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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崔健一直是和红色联系在一起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都在大声宣告着他的红色立场。如果说“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那头顶的那一片蓝蓝天空，是否还能给我们无限的理性和无穷的力量？
2012年12月15日和12月24日，崔健的个人演唱会将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这次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蓝色骨头”，也是崔健明年要上映的电影的名字。对于“蓝色”，崔健已经给出了很多诠释，就像2005年他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中那首同样名为《蓝色骨头》的歌中唱道：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
采访手记：
春天里的花朵开在春天里
说了太多蓝色，我让崔健说说他对“骨头”的理解。崔健说：“如果天有个漏洞，惟一能够给天打补丁的就是骨头。”就像女娲补天的石头一样，骨头代表着骨气，在崔健看来有很多阳光和励志的气质，当然，另一方面，一提到骨头，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难啃”。“对！硬骨头！”崔健很赞同。“你觉得在中国摇滚乐是块难啃的骨头吗？”我问他。
“如果给摇滚乐设置敌人的话，那肯定是。摇滚乐是介入现实的，或者也有人说是反现实的，所以对于现实来说，摇滚乐就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你自己呢？是块难啃的骨头吗？”我又问他。“倒不一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我觉得我自己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比跟别人较劲儿还残酷得多。我经常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让别人看上去觉得有点儿难为自己，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可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是矛盾，是较劲儿。”
“你平时也像思想家一样面对生活吗？”
“恰恰相反。我特别想再强调一下，不要再相信圣人和天才，我这种思想就是老百姓的思想，老百姓说的只可能比我更精彩，因为他们会用脏话说这些话。老百姓都特牛B，个个都是思想家。我讨厌天才、讨厌圣人，中国没有天才和圣人，历史上也没有，中国需要的是方法，方法是公平的、方法是给予老百姓的，而天才和圣人是最反对老百姓的，这些人都想当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东西都是圣人论。”
说罢，他正了正那顶从不离头的带红五星的白色棒球帽。他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1986年，崔健的横空出世，比他本人意识到的更有意义。
谁当初不是一杂种？
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伍德斯托克还是披头士，都离我们太远了。大部分人对于摇滚的最初印象，是从一个叫做崔健的男人开始的。
那段关于中国第一位摇滚巨星横空出世的故事早已经被说滥了：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背着一把吉他，裤腿挽得一高一低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歌曲结束，欢呼和掌声如惊涛骇浪，中国摇滚乐坛从此不再一无所有。不久之后，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弹着吉他唱崔健的歌，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摇滚，尽管那会儿它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那时候，在所有热爱摇滚的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在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中，崔健饰演同名的北京摇滚乐手。这部1994年的电影说得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北京城按捺不住那份躁动，看不到未来又在为未来拼搏的年轻人们用摇滚乐和京骂宣泄着心中的愤懑。回想起来，谁当初不是一杂种？用句北京话说，“你丫别装孙子了”。只是大多数人在当了那些年杂种之后，还是乖乖地装起了孙子。何勇说：“摇滚是摇完了，就滚。”如今，张元基本在海外混了，崔健却当起了导演。
