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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的起伏腾挪，恰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微影像。
“我应该是见过中央常委最多的老百姓了。”王钟敏是曹妃甸第一批上岛的建设者。十余年里，他以一个建设者代表的身份，向到访曹妃甸的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过曹妃甸。
2005年2月，首钢搬迁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正式落户曹妃甸。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密集奔赴曹妃甸考察。2009年，李克强考察曹妃甸，调研应对金融危机之策。2010年，习近平到访曹妃甸，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研。
在王钟敏的记忆中，每一位到访曹妃甸的领导人，对这块“黄金宝地”都寄予厚望。
曹妃甸位于渤海湾北岸的河北省唐山市境内，卧伺环渤海区域。传说唐太宗李世民跨海东征，最疼爱的曹妃病死在海上，遂在岛上立了一个曹妃殿黯然离去，一个沉睡几千年的沙岛因此得名曹妃甸。
几百年来，这条带状小岛只是渔民和过往船只避难的港湾。直至近百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出在这里建设“与纽约等大”的北方大港构想。2003年起，在数千亿元资金的推动下，这个涨潮时只有4平方公里的沙岛通过围海造地已形成一个近220平方公里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整个曹妃甸新区总面积达1943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两个香港特区，或三个新加坡。
2014年2月，习近平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曹妃甸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核心区。
十年来，这个小岛的起伏腾挪，恰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微影像。它经历了大规模国家投资的高速驱动期，遭遇了政策调整引发的债务和招商困境，也迎来了京津冀一体化提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向东是大海。曹妃甸在“柳暗花明”中，印证着中国经济最前沿的潮涨潮落。
“向大海宣个誓吧”
讲解曹妃甸的故事，要“过去未来共斟酌”。
2003年3月，以通岛公路开工为标志，曹妃甸正式拉开建设序幕。
2004年是曹妃甸建设最艰苦的时节。是年2月，时任曹妃甸实业港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钟敏和十几名同事，坐着渔船登陆曹妃甸岛。薄雾蔼蔼，海风刺骨，10海里路，用了整整三个小时。
那时的曹妃甸岛，不过是涨潮时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浅滩。寥无人烟，连飞鸟的痕迹都没有，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灯塔，还有肆虐的海沙和密集的蚊虫。
王钟敏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始建现代化北方大港，给首钢乃至北京找一个新的出海口。
由于没有通岛公路，只有涨潮时才能把机器设备送上岛。稍有延迟，就只能等候下一次涨潮。夜幕降临，大伙裹着大衣趴在船的发动机上，哆哆嗦嗦过一夜。最长的一次，在岛上困了6天，没有淡水，来船时，大家激动得又喊又跳，泪如雨下。
小岛几乎寸草不生。大伙小心翼翼在沙地上种小草，怕活不了，把省下来的食用水给它们浇上。
岛上沙尘弥漫。吃饭满嘴是沙子，睡觉满鼻孔是沙子。门窗堵严实了，第二天门外已堆了个沙丘，门都打不开。
荒凉无比的不毛之地，却是修建巨港的黄金宝地。曹妃甸岛前500米远的海面下，绵亘着一条36米深的海槽，还有一条27米深的航道可以通向渤海海峡，25万吨的油轮可以轻易开进曹妃甸，这对于平均深度18米的渤海沿线来说异常难得。曹妃甸岛的后面，则是滩涂浅海，吹填土地非常方便，能为临港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充足且成本低廉的建设用地。
2004年5月，通岛公路实现简易通车。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上岛，在浸泡于海水中的岛上对王钟敏说：“钟敏，你在这儿向大海宣个誓吧，保证2005年年底之前建成码头，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你们的任务！”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他们要在18个月内完成包括吹填造地、基础处理、设备基础、场地土建房建等一系列工作。宣誓完，王钟敏咬咬牙，用脚使劲踩了踩刚刚吹填出来的、只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
曹妃甸吹沙填海工程，最初规划仅30平方公里，随后规模一再扩大，从250平方公里到310平方公里，一举超过上海临港新城的填海造地工程，成为中国在建的最大填海项目。最新的规划将曹妃甸工业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唐海县和曹妃甸新城纳为一体，规划面积达1943.7平方公里。
