年她所做的工作，是为全天下所有的家庭而做的工作。
关于对孩子未来的规划，秦川说自己从不为孩子强加什么意愿。“我尊重他的喜好，让他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一年儿子跟随着丈夫出国念书了，秦川的工作却依旧紧张而忙碌。SARS走了禽流感又来了，接着是甲型H1N1，到现在又出现了H7N9。研究所要做好随时迎战新疫情的准备，而秦川一直坚守在第一线，甚至想去看看孩子都走不开。“你能说我不想吗？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然后忽然醒来。”秦川感叹道。
学医不仅是完成父母的期望
回忆起自己的从业之路，秦川笑着说，“我父母希望我做医生。”
秦川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不是，然而两位长辈都期望秦川走上从医的道路。为此她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也从那时候起在心里立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
踏入医学殿堂的秦川，心里崇拜着林巧稚和顾方舟那样的大学者。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她就必须更加刻苦地学习，同时也以榜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她虽然没有走上行医的道路，却来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开始了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医学研究工作，秦川说，这多半要归因于自己的家庭。秦川的丈夫是一名医生，工作也十分忙碌，如果两人同时都在医院工作，家里就很少能被照顾到。“所以说，我没有去做医生，做研究去啦。”秦川笑着说道。
这是她为家庭做出的让步，而这样的选择不但没有阻碍秦川的发展，反而为她开辟了崭新的人生篇章。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她兢兢业业多年，如今做出的成绩是令人钦佩的，尽管她也会自嘲“疾病研究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秦川说，“我始终以顾、林两位大家为榜样，只要想到他们所做的贡献，我再看看我自己做的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在秦川的谦逊回答中，也许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科学研究常常被人们提及，因为科学新发现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一旦有新的重大成果就会为大众所关注，相关的科学家就会闻名遐迩。然而，像比较医学研究这样的应用型研究却往往在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话题中不被提及，因为它偏重应用，更关注于解决当下棘手的问题。用秦川的话说，“在研究所是带着问题去工作的”，问题随时到来，一个又一个，解决了一个，公众的视线就会被转移，做这个工作的人就会被逐渐淡忘。
只想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秦川喜欢用“永远的39”来概括自己目前的状态，因为39岁是最为成熟和睿智的年龄。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又身兼所长、教授、主编等职务，在外界看来，她俨然可以被称为“女强人”。而对这样的评价，秦川说“我并不想听到‘女强人’这个词，我只想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动物研究所，秦川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研究，而剩下的时间多用于教学。她承担的工作也许比一般的科学家要多，然而教学与科研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她也热爱教学，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会有思维的火花。”她说。这些年，她的心思都放在了疾病研究上。“我是研究所的首席科學家，和研究无关的大小事都有专门的人去干，我们有很好的管理制度，所以我基本不用做什么管理工作。”秦川说。除了研究流行病，秦川在早年还做了艾滋病研究、老年病研究等工作。“研究所的工作紧跟着社会需要。”这一路走来，她踏实地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秦川认为，没有什么工作是特地为男人准备的，谁能做得更好，机会就应该给谁。 秦川说，大众媒体应该更多地关注女科学家的实际贡献，而不是性别本身，要承认她们的社会作用。
谈到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秦川认为，在更多时候，女科学家应该把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这同样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处理好的矛盾，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虽然传统意义上，女人会在家庭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照顾一家老小方面。而作为一个女科学家，秦川把家庭和工作看得同等重要，她不愿成为一个所谓的“女强人”，过分追求工作成就，这对她来说在价值观上是走偏的。
把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对于女科学家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女科学家担当科普的使者，具有独特的优势”，她认为，科普知识通过日常的人际传播能起到很不错的效果，而在生活中，女人相对男人的优势在于说服别人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一个女人恰好又是科学家，那么就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向周围的人传播科学知识，并且还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
热爱生活的“千面夏娃”