距离崔健第一次登上舞台唱《一无所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6年。26年间，中国摇滚乐从刀子变成了洪水（崔健曾经说西方摇滚乐像洪水，中国摇滚乐像刀子），却依然没有看上去很美。
26年过去了，多数变成了少数，少数却依然是少数。
爷们儿唱给姑娘听的歌
如今，崔健的歌迷大多是衣冠楚楚、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们不会尖叫，却会在合唱中泪流满面。
当年，《一无所有》、《花房姑娘》……是爷们儿唱给姑娘们听的歌。“当你面对着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姑娘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像一面镜子马上自己就能看到。”崔健说。
最近一次发行新专辑已经是七年以前了。谈及寡有新作的原因，崔健解释是“不愿意拿出来一个半成品”。“这是一个困惑。如果要是有商业压力的话，我的困惑就会被商业压力瓦解掉，就会出来一堆垃圾的东西，这是非常恐怖的。我有很多歌真的是垃圾，可以直接扔进抽屉里了。前两天有人把我过去写的歌词放在网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的，但确实是我写的，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写的。我觉得实际上每一个音乐人都有两种工作，一个是面对自己、一个是面对市场。当市场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自我就会被侵蚀掉，会跟着另外一个我走。而当你自己有独立控制局面的权力、时间和能力的时候，你就会被拉回来，这种平衡始终在转换，时而大时而小，甚至有的时候会失重。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尽量做到不依靠市场，不让自己在与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失去平衡，变成像流行歌手一样依靠市场生存。”崔健说。
1986年唱《一无所有》的时候，崔健觉得别人应该都听这样的歌，这是自由创作的音乐，比当时那些服务性音乐要有听头多了。当时的崔健还预感到这种音乐会有号召力。而那时对于商业的期待或者目标是朦胧的，他只知道自己会成功，却不知道成功究竟会是什么东西。当时的崔健还拒绝了一些合同，因为压根不知道这些合同是干吗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要干吗。他渴望和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发生互动。
如今在各地的音乐节上，崔健还会唱起《一无所有》，只是变成了大家互动，内容上早就没有了。有时候，台下疯狂呼唤“摇滚教父”的歌迷们高喊着：《一无所有》，崔健也会自己说服自己，“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观众，我会把新的观众当成互动的一种动力，特别是艺术节看热闹的人，你要不唱他们熟悉的歌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点儿疏远。”崔健说。这一点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不愿意让摇滚乐带有哪怕一点儿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清高。
如果堂吉诃德成功了，他就成了伟人
乐评人王小峰曾写道：“在那万恶的80年代，崔健的理想主义只是对摇滚乐本身的一种向往，或者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内心的叛逆希望通过摇滚乐来表达出来，然后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牛B。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时代，衡量艺术的标准就是你丫有多牛B，而不是别的。这一点，崔健做得非常彻底，他在一个群体年代制造了代表群体的个性。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衡量一个人的成败标准变得很恶俗的时候，你光牛B就没用了，有时候必须变成大傻B，崔老师不妥协，于是傻B们就觉得崔健很傻B。”
于是开始有人说崔健就像是堂吉诃德，拿着自己的长矛去挑战时代的车轮，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给理想主义任何机会了。
“如果堂吉诃德成功的话，他就成了伟人，可是他没有成功。”崔健回击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失败，而且很有可能我会成功。你看大家还是关注我的思想，而且从商业上讲我也成功了。那些说我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名誉上和商业上，他们都没达到我的地位。”