过去的海岸线处被命名为零加，向陆地每走一公里叫一加、二加……到首钢厂区是十五加，过去的灯塔处，叫十八加，港口和过去的大陆之间距离正好是十八公里。10年来，这条带状沙岛逐渐升级成为副地市级的曹妃甸区。
2006年，曹妃甸工业区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8年，《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获国家批准，中央为此专门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曹妃甸开发建设协调小组并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2007年，曹妃甸迎来建设发展的巅峰时刻。是年5月3日，中石油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这个让总理一晚上没睡着觉的大油田，再次把世界目光聚集到曹妃甸。此后两个月，曾培炎副总理来到曹妃甸现场部署首钢搬迁。大港口、大钢铁、大石油，使曹妃甸风头极尽。
光环下的曹妃甸投资规模逐年上升。2011年即累计完成投资近3000 亿元，政府与企业的投资占比约为1：3，仅首钢一次投入的炼钢厂项目就有677亿。彼时，曹妃甸被称为“中国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工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银行沉淀大量资金。无数银行抢着放贷，投资高峰时，每天有4亿元砸向曹妃甸。岛上近十万建设大军昼夜劳动，一天要吃掉5万公斤土豆，上千辆卡车昼夜不停向曹妃甸运送物资。曹妃甸当时的口号宏大：成为渤海经济圈的一极、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引擎。
但这样的光辉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曹妃甸的风头很快被隔海相望的天津滨海新区超越。
大投资后遗症 似乎是一夜之间，曹妃甸的情形急转直下。
2011年以后，“负债”、“烂尾”等词语频繁地与“曹妃甸”一起出现在新闻里。“曹妃甸不行了”的流言，如同一个幽灵，在河北、在全国徘徊。风头正劲的“中国鹿特丹”，陷入困境。
无论是否到过曹妃甸，人们都热衷于评论“失败案例”。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之初确定的“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战略产业面临窘境：大港口无物可运；大钢铁陷入产能过剩；大化工因与天津近距离争夺而无法上马；大电力无法转化发电余热。
4万亿投资之后，货币政策逐渐转向稳健，这迅速影响到曹妃甸。由于投资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总部资金链出现问题，曹妃甸一大型综合商业楼项目停工缓建。加上中日关系起伏，曹妃甸中日工业园区有些项目搁浅。此外，后来的石油系统反腐，也让一些相关项目进展缓慢。
“好几个项目盯着盯着，投资人就没了。”一名参与项目招商的人士说。这个小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反映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起伏变化。
债务是曹妃甸建设中一道巨大的鸿沟。曹妃甸的建设一度沿袭了中国过去土地开发、投资拉动式的发展模式。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容易在短期内迎来偿债高峰。据媒体报道，2013年，曹妃甸一位领导在一次招商大会上透露，曹妃甸每天要还利息1000万元左右。2009年、2010年曹妃甸新增投资每年为1000亿元，此后逐年有所下降。
唱衰曹妃甸的言论通过腾讯的新闻框弹出来时，在曹妃甸管委会工作的金星和很多同事们“心都碎了”。
“完了，全国都知道了。”金星说，这些消息给曹妃甸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
在这些曹妃甸建设者的心中，曹妃甸有着特有的磁性，给他们自豪和归属感。在他们眼里，曹妃甸就是一个孩子，一年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当听到负面言论后，金星和同事们如鲠在喉，“一个沙岛，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全都白做了”。
曹妃甸文丰木业有限公司总裁贾振武回忆说，当时文丰木业正准备在曹妃甸大干一场，计划建立中国北方最大的专业化木材码头，打造一个全球木材的集散、加工基地。在和国外木材大鳄谈判时，关于曹妃甸的负面信息被国际媒体转载，成为对方谈判的砝码。
“对方要你让步，接招就要吃亏。”那段时间，贾振武频繁往返国内国外，“腿都跑细了”。
“曹妃甸真正的产业聚集才四五年，还像个婴儿一样，处于成长初期，有一定规模债务是正常的。”曹妃甸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王雪增说，“那时候压力的确很大。”
在王雪增看来，如果科学客观地分析曹妃甸债务结构和投入产出比，可以清晰地发现，曹妃甸建设初期政府性融资有80%投资在填海造地、修建铁路、高速、道桥等基础设施上，特别是有近二分之一投在围海造地上。综合配套的港口、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电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完成，为未来大规模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债务虽大，但从整体看债务结构是好的，没有形成不良资产。”王雪增说。