“在工作中性别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在生活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属性。”在秦川看来，生活和工作是应该分开的，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在不同的场合要发生转变，这很正常。在生活中，她依然会保持一个女人应该有的风度和气质：出门可以化点妆，可以陪家人逛街，可以做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常会做的事情。而一回到工作，就应该专心地投入，用知识和才干，用实际贡献去说服别人。
在生活中，秦川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她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她特地对正在摄影的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帮我拍好看点。
“之前有个电视台的摄像对我说，我觉得你挺上镜的。有那么一个角度，一个瞬间，”她笑容灿烂地说。
“记得吃完饭要吃杯酸奶，对身体有好处。”在吃午饭时，她这样说。对养生话题的兴趣，其实也透露出她是怎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生活中细微的常识，对于美，对于情感，她都和平常人一样，没有人们想象中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肃姿态。
她关心时事，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问题、健康问题等也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因为我在采访前了解到秦川曾编写过生物基因方面的书，就顺便问了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问题。没想到她耐心地对我讲授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像一个仁慈的长者。“吃什么都要有量的限制，要讲求科学。”她还特地叮嘱我们尽量少吃街边的不卫生食品。对于H7N9的防控工作，她认为应该在生活中尽量减少与动物接触，并指出消灭禽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浪 费的。
研究所的灵魂与核心
“不爱惜身体，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秦川笑着说。她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的人，她说“善待自己，就是善待社会。”然而，身为科学家，为了研究所的工作，她也常常会选择奋不顾身。秦川的助理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发生的时候，研究所遭遇了一个难题。远在郊区的动物资源北方中心被大水圍困了。在汛情告急，而大部分员工因大雨受阻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腿部骨折的秦川竟然从家里坐车赶到了饲养基地，参加排水抢险工作。要知道当时的雨非常大，随时都有回不来的危险。助理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来，秦川只说北方中心是研究所的重要资源，如果没了损失就大了，整个后续研究都没法
做了。
秦川的助理，曾经也是跟随她一起做研究的学生。“秦川老师对学生都很有耐心，总是身体力行。比如她会手把手教我们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她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成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助理回忆道。作为一个研究者，她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对学生们也是如此。在学生的眼中，秦川是一个说话很直接、性情率直的人，讨厌说谎。
据助理介绍，H7N9的研究工作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了，从4月到7月这3个月里面，所里的很多人都是加班状态，每天会加班到晚上11点多才回去，每天早上还有一个早会。秦川老师更是很少休息，在特别忙的时候，她甚至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就不得不抱着氧气枕在办公室躺着，以便随时重返
岗位。
研究所里常常光临一些“不速之客”，比如流浪的野猫，或是因为所里的几棵柿子树而吸引来的麻雀。秦川告诉学生不要驱赶它们。为了防止野猫传播疾病，她还组织人员为野猫做结扎手术。
关爱动物是研究所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研究所在动物伦理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国许多研究机构还没有关注动物伦理问题的时候，研究所就已经着手建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在国际研究更加重视动物伦理的今天，研究所先走的一步为国内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疫情爆发之时，开展动物实验都需要通过研究所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批，这确保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动物的医学福利，同时也为科学实验的动物伦理保驾护航。
在研究所的一处角落，立着一块“慰灵石”，专门用来为动物祷告。因为做实验而不得不作出牺牲的动物，秦川对它们特别有感情，每年她会组织大家一起向慰灵石献花，献上他们的敬意。
在更多时候，她是抗击“非典”的英雄，是禽流感方面的专家，是严谨的研究者。她的身份多元，是教授，是医生，同时也是所长，还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担任主编。她工作任务繁多，却能应对自如。把每一天有限的时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起来，这对于她来说，仿佛毫不费力。