“一旦成功了以后那些说我不切实际的人就该傻B了。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在结果给人看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想得早。推动历史的人都是梦想者，甚至是有点偏执的梦想家才能推动历史，这话不是我说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清楚感觉到眼前这个中年男人依然保有对生活的无限热情，他依旧是个愤青，流淌着红色的血。“有理想的人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崔健说。“人家期待你横扫我灵魂的时候，你跟那儿磨磨唧唧整个含蓄。人家需要横扫的时候就应该横扫，就应该说出一些东西，把你的思想亮出来。”“中国文化开放是早晚的事，所有的阻碍将来都是进黑名单的，那些人自己都应该掂量掂量，后代们应该好好看看他们的祖先干了什么，他们都得小心点儿。”
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脆弱
在崔健执导的电影《成都我爱你》的下部《过去未来》中，最后一句台词是女孩对男人说的：“阳光、节奏、乳房和屁股，是不是比你的功夫更有力量？”言外之意是男人再牛B再厉害，还不是被女人收了。这句话审查的时候被硬生生砍掉。
而在他的另一部电影《修复处女膜年代》中，男医生劝女孩做处女膜修复手术，从医院出来，女孩说：“感觉灵魂像被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我看男人比TMD这个时代更需要被修复。”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崔健觉得这是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人的变态需求，男女应该平等，一个敢于冒险的男人应该追求自立自信的女性，才能感受到幸福和爱情的刺激，“修复长城修复故宫我能理解，修复处女膜我真理解不了。”崔健说。
在《修复处女膜年代》这部8分钟的短片里面，还有这样一句台词：“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脆弱。”
“对于我来说，可能《一无所有》写得还不错，所以我不能写‘二无所有’，写一个一模一样的歌曲，我会觉得那首歌也变得很枯燥无味，所以我就写另外一种感觉的歌。这种感觉可能需要时间去与时代慢热地互动。我做音乐的动力首先来自于自己的身体来自于自己的生命，市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且是由别人操纵的，有很多假象。”
“我对与市场互动的节奏是有分寸的。我没有签一个大公司的合同，尽管那可能会给你带来几千万，让你一年出两张专辑，你却会因此变成一个机器，放弃很多的思考观察，你就可能会养成一种很强势的、高调的生活方式。而当你突然离开这种方式的时候就会发现很痛苦，就跟胃口一样，撑大了再想饿瘦了就不容易了。”崔健说。“很多人认为目的永远在远处、结果永远在远处，说你吃点儿苦，委屈一点儿，就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完了以后你就有机会干点儿别的事。我恰恰相反，通过这样方式得到的机会，我宁可不要。”
崔健给梁博提个醒：
小心鲨鱼，能吃掉就吃掉它，毫不客气
今年的《中国好声音》慷慨地把总冠军给了一个唱着十来年前摇滚乐的年轻人，崔健觉得这事儿挺好的。
“说点儿怨气的话，在中国大部分明星是宠物。你有思想他是不接受的——你还是唱歌去吧，思想的事不是你的事。去XX的吧！思想公平是所有人的权利，发表思想的言论也是所有人的权利。你唯唯诺诺看了几本书觉得自己生活挺好，就拒绝思想不同的丰富表现形式，那你就歇会儿，一边站会儿，把话语权的公平交给所有人，这才是我们的时代。”崔健说道。
说来也挺无奈，在崔健没有想去改变别人的时候，他改变了很多人。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别人的时候，他却发现人们都试图在改变他。
“我正想通过媒体跟梁博（今年《中国好声音》总冠军）说，过去的成功是过去，你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挑战是跟鲨鱼一块儿游泳，进入社会以后你周围是一帮想要改变你的人，真正要小心的是这个，真正要摇滚的是这个，你要坚持你自己。这帮人给他编造绯闻，从哪儿就出来一个我是他女朋友的干爹了？！哪儿和哪儿啊？！那些人利用他炒作，都是要改变他的，如果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他的作品根本没有人看，他应该写这些东西，这才是真正摇滚乐该做的事，而不是顺流而下。你周围都是一帮鳄鱼猛兽，就在你旁边利用你，团队操作，你正身处一个人干活，十个人挣钱、一百个人挣钱的行业里边，选秀行业是最典型的。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说多了让人觉得我与人为敌。” 顿了口气，崔健无奈又愤慨地说。“全世界娱乐行业都是这样，这个行业就是跟鲨鱼游泳，要么你吃掉鲨鱼，要么鲨鱼就吃掉你。有人认为我说这些话是恶性炒作，我倒是认为这种炒作何乐而不为？这是我的资源，我要不用它的话，我才认为我是在堕落，对不起我的名声、对不起我的歌迷，对不起大家对我的关注。我得给人点儿干货，不能老给人虚头巴脑的东西，要给我音乐之外实实在在的思想、实实在在的举动，我什么都给不了那才是浪费我的资源呢。”
“跟鲨鱼游泳最起码要保证你不被鲨鱼吃掉，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要是能吃掉它的话我就吃掉它，毫不客气。但是这个你要小心点儿，鲨鱼的团队非常强大。”崔健道。“这么多年来摇滚一直是自生自灭，有段时间提到摇滚提到崔健这个名字连广告都被封杀。但我们没被掐死。现在你还可以去制止它，但还是灭不了，肯定灭不了。中国文化的经济开放还没有到来，要是真正走入经济与文化结合的时期，给我三年时间，摇滚乐肯定全都起来。”