“现在再花三倍的钱也造不出来这些土地。”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曹妃甸“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腹地广阔有支撑”的地理优势，越来越明显。
“面对一时的困难，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平常心。”姜德果说。
2014年6月底北京市代表团考察河北，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也对曹妃甸拥有的土地和空间优势推崇有加，“北京最发愁的问题就是拆迁，而唐山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拆迁”。
“这样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数年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内在的、外在的波折，是很正常的，这在全国开发区具有普遍性。”王雪增说。
滨海新区“亦敌亦友”
时过境迁。曹妃甸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大的两个亮点。
多年来，从“京津冀都市圈”到“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总体规划一直难以出台。受行政区划梗阻，区域合作中始终伴随竞争。这在曹妃甸发展中尤为突出。
“曹妃甸跟滨海新区完全是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托港口建设一些适合大进大出的中大型项目。所以，无论在产业发展、港口腹地，还是经济条件上，都形成了非常明显的竞争关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分析说。
相距仅38海里，两个新区“亦敌亦友”。既要共同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出力，又因依托的资源、产业结构相似而相互竞争。
港口是争夺的焦点。不同的是，曹妃甸是天然深水良港，滨海新区是每年要花数亿清淤费的人工大港。相似的是，曹妃甸港位于天津航道上游，航道也几乎与天津港航道重合。
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曹妃甸港占据优势。2007年，天津港计划投资曹妃甸港，未能成功。在市场争夺中，渤海西岸已经有秦皇岛港、京唐港、天津港和黄骅港多个港区。
天津港和曹妃甸港一直暗中较劲。曹妃甸的工作人员学习港口管理，都是去南方省份，不去较近的天津港。2013年曹妃甸港2.45亿吨的吞吐量，都是从别的港口碗里刨食刨出来的，成品钢的吞吐量已领先天津港。在运费方面，如果天津定价35元，曹妃甸就定在30元，集装箱运输还会有补贴。在唐山和天津企业界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唐山企业的货物一般不从天津港走，否则会有被清除出本地市场的危险；天津亦有同样的规则。
在曹妃甸和滨海新区的竞争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行政级别。滨海新区享受副省级待遇，唐山是地级市，曹妃甸只是副地级市的区。
行政壁垒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过去我们一直从体制安排上优先发展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优先配置优质资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长期以来按不同的行政层级来配置经济资源，层级越高，掌握的财政、投资、用地资源和机会越多。未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中，如果每个行政区域都像过去那样追求单一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重复低水平的竞争。 “现阶段京津冀一体化目标是把过去的鸿沟填补上来，终极目标是各种要素能在三地之间自由流动。”马晓河说。
让曹妃甸人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都与此相关。10年前，中石化与河北省政府签订协议，在曹妃甸建设大型原油码头和原油炼化一体化基地，至今尚在跑办中仍未完全落地。而较晚申请的中石化滨海新区项目早已落地，并已开始申请二期工程。
在曹妃甸开发初期，曹妃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跑了两年多才拿下百亿元贷款，而滨海新区建设时期，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争取到的资金配套让曹妃甸人咋舌。
同样，过去由于行政壁垒，交通规划、建设各自为政，京津冀三地交通一体化一直难以互联互通。据报道，京津冀三地之间仅“断头路”就多达2300公里。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
