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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革除功利之心、虚伪之弊是王阳明在明朝中期提出“致良知”学说的主要动机。当今时代遇到了跟王阳明时代相似的“价值观迷茫”的道德困惑。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倡导的“立志—勤学—批评—责善”的四重修身结构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方法资源。开解当今德育工作的困境，需要汲取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的德育资源。遵循道德理性引领知识理性的原则、实现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均衡以及坚持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统一是其中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蕴。
关键词：王阳明 致良知 德育
明朝中期，社会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给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带来剧烈冲击。为革除功利之心、虚伪之弊，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学说。当今时代其实也遇到了王阳明时代类似的困惑。商品经济的日益繁盛带来了知识理性的过度膨胀，价值理性愈益被湮没，道德敬畏心理愈乎脆弱。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作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哲学升华，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方法论资源，对开解当今德育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困惑以及推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积极的文化借鉴意义。
一.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朝中期。他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472年到1509年流放生涯结束，在这一时期内，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第二个时期从1510年到1520年，这十年时间是他的试验时期，王阳明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指挥、行政改革和兴立社学等一系列活动；从1521年开始，他的学说开始臻于完善，“致良知”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它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发展过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期，封建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農民的田地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却愈加繁重。在残酷的压迫下，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统治危机。但大多数统治阶级却对此麻木不仁，依旧沉溺于奢靡放纵的腐败生活。王阳明愤慨万分，立志提出一种学说给予世人警醒。在经济方面，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孕育产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现象成为社会常态，封建伦理纲常在利益的诱惑面前逐渐失去约束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时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的地位开始动摇。
王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在于学术之不明。”[1]这表明，在当时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害人害己、压抑人性，毒害社会风气。想要彻底改变这一混乱状况，必须正本清源，对程朱理学做出全面清算。“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王阳明认为，功利之心是罪恶的根源[2]。改革程朱理学，革除功利之弊，才能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亦即王阳明所言的“致良知”。
二.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意蕴
王阳明在其晚年一再强调“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乃“圣门正眼法藏”，乃“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的概念源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全书》一，第39页）。“自然”二字表明，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心之本体，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然而，对于良知具体是什么，王阳明并没有赋予其统一的内涵释义。“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3]纵观王阳明论述，试将其“良知”概念大致作如下归结：
（一）良知是道德认知
孟子在提出良知的同时，也提出了“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在王阳明看来，“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因此，他把孟子的四端也都看作是非之心，由此把良知与是非之心结合，同时更加强调良知作为是非之心的意义。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意识结构中的一个部分，它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体系，作为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起着“知是知非”的作用。正如王阳明曾对陈九川所说：“你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4]
（二）良知是道德情感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还表现为好善恶恶。他不仅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而且明确肯定“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道德情感体验是整个良知机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当人不能按照良知的指引，而屈服于私意的时候，人就会体验到不自安感。“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不自安”[5]。因此，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的自然流行，在王阳明看来也是良知的自然发用。良知“好善恶恶”，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体验在判断是是非非时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三）良知是道德意志