2012年12月15日和12月24日，崔健的个人演唱会将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这次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蓝色骨头”，也是崔健明年要上映的电影的名字。对于“蓝色”，崔健已经给出了很多诠释，就像2005年他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中那首同样名为《蓝色骨头》的歌中唱道：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
采访手记：
春天里的花朵开在春天里
说了太多蓝色，我让崔健说说他对“骨头”的理解。崔健说：“如果天有个漏洞，惟一能够给天打补丁的就是骨头。”就像女娲补天的石头一样，骨头代表着骨气，在崔健看来有很多阳光和励志的气质，当然，另一方面，一提到骨头，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难啃”。“对！硬骨头！”崔健很赞同。“你觉得在中国摇滚乐是块难啃的骨头吗？”我问他。
“如果给摇滚乐设置敌人的话，那肯定是。摇滚乐是介入现实的，或者也有人说是反现实的，所以对于现实来说，摇滚乐就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你自己呢？是块难啃的骨头吗？”我又问他。“倒不一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我觉得我自己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比跟别人较劲儿还残酷得多。我经常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让别人看上去觉得有点儿难为自己，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可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是矛盾，是较劲儿。”
“你平时也像思想家一样面对生活吗？”
“恰恰相反。我特别想再强调一下，不要再相信圣人和天才，我这种思想就是老百姓的思想，老百姓说的只可能比我更精彩，因为他们会用脏话说这些话。老百姓都特牛B，个个都是思想家。我讨厌天才、讨厌圣人，中国没有天才和圣人，历史上也没有，中国需要的是方法，方法是公平的、方法是给予老百姓的，而天才和圣人是最反对老百姓的，这些人都想当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东西都是圣人论。”
说罢，他正了正那顶从不离头的带红五星的白色棒球帽。他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1986年，崔健的横空出世，比他本人意识到的更有意义。
谁当初不是一杂种？
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伍德斯托克还是披头士，都离我们太远了。大部分人对于摇滚的最初印象，是从一个叫做崔健的男人开始的。
那段关于中国第一位摇滚巨星横空出世的故事早已经被说滥了：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背着一把吉他，裤腿挽得一高一低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歌曲结束，欢呼和掌声如惊涛骇浪，中国摇滚乐坛从此不再一无所有。不久之后，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弹着吉他唱崔健的歌，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摇滚，尽管那会儿它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那时候，在所有热爱摇滚的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在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中，崔健饰演同名的北京摇滚乐手。这部1994年的电影说得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北京城按捺不住那份躁动，看不到未来又在为未来拼搏的年轻人们用摇滚乐和京骂宣泄着心中的愤懑。回想起来，谁当初不是一杂种？用句北京话说，“你丫别装孙子了”。只是大多数人在当了那些年杂种之后，还是乖乖地装起了孙子。何勇说：“摇滚是摇完了，就滚。”如今，张元基本在海外混了，崔健却当起了导演。
距离崔健第一次登上舞台唱《一无所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6年。26年间，中国摇滚乐从刀子变成了洪水（崔健曾经说西方摇滚乐像洪水，中国摇滚乐像刀子），却依然没有看上去很美。
26年过去了，多数变成了少数，少数却依然是少数。
爷们儿唱给姑娘听的歌