2014年2月26日，胶着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总动员令”，进入实质性提速阶段。当天，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津冀两港竞争大于合作的问题也被提上解决日程。根据津冀签订的协议，天津港发展定位于强化综合性枢纽和集装箱干线港地位，而河北港口建设着眼于成为国际能源大港，以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为重点。
但对曹妃甸与滨海新区而言，由竞争走向合作仍然需要时间。曹妃甸面对的沉重现实是2013年生产总值374亿元、财政收入76.1亿元，分别是滨海新区的5%和17%。滨海新区已是渤海地区名副其实的增长极，曹妃甸地区生产总值还不及唐山的10%。
北京积极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曹妃甸终于迎来“第二春”。
曹妃甸早已暗自发力。从2013年10月起，在国家发改委尚未公开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前，曹妃甸已开始全面招商。60人的队伍“搜索”京城，走访了北京有可能外迁转移的400多个项目，逐一建立档案。
为此，曹妃甸专门成立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分为9个工作组，事无巨细，统筹协调。比如谁负责产业转移、谁负责城市建设、谁负责功能疏解、谁负责组织协调，均明确责任人。
“以前都是河北一头热，对方老觉得你找我是应该的。”一位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现在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北京方面积极性高涨，把任务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工作推动得比以前顺利很多。
人烟稀少的曹妃甸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从政府部门到企业，都主动来曹妃甸考察。
“这一阵子比以往增加了几十倍都不止。过去约都约不来，现在三番五次地来，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上述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说。招商之余，更多人谈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河北情结，“做好对接，是在给总书记交答卷”。
2014年6月底，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市长王安顺率领北京市代表团一行80余人到曹妃甸考察。7月底，京冀两地7项合作协议签署，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
“只有这个协议是政府主导的。其他协议都是政府引导、支持和鼓励。”王雪增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协议，“比黄金还珍贵，潜在的长远影响比任何想象都大得多”。
但采访中不少人士也认为，真正的协同发展路还很漫长。一旦深入对接，就会碰到很多现实问题。比如，企业转移中各地经济账怎么算？首钢一个企业的纳税额，曾占整个北京市税收总额的5%。多年来，三地合作主要障碍就是企业转移带来的GDP、税收和政绩转移。
在京冀座谈中，河北方面以“最大的诚意”提出，应将创新政策机制作为当务之急。
河北方面认为，在共建方面，可以京冀共同研究设立曹妃甸发展基金，无论是产业园区还是城市建设，可以双方合建，共同出资组建投资公司合作开发，也可以由曹妃甸提供岸线、土地，北京方面独立投资建设。
在共管方面，由两地政府共同编制规划，具体运行中既可以是双方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共管，也可以是北京主导，全权管理，甚至可以借鉴50多年前首钢在迁安的建设模式，一些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等都可以交由北京方面管理。
在共享方面，产值分计、税收分享，既可以制定统一的政策，在确保北京既得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存量转移合作以北京收入为主，增量发展合作双方收益共享，按一定比例分成。也可以一事一议，一企一策，在具体项目上另行商议。
“北京迁移过来的企业，以前在北京交一个亿的税，搬到曹妃甸来，仍可以交给北京一个亿的税收。什么时候超过一个亿了，超出部分再分成，五五、四六都可以。企业到曹妃甸如果十年超不过一个亿，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说。
情形正在发生变化。2014年9月的一天清晨，曹妃甸港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一片繁忙景象。这里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码头，6个泊位，能停靠40万吨的船。6部卸船机正紧张有序地从货轮上卸着铁矿石，卸船机一抓72吨，一船铁矿石连续24小时可以卸完。
曾经饱受磨难的文丰木业，其专用码头也已通航。装卸机将一捆捆原木从船上卸下，来自北美、澳洲的辐射松、花旗松、云杉、铁杉、冷杉等巨大原木堆望无尽。五年内，这里将成为世界级的木材集散中心。
不远处，在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办公大楼里，王钟敏静静地伫立窗前，欣赏着阳光下这一“壮美景象”。此时的曹妃甸港，人流车流已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港口、钢铁、炼化，三个方向明确的产业格局，正在托起一座新城。