然而采访当天，她不完全是我想象中“女强人”“女英雄”的形象，多了更多温和与平易近人的感觉。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细心带领着学生做研究的老师，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形象。让我确信的是，她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并不多。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再说自己没有多少值得一说的故事，“集体是更重要的，我希望你们在报道里更多是关于这个研究所。”她指的是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这个她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珍贵岁月的地方。在她平淡、轻松而舒缓的语气里，我试图去捕捉一些闪光的点——可以去描写的或者加以修饰的。然而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一幅又一幅具有生活气息的画面：秦川在工作时认真严谨的样子；她在生活中作为一个母亲慈爱的样子；一个热爱家务的女人随性、从容的样子。这样的画面，正如她对我讲述的那些事情一样，无论是关于抗击非典，还是照顾家庭，还是关于自己从事研究的初衷，都是朴素的，因为发自内心，因为是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流露。
“打仗”不能乱了阵脚
2003年的春节假期早就过了，北京的街道上却人烟稀少，这个经常在上下班高峰拥堵的城市，忽然变得安静下来。谁在公交车上打个喷嚏，周围的人会立即捂住口鼻。地铁里的人变少了，多数学校停课了，部分公司放假了，人们希望待在安全的家里，不时会打开收音机或电视，听到因为SARS而患病死亡的人数又增加到了多少。
那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惶恐不安的春天。而在北京市某地，有一个研究所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在那里的人和多数北京市民一样，对这个新的病原体知之甚少，但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身为科研工作者，有义务在第一时间揭开这种新的病原体的面纱。在这群人当中，能够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使整个团队成员压住心中对未知病原体的恐惧并坚持在第一线的，是一位女科学家。她就是
秦川。
这时候国家下达了一个重要指示：加紧研制出SARS的疫苗。当时的疫苗研制进入到关键阶段，对疫苗的评价工作即将开始。评价疫苗需要适合的动物模型进行实验任务，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研究所头上。从进行动物实验、观察结果到比较分析数据，都是攻关组每位成员的日常工作。
秦川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一样，每天都是加班加点，不眠不休。他们采取轮番上班的制度，把评价疫苗的周期尽可能缩到最短。他们知道把疫苗推出去的紧迫性，因为多拖延一刻，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就会延误一刻。
谈到工作的难度，秦川说：“最难的就是要有耐心。”因为用动物来做实验模型，这就需要研究人员经常与动物相处。“你要照顾好他们，让他们吃好，睡好，还要开心。这样他们才会配合你的实验，在尽量少的干扰因素下，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才能保证。”
实验室为了试验SARS疫苗，引进了一批猴子。猴子平常被关在实验室里，除了观察需要，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因为它们身上都携带着试验的病毒。然而有一项工作是必须有人做的，那就是给猴子清理粪便。猴子顽劣不听话，给这项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猴子排泄的时候和猫啊狗啊不一样，它们喜欢随时随地排便，甚至在它向你扑来的时候，或者跳起来的时候，粪便就排了出来，很容易弄到你身上。”秦川描述当时的情景。
“携带病毒的动物，它的粪便也是病毒最集中的载体，所以一旦没处理好，就会把病毒传染人。”由于工作的危险性，秦川经常需要亲力亲为，给其他研究人员做示范。当时跟随秦川做研究的学生，都被禁止参与这种工作，因为她不放心学生们的安全。
一群默默付出的英雄，并没有“风萧萧兮”般的悲壮。在研究所里，大家所做的也只是这样看似琐碎的工作。然而就像秦川所说的，一个研究者需要的是冷静。作为一个带头人，秦川知道只有稳固了这个团队的心，大家协同起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当外界不了解、甚至不理解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时，他们更需要沉下心来，做好疫苗评价工作的每一个
步骤。
“一开始周围的百姓是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十分神圣的样子。”秦川说。在研究所附近，人们听说这里被授予了研究SARS疫苗的使命，都对研究所的人抱有一种尊敬和感激。居民们时不时会挨个来送东西，像食品和日用品一类的。“当时如果你在场，可能会有一种被送上前线的感觉。”研究工作和真正的战争不同，但打好“这场战役”同样需要不畏惧，需要决心。“首先我自己不能慌张，乱了阵脚。”秦川说。她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安抚同事，让大家保持镇定，同时提升队伍的信心。
在经历了夜以继日的实验之后，研究所终于拿出了SARS疫苗评价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全世界最早的，这个成果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圆满地完成国家交代任务的同时，研究所还创造性地做了一件事情。
由于疫苗是供健康人群预防病毒感染用的，而当时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已被感染的病患，这也是SARS爆發时引起人群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所就对当时在北京能得到的中成药进行筛选，期待从中找到有一定疗效的药物。“中成药的作用是非常宽泛的，我们把筛出来的对SARS有缓解作用的药及时地报给了上级主管部门。”秦川说。这个行为对其他的传染病防治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儿子出国其实我很惦记