王阳明咏良知诗的第一首说“个个心中有仲尼”，就是说，每个人就其本心而言都是圣人。“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看你是圣人”，在王阳明，不仅承认了人人可以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这对常人而言不啻为一声惊雷，人从不敢确认自己的内在完满性到确信胸中本来就有个圣人，良知“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体现了良知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去善去恶”的强大自制力。
总括而言，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固有的道德意识，而这种道德意识是知、情、意的统一。它作为一种道德认知，知是知非；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好善好恶；作为一种道德意志，去善去恶。
三.“致良知”思想的实践旨向 上文是关于“良知”的内涵分析。“致”的含义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讲，一为“至”，即达到之意。在此意义讲，致良知就是恢复扩充，以至完善本心之良知。所以阳明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去蔽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6]君子之学就是学做圣贤，就是致良知明明德，而致良知明明德的关键就是去蔽害以明其心。“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人人都可以为圣人，但常人的良知常会被私欲遮蔽，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扫除私欲恢复完满良知的过程。“致”的含义，其二为“做”，也就是躬行的意思。在此意义上讲，致良知的另一基本意义就是依良知而行。在王阳明看来，扩充完善良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悬空冥思、不着实际的过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事上磨练的过程。“决而行之者，谓知之谓也”，“决而行之”表示致知就是要把良知贯穿落实于行动当中。实践、行动是致良知的另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具体应如何实行？王阳明的自我修养大体可以分为四重发展过程。
（一）“立志”
“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7]能够真切立志，则良知自明，王阳明一再告诫门人子弟，“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既已立志，就要全身心投入并坚持不懈。“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主一”，即首先要搞清楚所要专注的对象，然后就要一心一意，不能被私心杂念所左右。
（二）“勤学”
在这里他关注的是自我实现的无穷过程，他基于一个根本假定：“读经书应该最终导致高贵品格的形成”，强调理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道德品质的形成。王阳明还经常告诫门徒“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因为前者可能产生嫉妒和自傲，而后者则会赢得仰慕和尊敬。[8]在他看来，聪慧是天资，但勤奋和谦虚确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获得的。这也体现了良知作为道德意念的作用，即使得人人都能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为圣人。
（三）“改过”
在这里，王阳明主要强调的是“省察克治”与“事上磨”的统一，即致良知的过程是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一再强调，“一念发动处有不善便是行”，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道德主体要不断反省自己，发动处有不善，便要通过反省将其彻底根除。此外，他还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传习录》）他反对终日只是闲讲不做，应当在具体问题上发现“天理”和克服“私欲”。也就是说，要通过省察克治和事上磨练的结合并行一步步改过，最终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
（四）“责善”
王阳明努力劝说他的学生对他进行批评，这也许是一种教育技巧，但是，这也表明他渴望通过与学生的密切联系来实现自我提高。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认为，责善是交友的真正意义。同时，他还告诫学生，责善要求真诚和礼貌，“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不能对他人采取虚伪和粗鲁的态度。而这一实践，则是基于每“个人都是处于人际关系当中”的意识，因为王阳明在经历龙场大悟后，已经愈发明确地认识到，即使完全的自我否定，最终也必定会导致对人际关系采取肯定态度。“致良知”并不是对人的外在联系的否定，而是对人的私欲的彻底改造，这就要求与他人进行真正的交往。
概括地讲，王阳明“致良知”的自我修养过程可以总结为：首先，每个人要立志成为圣人。有了“主一”之志后，就要以学习作为支撑，不断学习的同时克己省察，进行事上磨练以自我批评和改正。同时也要注意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批评和学习，在相互批评中，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每个成员都能够实现自我，成为圣人。
四.“致良知”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历史激荡，当代中国道德发展已经走到了重大转折的关键期和关节点。道德困境成为时代的困惑，德育工作面临着重大选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知识的傲慢”大行其道。在某種意义上，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似乎正处于一个知识理性过度膨胀以至湮没价值理性的时代。个人权力观念的兴起使得知识理性越来越成为社会行为正当性的根据。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逐渐变成机械生活的机器而消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意义，丝毫没有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文关怀的温度。“去道德”似乎成为了当代教育的主流，道德敬畏感的缺失又反过来助长知识功利心理的膨胀。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包含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相统一”的道德教育原则。强调要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致用的思想就蕴含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智慧。像王阳明对于“勤学”的解释就特别强调了理智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