“我应该是见过中央常委最多的老百姓了。”王钟敏是曹妃甸第一批上岛的建设者。十余年里，他以一个建设者代表的身份，向到访曹妃甸的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过曹妃甸。
2005年2月，首钢搬迁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正式落户曹妃甸。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密集奔赴曹妃甸考察。2009年，李克强考察曹妃甸，调研应对金融危机之策。2010年，习近平到访曹妃甸，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研。
在王钟敏的记忆中，每一位到访曹妃甸的领导人，对这块“黄金宝地”都寄予厚望。
曹妃甸位于渤海湾北岸的河北省唐山市境内，卧伺环渤海区域。传说唐太宗李世民跨海东征，最疼爱的曹妃病死在海上，遂在岛上立了一个曹妃殿黯然离去，一个沉睡几千年的沙岛因此得名曹妃甸。
几百年来，这条带状小岛只是渔民和过往船只避难的港湾。直至近百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出在这里建设“与纽约等大”的北方大港构想。2003年起，在数千亿元资金的推动下，这个涨潮时只有4平方公里的沙岛通过围海造地已形成一个近220平方公里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整个曹妃甸新区总面积达1943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两个香港特区，或三个新加坡。
2014年2月，习近平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曹妃甸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核心区。
十年来，这个小岛的起伏腾挪，恰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微影像。它经历了大规模国家投资的高速驱动期，遭遇了政策调整引发的债务和招商困境，也迎来了京津冀一体化提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向东是大海。曹妃甸在“柳暗花明”中，印证着中国经济最前沿的潮涨潮落。
“向大海宣个誓吧”
讲解曹妃甸的故事，要“过去未来共斟酌”。
2003年3月，以通岛公路开工为标志，曹妃甸正式拉开建设序幕。
2004年是曹妃甸建设最艰苦的时节。是年2月，时任曹妃甸实业港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钟敏和十几名同事，坐着渔船登陆曹妃甸岛。薄雾蔼蔼，海风刺骨，10海里路，用了整整三个小时。
那时的曹妃甸岛，不过是涨潮时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浅滩。寥无人烟，连飞鸟的痕迹都没有，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灯塔，还有肆虐的海沙和密集的蚊虫。
王钟敏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始建现代化北方大港，给首钢乃至北京找一个新的出海口。
由于没有通岛公路，只有涨潮时才能把机器设备送上岛。稍有延迟，就只能等候下一次涨潮。夜幕降临，大伙裹着大衣趴在船的发动机上，哆哆嗦嗦过一夜。最长的一次，在岛上困了6天，没有淡水，来船时，大家激动得又喊又跳，泪如雨下。
小岛几乎寸草不生。大伙小心翼翼在沙地上种小草，怕活不了，把省下来的食用水给它们浇上。
岛上沙尘弥漫。吃饭满嘴是沙子，睡觉满鼻孔是沙子。门窗堵严实了，第二天门外已堆了个沙丘，门都打不开。
荒凉无比的不毛之地，却是修建巨港的黄金宝地。曹妃甸岛前500米远的海面下，绵亘着一条36米深的海槽，还有一条27米深的航道可以通向渤海海峡，25万吨的油轮可以轻易开进曹妃甸，这对于平均深度18米的渤海沿线来说异常难得。曹妃甸岛的后面，则是滩涂浅海，吹填土地非常方便，能为临港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充足且成本低廉的建设用地。
2004年5月，通岛公路实现简易通车。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上岛，在浸泡于海水中的岛上对王钟敏说：“钟敏，你在这儿向大海宣个誓吧，保证2005年年底之前建成码头，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你们的任务！”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他们要在18个月内完成包括吹填造地、基础处理、设备基础、场地土建房建等一系列工作。宣誓完，王钟敏咬咬牙，用脚使劲踩了踩刚刚吹填出来的、只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
曹妃甸吹沙填海工程，最初规划仅30平方公里，随后规模一再扩大，从250平方公里到310平方公里，一举超过上海临港新城的填海造地工程，成为中国在建的最大填海项目。最新的规划将曹妃甸工业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唐海县和曹妃甸新城纳为一体，规划面积达1943.7平方公里。
过去的海岸线处被命名为零加，向陆地每走一公里叫一加、二加……到首钢厂区是十五加，过去的灯塔处，叫十八加，港口和过去的大陆之间距离正好是十八公里。10年来，这条带状沙岛逐渐升级成为副地市级的曹妃甸区。