秦川说自己喜欢做家务，喜欢打理生活中的大小事，比如做饭、洗碗、打扫卫生之类，她其实是无比热爱生活的人。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在一线肩负重要责任的医学工作者，她显然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心血。 提到2003年抗击SARS时，秦川说在那期间她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家里。当时她的儿子在上初中，虽然已经懂得了如何照顾自己，但秦川依然放心不下。“我记得一回到家，是晚上两点多，他起来煮面给我吃。”这个片段在她心里一直回放着很多年。如今儿子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作为一个母亲，秦川不知道如何向他诉说当时的感受。也许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儿子都能理解。因为那一年她所做的工作，是为全天下所有的家庭而做的工作。
关于对孩子未来的规划，秦川说自己从不为孩子强加什么意愿。“我尊重他的喜好，让他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一年儿子跟随着丈夫出国念书了，秦川的工作却依旧紧张而忙碌。SARS走了禽流感又来了，接着是甲型H1N1，到现在又出现了H7N9。研究所要做好随时迎战新疫情的准备，而秦川一直坚守在第一线，甚至想去看看孩子都走不开。“你能说我不想吗？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然后忽然醒来。”秦川感叹道。
学医不仅是完成父母的期望
回忆起自己的从业之路，秦川笑着说，“我父母希望我做医生。”
秦川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不是，然而两位长辈都期望秦川走上从医的道路。为此她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也从那时候起在心里立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
踏入医学殿堂的秦川，心里崇拜着林巧稚和顾方舟那样的大学者。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她就必须更加刻苦地学习，同时也以榜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她虽然没有走上行医的道路，却来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开始了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医学研究工作，秦川说，这多半要归因于自己的家庭。秦川的丈夫是一名医生，工作也十分忙碌，如果两人同时都在医院工作，家里就很少能被照顾到。“所以说，我没有去做医生，做研究去啦。”秦川笑着说道。
这是她为家庭做出的让步，而这样的选择不但没有阻碍秦川的发展，反而为她开辟了崭新的人生篇章。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她兢兢业业多年，如今做出的成绩是令人钦佩的，尽管她也会自嘲“疾病研究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秦川说，“我始终以顾、林两位大家为榜样，只要想到他们所做的贡献，我再看看我自己做的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在秦川的谦逊回答中，也许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科学研究常常被人们提及，因为科学新发现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一旦有新的重大成果就会为大众所关注，相关的科学家就会闻名遐迩。然而，像比较医学研究这样的应用型研究却往往在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话题中不被提及，因为它偏重应用，更关注于解决当下棘手的问题。用秦川的话说，“在研究所是带着问题去工作的”，问题随时到来，一个又一个，解决了一个，公众的视线就会被转移，做这个工作的人就会被逐渐淡忘。
只想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秦川喜欢用“永远的39”来概括自己目前的状态，因为39岁是最为成熟和睿智的年龄。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又身兼所长、教授、主编等职务，在外界看来，她俨然可以被称为“女强人”。而对这样的评价，秦川说“我并不想听到‘女强人’这个词，我只想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动物研究所，秦川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研究，而剩下的时间多用于教学。她承担的工作也许比一般的科学家要多，然而教学与科研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她也热爱教学，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会有思维的火花。”她说。这些年，她的心思都放在了疾病研究上。“我是研究所的首席科學家，和研究无关的大小事都有专门的人去干，我们有很好的管理制度，所以我基本不用做什么管理工作。”秦川说。除了研究流行病，秦川在早年还做了艾滋病研究、老年病研究等工作。“研究所的工作紧跟着社会需要。”这一路走来，她踏实地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秦川认为，没有什么工作是特地为男人准备的，谁能做得更好，机会就应该给谁。 秦川说，大众媒体应该更多地关注女科学家的实际贡献，而不是性别本身，要承认她们的社会作用。
谈到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秦川认为，在更多时候，女科学家应该把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这同样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处理好的矛盾，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虽然传统意义上，女人会在家庭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照顾一家老小方面。而作为一个女科学家，秦川把家庭和工作看得同等重要，她不愿成为一个所谓的“女强人”，过分追求工作成就，这对她来说在价值观上是走偏的。