德育工作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国家和社会的期望与要求，当然也反映着受教育者的需要和追求。但在我国当前的德育实践中，道德目标的设置往往更偏重于社会价值，受教育者常被看作是教育的客体和被改造的对象。这样的不均衡，也往往使得个体缺少主动参与的诱因，导致德育主体的消极倦怠。反观王阳明的德育目标，王阳明将恢复完善的“良知”作为其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如前文所述，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统一。相信“人人皆可以为圣”的道德意志更多的是作为对“理”的追求，也就是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外在规范的一种自我超越型的价值实现。而道德知识的“是非判别”作用以及道德情感的“好善恶恶”作用，则更多诉诸于“心”，体现了主体对于具体对象的一种个体化、内在性的价值追求。“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传习录》），可见，王阳明的“良知”目标的设置是充分考虑到了外在道德规范与主体道德意识的均衡，从而提出了“心”和“理”相融合的德育目标。这也启示我们，在设置德育目标时要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充分考虑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均衡统一，提升德育价值的共享程度，以激发主体自我完善的热情。 王阳明“致良知”的修身过程大体包含四重结构：立志、勤学、批评和责善。“立志”和“勤学”尚处于观念领域，志向的实现则有赖于具体的实功。王阳明把“致良知”过程看作是知和行的合一。关于道德践履，他强调要进行反思克省和事上磨练。而事上磨练又多表现为“事亲从兄”等日常活动乃至俗务中。王阳明修身过程的最后一步表现为“责善”，即与他人相互交往，在互相学习中自我提高。这也启示我们德育的践行最后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如此才能真切有效。我们每个人都浸润在生活中，而生活的劳作性、主体间性、整体性和意义建构性等特点使其天然成为道德教育和道德检验的最好场所[9]。德育与生活世界相契合，有利于丰富理论的魅力和可感性。同时，也更易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暗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熏陶。日常生活的连续性还有助于人们把某些道德观念沉淀为情感和态度，把某些行为沉淀为习惯和准则，稳固道德教育的效果。因此，道德教育过程要特别注重认知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统一，同时，要注意将道德实践的落脚点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此，德育工作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13.
[3]王守仁.传习录[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學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李承贵.王阳明“良知说”的四个积极面相[J].道德与文明，2017（3）.
[6]冯宁宁.阳明学研究的新进展——“阳明学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16（9）.
[7]王中原.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改良思想探析[J].求索，2016（1）.
[8]叶南客，肖伟华.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实困境的开解[J].思想教育研究，2016（4）.
注 释
[1][3][4][5][6][7]《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84页、第125页、第92页、第117页、第233页、第57页。
[2]王中原：《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改良思想探析》，《求索》，2016年第1期，第124页。
[8]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73页。
[9]高德胜：《生活德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介绍：赵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德治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王阳明 致良知 德育
明朝中期，社会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给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带来剧烈冲击。为革除功利之心、虚伪之弊，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学说。当今时代其实也遇到了王阳明时代类似的困惑。商品经济的日益繁盛带来了知识理性的过度膨胀，价值理性愈益被湮没，道德敬畏心理愈乎脆弱。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作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哲学升华，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方法论资源，对开解当今德育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困惑以及推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积极的文化借鉴意义。
一.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朝中期。他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472年到1509年流放生涯结束，在这一时期内，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第二个时期从1510年到1520年，这十年时间是他的试验时期，王阳明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指挥、行政改革和兴立社学等一系列活动；从1521年开始，他的学说开始臻于完善，“致良知”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它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发展过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期，封建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農民的田地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却愈加繁重。在残酷的压迫下，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统治危机。但大多数统治阶级却对此麻木不仁，依旧沉溺于奢靡放纵的腐败生活。王阳明愤慨万分，立志提出一种学说给予世人警醒。在经济方面，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孕育产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现象成为社会常态，封建伦理纲常在利益的诱惑面前逐渐失去约束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时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的地位开始动摇。