2006年，曹妃甸工业区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8年，《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获国家批准，中央为此专门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曹妃甸开发建设协调小组并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2007年，曹妃甸迎来建设发展的巅峰时刻。是年5月3日，中石油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这个让总理一晚上没睡着觉的大油田，再次把世界目光聚集到曹妃甸。此后两个月，曾培炎副总理来到曹妃甸现场部署首钢搬迁。大港口、大钢铁、大石油，使曹妃甸风头极尽。
光环下的曹妃甸投资规模逐年上升。2011年即累计完成投资近3000 亿元，政府与企业的投资占比约为1：3，仅首钢一次投入的炼钢厂项目就有677亿。彼时，曹妃甸被称为“中国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工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银行沉淀大量资金。无数银行抢着放贷，投资高峰时，每天有4亿元砸向曹妃甸。岛上近十万建设大军昼夜劳动，一天要吃掉5万公斤土豆，上千辆卡车昼夜不停向曹妃甸运送物资。曹妃甸当时的口号宏大：成为渤海经济圈的一极、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引擎。
但这样的光辉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曹妃甸的风头很快被隔海相望的天津滨海新区超越。
大投资后遗症 似乎是一夜之间，曹妃甸的情形急转直下。
2011年以后，“负债”、“烂尾”等词语频繁地与“曹妃甸”一起出现在新闻里。“曹妃甸不行了”的流言，如同一个幽灵，在河北、在全国徘徊。风头正劲的“中国鹿特丹”，陷入困境。
无论是否到过曹妃甸，人们都热衷于评论“失败案例”。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之初确定的“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战略产业面临窘境：大港口无物可运；大钢铁陷入产能过剩；大化工因与天津近距离争夺而无法上马；大电力无法转化发电余热。
4万亿投资之后，货币政策逐渐转向稳健，这迅速影响到曹妃甸。由于投资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总部资金链出现问题，曹妃甸一大型综合商业楼项目停工缓建。加上中日关系起伏，曹妃甸中日工业园区有些项目搁浅。此外，后来的石油系统反腐，也让一些相关项目进展缓慢。
“好几个项目盯着盯着，投资人就没了。”一名参与项目招商的人士说。这个小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反映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起伏变化。
债务是曹妃甸建设中一道巨大的鸿沟。曹妃甸的建设一度沿袭了中国过去土地开发、投资拉动式的发展模式。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容易在短期内迎来偿债高峰。据媒体报道，2013年，曹妃甸一位领导在一次招商大会上透露，曹妃甸每天要还利息1000万元左右。2009年、2010年曹妃甸新增投资每年为1000亿元，此后逐年有所下降。
唱衰曹妃甸的言论通过腾讯的新闻框弹出来时，在曹妃甸管委会工作的金星和很多同事们“心都碎了”。
“完了，全国都知道了。”金星说，这些消息给曹妃甸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
在这些曹妃甸建设者的心中，曹妃甸有着特有的磁性，给他们自豪和归属感。在他们眼里，曹妃甸就是一个孩子，一年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当听到负面言论后，金星和同事们如鲠在喉，“一个沙岛，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全都白做了”。
曹妃甸文丰木业有限公司总裁贾振武回忆说，当时文丰木业正准备在曹妃甸大干一场，计划建立中国北方最大的专业化木材码头，打造一个全球木材的集散、加工基地。在和国外木材大鳄谈判时，关于曹妃甸的负面信息被国际媒体转载，成为对方谈判的砝码。
“对方要你让步，接招就要吃亏。”那段时间，贾振武频繁往返国内国外，“腿都跑细了”。
“曹妃甸真正的产业聚集才四五年，还像个婴儿一样，处于成长初期，有一定规模债务是正常的。”曹妃甸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王雪增说，“那时候压力的确很大。”
在王雪增看来，如果科学客观地分析曹妃甸债务结构和投入产出比，可以清晰地发现，曹妃甸建设初期政府性融资有80%投资在填海造地、修建铁路、高速、道桥等基础设施上，特别是有近二分之一投在围海造地上。综合配套的港口、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电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完成，为未来大规模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债务虽大，但从整体看债务结构是好的，没有形成不良资产。”王雪增说。