如今，崔健的歌迷大多是衣冠楚楚、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们不会尖叫，却会在合唱中泪流满面。
当年，《一无所有》、《花房姑娘》……是爷们儿唱给姑娘们听的歌。“当你面对着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姑娘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像一面镜子马上自己就能看到。”崔健说。
最近一次发行新专辑已经是七年以前了。谈及寡有新作的原因，崔健解释是“不愿意拿出来一个半成品”。“这是一个困惑。如果要是有商业压力的话，我的困惑就会被商业压力瓦解掉，就会出来一堆垃圾的东西，这是非常恐怖的。我有很多歌真的是垃圾，可以直接扔进抽屉里了。前两天有人把我过去写的歌词放在网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的，但确实是我写的，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写的。我觉得实际上每一个音乐人都有两种工作，一个是面对自己、一个是面对市场。当市场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自我就会被侵蚀掉，会跟着另外一个我走。而当你自己有独立控制局面的权力、时间和能力的时候，你就会被拉回来，这种平衡始终在转换，时而大时而小，甚至有的时候会失重。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尽量做到不依靠市场，不让自己在与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失去平衡，变成像流行歌手一样依靠市场生存。”崔健说。
1986年唱《一无所有》的时候，崔健觉得别人应该都听这样的歌，这是自由创作的音乐，比当时那些服务性音乐要有听头多了。当时的崔健还预感到这种音乐会有号召力。而那时对于商业的期待或者目标是朦胧的，他只知道自己会成功，却不知道成功究竟会是什么东西。当时的崔健还拒绝了一些合同，因为压根不知道这些合同是干吗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要干吗。他渴望和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发生互动。
如今在各地的音乐节上，崔健还会唱起《一无所有》，只是变成了大家互动，内容上早就没有了。有时候，台下疯狂呼唤“摇滚教父”的歌迷们高喊着：《一无所有》，崔健也会自己说服自己，“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观众，我会把新的观众当成互动的一种动力，特别是艺术节看热闹的人，你要不唱他们熟悉的歌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点儿疏远。”崔健说。这一点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不愿意让摇滚乐带有哪怕一点儿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清高。
如果堂吉诃德成功了，他就成了伟人
乐评人王小峰曾写道：“在那万恶的80年代，崔健的理想主义只是对摇滚乐本身的一种向往，或者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内心的叛逆希望通过摇滚乐来表达出来，然后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牛B。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时代，衡量艺术的标准就是你丫有多牛B，而不是别的。这一点，崔健做得非常彻底，他在一个群体年代制造了代表群体的个性。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衡量一个人的成败标准变得很恶俗的时候，你光牛B就没用了，有时候必须变成大傻B，崔老师不妥协，于是傻B们就觉得崔健很傻B。”
于是开始有人说崔健就像是堂吉诃德，拿着自己的长矛去挑战时代的车轮，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给理想主义任何机会了。
“如果堂吉诃德成功的话，他就成了伟人，可是他没有成功。”崔健回击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失败，而且很有可能我会成功。你看大家还是关注我的思想，而且从商业上讲我也成功了。那些说我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名誉上和商业上，他们都没达到我的地位。”
“一旦成功了以后那些说我不切实际的人就该傻B了。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在结果给人看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想得早。推动历史的人都是梦想者，甚至是有点偏执的梦想家才能推动历史，这话不是我说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清楚感觉到眼前这个中年男人依然保有对生活的无限热情，他依旧是个愤青，流淌着红色的血。“有理想的人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崔健说。“人家期待你横扫我灵魂的时候，你跟那儿磨磨唧唧整个含蓄。人家需要横扫的时候就应该横扫，就应该说出一些东西，把你的思想亮出来。”“中国文化开放是早晚的事，所有的阻碍将来都是进黑名单的，那些人自己都应该掂量掂量，后代们应该好好看看他们的祖先干了什么，他们都得小心点儿。”