王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在于学术之不明。”[1]这表明，在当时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害人害己、压抑人性，毒害社会风气。想要彻底改变这一混乱状况，必须正本清源，对程朱理学做出全面清算。“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王阳明认为，功利之心是罪恶的根源[2]。改革程朱理学，革除功利之弊，才能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亦即王阳明所言的“致良知”。
二.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意蕴
王阳明在其晚年一再强调“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乃“圣门正眼法藏”，乃“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的概念源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全书》一，第39页）。“自然”二字表明，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心之本体，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然而，对于良知具体是什么，王阳明并没有赋予其统一的内涵释义。“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3]纵观王阳明论述，试将其“良知”概念大致作如下归结：
（一）良知是道德认知
孟子在提出良知的同时，也提出了“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在王阳明看来，“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因此，他把孟子的四端也都看作是非之心，由此把良知与是非之心结合，同时更加强调良知作为是非之心的意义。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意识结构中的一个部分，它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体系，作为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起着“知是知非”的作用。正如王阳明曾对陈九川所说：“你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4]
（二）良知是道德情感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还表现为好善恶恶。他不仅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而且明确肯定“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道德情感体验是整个良知机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当人不能按照良知的指引，而屈服于私意的时候，人就会体验到不自安感。“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不自安”[5]。因此，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的自然流行，在王阳明看来也是良知的自然发用。良知“好善恶恶”，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体验在判断是是非非时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三）良知是道德意志
王阳明咏良知诗的第一首说“个个心中有仲尼”，就是说，每个人就其本心而言都是圣人。“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看你是圣人”，在王阳明，不仅承认了人人可以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这对常人而言不啻为一声惊雷，人从不敢确认自己的内在完满性到确信胸中本来就有个圣人，良知“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体现了良知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去善去恶”的强大自制力。
总括而言，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固有的道德意识，而这种道德意识是知、情、意的统一。它作为一种道德认知，知是知非；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好善好恶；作为一种道德意志，去善去恶。
三.“致良知”思想的实践旨向 上文是关于“良知”的内涵分析。“致”的含义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讲，一为“至”，即达到之意。在此意义讲，致良知就是恢复扩充，以至完善本心之良知。所以阳明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去蔽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6]君子之学就是学做圣贤，就是致良知明明德，而致良知明明德的关键就是去蔽害以明其心。“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人人都可以为圣人，但常人的良知常会被私欲遮蔽，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扫除私欲恢复完满良知的过程。“致”的含义，其二为“做”，也就是躬行的意思。在此意义上讲，致良知的另一基本意义就是依良知而行。在王阳明看来，扩充完善良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悬空冥思、不着实际的过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事上磨练的过程。“决而行之者，谓知之谓也”，“决而行之”表示致知就是要把良知贯穿落实于行动当中。实践、行动是致良知的另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具体应如何实行？王阳明的自我修养大体可以分为四重发展过程。
（一）“立志”
“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7]能够真切立志，则良知自明，王阳明一再告诫门人子弟，“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既已立志，就要全身心投入并坚持不懈。“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主一”，即首先要搞清楚所要专注的对象，然后就要一心一意，不能被私心杂念所左右。
（二）“勤学”
在这里他关注的是自我实现的无穷过程，他基于一个根本假定：“读经书应该最终导致高贵品格的形成”，强调理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道德品质的形成。王阳明还经常告诫门徒“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因为前者可能产生嫉妒和自傲，而后者则会赢得仰慕和尊敬。[8]在他看来，聪慧是天资，但勤奋和谦虚确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获得的。这也体现了良知作为道德意念的作用，即使得人人都能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为圣人。
（三）“改过”
在这里，王阳明主要强调的是“省察克治”与“事上磨”的统一，即致良知的过程是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一再强调，“一念发动处有不善便是行”，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道德主体要不断反省自己，发动处有不善，便要通过反省将其彻底根除。此外，他还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传习录》）他反对终日只是闲讲不做，应当在具体问题上发现“天理”和克服“私欲”。也就是说，要通过省察克治和事上磨练的结合并行一步步改过，最终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