“现在再花三倍的钱也造不出来这些土地。”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曹妃甸“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腹地广阔有支撑”的地理优势，越来越明显。
“面对一时的困难，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平常心。”姜德果说。
2014年6月底北京市代表团考察河北，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也对曹妃甸拥有的土地和空间优势推崇有加，“北京最发愁的问题就是拆迁，而唐山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拆迁”。
“这样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数年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内在的、外在的波折，是很正常的，这在全国开发区具有普遍性。”王雪增说。
滨海新区“亦敌亦友”
时过境迁。曹妃甸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大的两个亮点。
多年来，从“京津冀都市圈”到“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总体规划一直难以出台。受行政区划梗阻，区域合作中始终伴随竞争。这在曹妃甸发展中尤为突出。
“曹妃甸跟滨海新区完全是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托港口建设一些适合大进大出的中大型项目。所以，无论在产业发展、港口腹地，还是经济条件上，都形成了非常明显的竞争关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分析说。
相距仅38海里，两个新区“亦敌亦友”。既要共同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出力，又因依托的资源、产业结构相似而相互竞争。
港口是争夺的焦点。不同的是，曹妃甸是天然深水良港，滨海新区是每年要花数亿清淤费的人工大港。相似的是，曹妃甸港位于天津航道上游，航道也几乎与天津港航道重合。
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曹妃甸港占据优势。2007年，天津港计划投资曹妃甸港，未能成功。在市场争夺中，渤海西岸已经有秦皇岛港、京唐港、天津港和黄骅港多个港区。
天津港和曹妃甸港一直暗中较劲。曹妃甸的工作人员学习港口管理，都是去南方省份，不去较近的天津港。2013年曹妃甸港2.45亿吨的吞吐量，都是从别的港口碗里刨食刨出来的，成品钢的吞吐量已领先天津港。在运费方面，如果天津定价35元，曹妃甸就定在30元，集装箱运输还会有补贴。在唐山和天津企业界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唐山企业的货物一般不从天津港走，否则会有被清除出本地市场的危险；天津亦有同样的规则。
在曹妃甸和滨海新区的竞争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行政级别。滨海新区享受副省级待遇，唐山是地级市，曹妃甸只是副地级市的区。
行政壁垒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过去我们一直从体制安排上优先发展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优先配置优质资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长期以来按不同的行政层级来配置经济资源，层级越高，掌握的财政、投资、用地资源和机会越多。未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中，如果每个行政区域都像过去那样追求单一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重复低水平的竞争。 “现阶段京津冀一体化目标是把过去的鸿沟填补上来，终极目标是各种要素能在三地之间自由流动。”马晓河说。
让曹妃甸人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都与此相关。10年前，中石化与河北省政府签订协议，在曹妃甸建设大型原油码头和原油炼化一体化基地，至今尚在跑办中仍未完全落地。而较晚申请的中石化滨海新区项目早已落地，并已开始申请二期工程。
在曹妃甸开发初期，曹妃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跑了两年多才拿下百亿元贷款，而滨海新区建设时期，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争取到的资金配套让曹妃甸人咋舌。
同样，过去由于行政壁垒，交通规划、建设各自为政，京津冀三地交通一体化一直难以互联互通。据报道，京津冀三地之间仅“断头路”就多达2300公里。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
2014年2月26日，胶着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总动员令”，进入实质性提速阶段。当天，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津冀两港竞争大于合作的问题也被提上解决日程。根据津冀签订的协议，天津港发展定位于强化综合性枢纽和集装箱干线港地位，而河北港口建设着眼于成为国际能源大港，以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为重点。
