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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说客很多，既有专业的，也有许多业余的。所谓业余说客，就是那些不以游说为生的人，他们只是因为自己个人的某种信仰、信念、感情或利益，去游说政府或国会。科沃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认识科沃尔完全是巧合。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上午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材料。在传达室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是接到国会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要和使馆主管国会的官员谈谈。因为传达员是老朋友，我就没好气地对他说，接过来吧，我正想找美国人出出气呢。
原来，那天上午的听证会是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又是那几个老面孔，道听途说加胡编乱造，把中国狠狠地骂了一通。我经常参加这类听证会，喜欢把这种听证会称作“批斗会”。我是这样描述自己参加这类听证会的心情的——高高兴兴上“（国会）山”去，气气呼呼回“（大使）馆”来。回来再翻翻“批斗会”的材料，心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对自己的朋友耍点小脾气可以，对美国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都会礼貌地、心平气和地接待的。
科沃尔年近50岁，不到1.8米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招人喜欢
“我是某某众议员的助手，我爸爸想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谈谈。”对方是一个女的，态度很客气。“欢迎他到使馆来做客，我可以和他谈。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想谈些什么话题，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以礼相还，并把使馆的地址告诉他。
“他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谈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方很干脆。我说，那就让他来吧。
于是，我赶紧跑回宿舍，把换下不到2个小时的西服穿上。当然，我还换了一条新领带。
半个小时后，我在使馆门口迎来了科沃尔。他年近50岁，不到1.8米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招人喜欢。我带他来到大使馆会客室。
“感谢你接待我。应该说，我是中国的朋友。”科沃尔开门见山，要和我拉近距离。科沃尔说，他年轻时在夏威夷读大学，学了中文，对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特别感兴趣，对中国古代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中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但对中国抗日战争和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段历史还是记忆犹新。他还说了一些中文字，如“孔子”、“孙子兵法”、“毛泽东”、“蒋介石”，问我他的发音准不准。我说，准不准是次要的，一个并非研究中国的外国人能说出这些人名和书名就很不简单了。
科沃尔挺幽默，用英文夹着中文问我，“你们中国人过去叫我们美国人‘美国鬼子’，现在还这么叫吗？”我说:“现在‘鬼子’提拔了，叫‘朋友’啦！不过，你们美国人过去叫我们中国人‘共党分子’，都到21世纪了，你们国会还有一些人开口闭口‘共党分子’！你不觉得他们太落伍了吗？”
“叫‘朋友’就好。”科沃尔看上去挺高兴，但没有接我的话题。我直言不讳:眼下把中国人称做朋友的人，在美国的日子不太好过。那时候国会刚发表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正在炒作“李文和间谍案”，一些美国朋友有意和中国人拉开了距离，担心受到无端猜疑。一个陌生人主动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的确很难得。
“现在国会这么炒作间谍案问题，我为你们感到不平。美国在中国有间谍，CIA在中国还有正式的代表呢。中国向美国派间谍也可以理解。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前就炒作中国间谍案，说中国把美国所有先进的核技术全偷走了，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美国有些从政的人，对共产党国家怀有深深的敌意。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什么人都有，什么想法都有市场。你们难以改变他们的观念，但可以想办法减少他们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维护中国的形象。你们应该多做公关工作，根据美国人的思维逻辑，用美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做美国公众的工作。”科沃尔滔滔不绝。
我不能赞同科沃尔的全部说法，但一个美国人这么讲，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告诉他，许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做美国公众工作，对中国来说，既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历史、文化、语言差异等方面的困难，还有其他国家通常没有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政治障碍。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做这个工作，但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我愿意听听他的高见。
科沃尔说，他住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新泽西州，要赶下午4点从华盛顿去纽约的列车，下次来华盛顿看女儿时再跟我细聊。我这才想起，他的女儿在华盛顿工作，并不等于他自己就住在华盛顿。我连忙起身送他出门，并递上我的名片。
科沃尔跟我谈起做公关工作的体会。他说，想说服美国人，要记住几条要领……
一个月后，科沃尔再次来华盛顿看女儿。我请他父女俩在华盛顿最地道的中餐馆吃了午饭。一般美国人做客爱夸主人请客的饭菜好，科沃尔却不这样。他说，华盛顿的中餐不如纽约的好。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品味。的确，纽约据称有5000家中餐馆，数量多，总体质量较好，毕竟那里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地方。做饭的、吃饭的都比华盛顿多得多，吃饭的人挑剔，做饭的人就得提高水平。我注意到，科沃尔最爱吃木须肉，于是，以后每次我请他吃饭，木须肉总不会少。