把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对于女科学家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女科学家担当科普的使者，具有独特的优势”，她认为，科普知识通过日常的人际传播能起到很不错的效果，而在生活中，女人相对男人的优势在于说服别人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一个女人恰好又是科学家，那么就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向周围的人传播科学知识，并且还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
热爱生活的“千面夏娃”
“在工作中性别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在生活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属性。”在秦川看来，生活和工作是应该分开的，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在不同的场合要发生转变，这很正常。在生活中，她依然会保持一个女人应该有的风度和气质：出门可以化点妆，可以陪家人逛街，可以做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常会做的事情。而一回到工作，就应该专心地投入，用知识和才干，用实际贡献去说服别人。
在生活中，秦川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她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她特地对正在摄影的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帮我拍好看点。
“之前有个电视台的摄像对我说，我觉得你挺上镜的。有那么一个角度，一个瞬间，”她笑容灿烂地说。
“记得吃完饭要吃杯酸奶，对身体有好处。”在吃午饭时，她这样说。对养生话题的兴趣，其实也透露出她是怎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生活中细微的常识，对于美，对于情感，她都和平常人一样，没有人们想象中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肃姿态。
她关心时事，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问题、健康问题等也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因为我在采访前了解到秦川曾编写过生物基因方面的书，就顺便问了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问题。没想到她耐心地对我讲授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像一个仁慈的长者。“吃什么都要有量的限制，要讲求科学。”她还特地叮嘱我们尽量少吃街边的不卫生食品。对于H7N9的防控工作，她认为应该在生活中尽量减少与动物接触，并指出消灭禽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浪 费的。
研究所的灵魂与核心
“不爱惜身体，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秦川笑着说。她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的人，她说“善待自己，就是善待社会。”然而，身为科学家，为了研究所的工作，她也常常会选择奋不顾身。秦川的助理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发生的时候，研究所遭遇了一个难题。远在郊区的动物资源北方中心被大水圍困了。在汛情告急，而大部分员工因大雨受阻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腿部骨折的秦川竟然从家里坐车赶到了饲养基地，参加排水抢险工作。要知道当时的雨非常大，随时都有回不来的危险。助理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来，秦川只说北方中心是研究所的重要资源，如果没了损失就大了，整个后续研究都没法
做了。
秦川的助理，曾经也是跟随她一起做研究的学生。“秦川老师对学生都很有耐心，总是身体力行。比如她会手把手教我们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她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成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助理回忆道。作为一个研究者，她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对学生们也是如此。在学生的眼中，秦川是一个说话很直接、性情率直的人，讨厌说谎。
据助理介绍，H7N9的研究工作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了，从4月到7月这3个月里面，所里的很多人都是加班状态，每天会加班到晚上11点多才回去，每天早上还有一个早会。秦川老师更是很少休息，在特别忙的时候，她甚至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就不得不抱着氧气枕在办公室躺着，以便随时重返
岗位。
研究所里常常光临一些“不速之客”，比如流浪的野猫，或是因为所里的几棵柿子树而吸引来的麻雀。秦川告诉学生不要驱赶它们。为了防止野猫传播疾病，她还组织人员为野猫做结扎手术。
关爱动物是研究所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研究所在动物伦理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国许多研究机构还没有关注动物伦理问题的时候，研究所就已经着手建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在国际研究更加重视动物伦理的今天，研究所先走的一步为国内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疫情爆发之时，开展动物实验都需要通过研究所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批，这确保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动物的医学福利，同时也为科学实验的动物伦理保驾护航。
在研究所的一处角落，立着一块“慰灵石”，专门用来为动物祷告。因为做实验而不得不作出牺牲的动物，秦川对它们特别有感情，每年她会组织大家一起向慰灵石献花，献上他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