但对曹妃甸与滨海新区而言，由竞争走向合作仍然需要时间。曹妃甸面对的沉重现实是2013年生产总值374亿元、财政收入76.1亿元，分别是滨海新区的5%和17%。滨海新区已是渤海地区名副其实的增长极，曹妃甸地区生产总值还不及唐山的10%。
北京积极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曹妃甸终于迎来“第二春”。
曹妃甸早已暗自发力。从2013年10月起，在国家发改委尚未公开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前，曹妃甸已开始全面招商。60人的队伍“搜索”京城，走访了北京有可能外迁转移的400多个项目，逐一建立档案。
为此，曹妃甸专门成立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分为9个工作组，事无巨细，统筹协调。比如谁负责产业转移、谁负责城市建设、谁负责功能疏解、谁负责组织协调，均明确责任人。
“以前都是河北一头热，对方老觉得你找我是应该的。”一位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现在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北京方面积极性高涨，把任务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工作推动得比以前顺利很多。
人烟稀少的曹妃甸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从政府部门到企业，都主动来曹妃甸考察。
“这一阵子比以往增加了几十倍都不止。过去约都约不来，现在三番五次地来，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上述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说。招商之余，更多人谈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河北情结，“做好对接，是在给总书记交答卷”。
2014年6月底，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市长王安顺率领北京市代表团一行80余人到曹妃甸考察。7月底，京冀两地7项合作协议签署，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
“只有这个协议是政府主导的。其他协议都是政府引导、支持和鼓励。”王雪增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协议，“比黄金还珍贵，潜在的长远影响比任何想象都大得多”。
但采访中不少人士也认为，真正的协同发展路还很漫长。一旦深入对接，就会碰到很多现实问题。比如，企业转移中各地经济账怎么算？首钢一个企业的纳税额，曾占整个北京市税收总额的5%。多年来，三地合作主要障碍就是企业转移带来的GDP、税收和政绩转移。
在京冀座谈中，河北方面以“最大的诚意”提出，应将创新政策机制作为当务之急。
河北方面认为，在共建方面，可以京冀共同研究设立曹妃甸发展基金，无论是产业园区还是城市建设，可以双方合建，共同出资组建投资公司合作开发，也可以由曹妃甸提供岸线、土地，北京方面独立投资建设。
在共管方面，由两地政府共同编制规划，具体运行中既可以是双方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共管，也可以是北京主导，全权管理，甚至可以借鉴50多年前首钢在迁安的建设模式，一些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等都可以交由北京方面管理。
在共享方面，产值分计、税收分享，既可以制定统一的政策，在确保北京既得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存量转移合作以北京收入为主，增量发展合作双方收益共享，按一定比例分成。也可以一事一议，一企一策，在具体项目上另行商议。
“北京迁移过来的企业，以前在北京交一个亿的税，搬到曹妃甸来，仍可以交给北京一个亿的税收。什么时候超过一个亿了，超出部分再分成，五五、四六都可以。企业到曹妃甸如果十年超不过一个亿，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说。
情形正在发生变化。2014年9月的一天清晨，曹妃甸港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一片繁忙景象。这里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码头，6个泊位，能停靠40万吨的船。6部卸船机正紧张有序地从货轮上卸着铁矿石，卸船机一抓72吨，一船铁矿石连续24小时可以卸完。
曾经饱受磨难的文丰木业，其专用码头也已通航。装卸机将一捆捆原木从船上卸下，来自北美、澳洲的辐射松、花旗松、云杉、铁杉、冷杉等巨大原木堆望无尽。五年内，这里将成为世界级的木材集散中心。
不远处，在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办公大楼里，王钟敏静静地伫立窗前，欣赏着阳光下这一“壮美景象”。此时的曹妃甸港，人流车流已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港口、钢铁、炼化，三个方向明确的产业格局，正在托起一座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