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脆弱
在崔健执导的电影《成都我爱你》的下部《过去未来》中，最后一句台词是女孩对男人说的：“阳光、节奏、乳房和屁股，是不是比你的功夫更有力量？”言外之意是男人再牛B再厉害，还不是被女人收了。这句话审查的时候被硬生生砍掉。
而在他的另一部电影《修复处女膜年代》中，男医生劝女孩做处女膜修复手术，从医院出来，女孩说：“感觉灵魂像被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我看男人比TMD这个时代更需要被修复。”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崔健觉得这是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人的变态需求，男女应该平等，一个敢于冒险的男人应该追求自立自信的女性，才能感受到幸福和爱情的刺激，“修复长城修复故宫我能理解，修复处女膜我真理解不了。”崔健说。
在《修复处女膜年代》这部8分钟的短片里面，还有这样一句台词：“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脆弱。”
“对于我来说，可能《一无所有》写得还不错，所以我不能写‘二无所有’，写一个一模一样的歌曲，我会觉得那首歌也变得很枯燥无味，所以我就写另外一种感觉的歌。这种感觉可能需要时间去与时代慢热地互动。我做音乐的动力首先来自于自己的身体来自于自己的生命，市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且是由别人操纵的，有很多假象。”
“我对与市场互动的节奏是有分寸的。我没有签一个大公司的合同，尽管那可能会给你带来几千万，让你一年出两张专辑，你却会因此变成一个机器，放弃很多的思考观察，你就可能会养成一种很强势的、高调的生活方式。而当你突然离开这种方式的时候就会发现很痛苦，就跟胃口一样，撑大了再想饿瘦了就不容易了。”崔健说。“很多人认为目的永远在远处、结果永远在远处，说你吃点儿苦，委屈一点儿，就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完了以后你就有机会干点儿别的事。我恰恰相反，通过这样方式得到的机会，我宁可不要。”
崔健给梁博提个醒：
小心鲨鱼，能吃掉就吃掉它，毫不客气
今年的《中国好声音》慷慨地把总冠军给了一个唱着十来年前摇滚乐的年轻人，崔健觉得这事儿挺好的。
“说点儿怨气的话，在中国大部分明星是宠物。你有思想他是不接受的——你还是唱歌去吧，思想的事不是你的事。去XX的吧！思想公平是所有人的权利，发表思想的言论也是所有人的权利。你唯唯诺诺看了几本书觉得自己生活挺好，就拒绝思想不同的丰富表现形式，那你就歇会儿，一边站会儿，把话语权的公平交给所有人，这才是我们的时代。”崔健说道。
说来也挺无奈，在崔健没有想去改变别人的时候，他改变了很多人。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别人的时候，他却发现人们都试图在改变他。
“我正想通过媒体跟梁博（今年《中国好声音》总冠军）说，过去的成功是过去，你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挑战是跟鲨鱼一块儿游泳，进入社会以后你周围是一帮想要改变你的人，真正要小心的是这个，真正要摇滚的是这个，你要坚持你自己。这帮人给他编造绯闻，从哪儿就出来一个我是他女朋友的干爹了？！哪儿和哪儿啊？！那些人利用他炒作，都是要改变他的，如果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他的作品根本没有人看，他应该写这些东西，这才是真正摇滚乐该做的事，而不是顺流而下。你周围都是一帮鳄鱼猛兽，就在你旁边利用你，团队操作，你正身处一个人干活，十个人挣钱、一百个人挣钱的行业里边，选秀行业是最典型的。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说多了让人觉得我与人为敌。” 顿了口气，崔健无奈又愤慨地说。“全世界娱乐行业都是这样，这个行业就是跟鲨鱼游泳，要么你吃掉鲨鱼，要么鲨鱼就吃掉你。有人认为我说这些话是恶性炒作，我倒是认为这种炒作何乐而不为？这是我的资源，我要不用它的话，我才认为我是在堕落，对不起我的名声、对不起我的歌迷，对不起大家对我的关注。我得给人点儿干货，不能老给人虚头巴脑的东西，要给我音乐之外实实在在的思想、实实在在的举动，我什么都给不了那才是浪费我的资源呢。”
“跟鲨鱼游泳最起码要保证你不被鲨鱼吃掉，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要是能吃掉它的话我就吃掉它，毫不客气。但是这个你要小心点儿，鲨鱼的团队非常强大。”崔健道。“这么多年来摇滚一直是自生自灭，有段时间提到摇滚提到崔健这个名字连广告都被封杀。但我们没被掐死。现在你还可以去制止它，但还是灭不了，肯定灭不了。中国文化的经济开放还没有到来，要是真正走入经济与文化结合的时期，给我三年时间，摇滚乐肯定全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