（四）“责善”
王阳明努力劝说他的学生对他进行批评，这也许是一种教育技巧，但是，这也表明他渴望通过与学生的密切联系来实现自我提高。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认为，责善是交友的真正意义。同时，他还告诫学生，责善要求真诚和礼貌，“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不能对他人采取虚伪和粗鲁的态度。而这一实践，则是基于每“个人都是处于人际关系当中”的意识，因为王阳明在经历龙场大悟后，已经愈发明确地认识到，即使完全的自我否定，最终也必定会导致对人际关系采取肯定态度。“致良知”并不是对人的外在联系的否定，而是对人的私欲的彻底改造，这就要求与他人进行真正的交往。
概括地讲，王阳明“致良知”的自我修养过程可以总结为：首先，每个人要立志成为圣人。有了“主一”之志后，就要以学习作为支撑，不断学习的同时克己省察，进行事上磨练以自我批评和改正。同时也要注意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批评和学习，在相互批评中，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每个成员都能够实现自我，成为圣人。
四.“致良知”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历史激荡，当代中国道德发展已经走到了重大转折的关键期和关节点。道德困境成为时代的困惑，德育工作面临着重大选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知识的傲慢”大行其道。在某種意义上，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似乎正处于一个知识理性过度膨胀以至湮没价值理性的时代。个人权力观念的兴起使得知识理性越来越成为社会行为正当性的根据。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逐渐变成机械生活的机器而消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意义，丝毫没有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文关怀的温度。“去道德”似乎成为了当代教育的主流，道德敬畏感的缺失又反过来助长知识功利心理的膨胀。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包含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相统一”的道德教育原则。强调要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致用的思想就蕴含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智慧。像王阳明对于“勤学”的解释就特别强调了理智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
德育工作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国家和社会的期望与要求，当然也反映着受教育者的需要和追求。但在我国当前的德育实践中，道德目标的设置往往更偏重于社会价值，受教育者常被看作是教育的客体和被改造的对象。这样的不均衡，也往往使得个体缺少主动参与的诱因，导致德育主体的消极倦怠。反观王阳明的德育目标，王阳明将恢复完善的“良知”作为其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如前文所述，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统一。相信“人人皆可以为圣”的道德意志更多的是作为对“理”的追求，也就是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外在规范的一种自我超越型的价值实现。而道德知识的“是非判别”作用以及道德情感的“好善恶恶”作用，则更多诉诸于“心”，体现了主体对于具体对象的一种个体化、内在性的价值追求。“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传习录》），可见，王阳明的“良知”目标的设置是充分考虑到了外在道德规范与主体道德意识的均衡，从而提出了“心”和“理”相融合的德育目标。这也启示我们，在设置德育目标时要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充分考虑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均衡统一，提升德育价值的共享程度，以激发主体自我完善的热情。 王阳明“致良知”的修身过程大体包含四重结构：立志、勤学、批评和责善。“立志”和“勤学”尚处于观念领域，志向的实现则有赖于具体的实功。王阳明把“致良知”过程看作是知和行的合一。关于道德践履，他强调要进行反思克省和事上磨练。而事上磨练又多表现为“事亲从兄”等日常活动乃至俗务中。王阳明修身过程的最后一步表现为“责善”，即与他人相互交往，在互相学习中自我提高。这也启示我们德育的践行最后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如此才能真切有效。我们每个人都浸润在生活中，而生活的劳作性、主体间性、整体性和意义建构性等特点使其天然成为道德教育和道德检验的最好场所[9]。德育与生活世界相契合，有利于丰富理论的魅力和可感性。同时，也更易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暗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熏陶。日常生活的连续性还有助于人们把某些道德观念沉淀为情感和态度，把某些行为沉淀为习惯和准则，稳固道德教育的效果。因此，道德教育过程要特别注重认知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统一，同时，要注意将道德实践的落脚点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此，德育工作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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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承贵.王阳明“良知说”的四个积极面相[J].道德与文明，2017（3）.
[6]冯宁宁.阳明学研究的新进展——“阳明学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16（9）.
[7]王中原.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改良思想探析[J].求索，2016（1）.
[8]叶南客，肖伟华.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实困境的开解[J].思想教育研究，2016（4）.
注 释
[1][3][4][5][6][7]《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84页、第125页、第92页、第117页、第233页、第57页。
[2]王中原：《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改良思想探析》，《求索》，2016年第1期，第124页。
[8]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73页。
[9]高德胜：《生活德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介绍：赵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德治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