科沃尔接着上次的话题，跟我谈起做公关工作的体会。他说，想说服美国人，要记住几条要领:一是对象要具体、明确，交谈要有针对性。你一次只能做一个人、一群人或一类人的工作，必须根据他（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举例说，对商人，你要多讲经济、少讲政治。再具体一点，对向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国商人，要多讲中国经济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销售市场;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商人，要多讲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向美国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果你向美国农民大谈中国农业大丰收，出口连年增长，就难以赢得好感，反而会激起他们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反感。
我跟科沃尔说，美国的苦柚在中国很受欢迎，虽然价格高，但销路不错。下次，我到美国农场主家中做客，一定会夸夸美国的苦柚。他说，没错儿，说不定他会请你帮他们在中国推销苦柚呢。
科沃尔接着说，二要多摆具体事实，多讲朴实的道理，少讲空话套话。美国人相当自信甚至自负，有一种优越感，你跟他交流，必须用事实和数字说话，让他在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不足。光讲维护世界和平，讲美国与中国友好，他们会觉得离自己太远，不涉及切身利益，没有亲身体会，自然就不会被你说服。科沃尔举例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人士声称，在美中贸易中，美国有800亿美元的逆差，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既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又造成了美国资金的流失。这种谬论很有欺骗性。中国政府总是说，两国统计方法不同，实际逆差仅有300亿美元左右。这么说，一般老百姓理解不了，他们认为，美国商场的生活日用品大多数是中国制造的，就算统计有问题，中国还是有300亿美元的逆差。如果你们多强调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给美国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比如，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因为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生活日用品，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可以减少300美元的开支，大多数人就明白了。如果你们再强调这些产品因为利润低，美国企业一般已不生产，美国如果不从中国进口，也必须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只是价格更高，他们就更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如果你们再进一步推心置腹地说，市场竞争是无情的，美国有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可能会因为中国商品的冲击而倒闭，同样的道理，中国也有一些企业因为美国商品的冲击而收缩甚至关门，比如中国的饮料、化妆品、汽车厂家。大家在公平竞争中或更快发展，或寻求新的出路。话这么说，那些同情失业者的人也就不容易对中国产生反感了。
科沃尔说，三是要有耐心和信心，要持之以恒。中国与美国毕竟是两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还有语言障碍，这些都制约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工作要有耐心，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滴水穿石”，不要忽视一点一滴的工作，不要忽视一个一个的个人。时间长了，终究会起作用的。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提起中国，提起中国共产党，美国有多少人会有好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对中国共产党也能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去看待、去交往。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人的认识是错误的。没错儿，国会是还有人把你们称做“共党分子”，但那只是极少数人，无碍大局。中国赢得美国的好感，主要是靠自己取得的成就，同时，与中国领导人、中国访美人员以及大使馆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科沃尔幽默地问，他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听了科沃尔的一席话，我深受启发。我好奇地问科沃尔，他为什么对公关这么感兴趣又这么内行。他笑着说，他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争取客户是他的重要职责，没有一定的公关能力，是难以吸引新客户的。至于中国问题，这是他的青年“情结”，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觉得有必要为中国说句公道话。
在科沃尔的推动下，我见到了他女儿的上司——众议院科学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霍尔。科沃尔与霍尔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把女儿送到老朋友那里工作是不难理解的。霍尔70岁，很热情，也很平易近人。我客气地说，感谢你在百忙中抽时间见我。霍尔则微笑地说:科沃尔是我的老朋友，他推荐的人我是一定要见的。我们谈得很愉快。应他的要求，我谈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特别是优势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我还说了一句套话，感谢霍尔和他所在的科学委员会为促进两国科技合作与人员交流所作的贡献。
临走前，我送给霍尔一本英译本唐宋抒情诗词，并突然冒出一句貌似格言的话:“心中有爱的人会永远年轻”。霍尔说:“你看我，精神不错吧，我心里一定有爱。这本书我一定好好看看。”他还送我一枚特制的纪念章，上面镶嵌的金属外环上写着“加利福尼亚联邦众议员霍尔”。
走出霍尔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开玩笑的一句话会不会让老先生不高兴。后来，霍尔的另一位助手告诉我，我送的那本诗词集老先生挺喜欢，一直放在座椅背后的书柜外面，他好几次看见霍尔在翻阅。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
后来，我跟科沃尔处熟了，经常请教他，如何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言论做工作，如何反驳他们的不实指责。从语言、逻辑到方式，他都能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我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请他到中国大使馆当发言人算了。他幽默地问，那我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开玩笑说，促进中美友好，不问先后，不分国籍，也不分党内党外，我们一律欢迎。
科沃尔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段历史非常熟悉。他特别敬重陈纳德、谢伟思等人，并送给我一本介绍谢伟思的书。从已经发黄的封面不难看出，这本书放的时间已经很长，而且被翻阅过多次。他笑着说:“这本书印得很少，我只有一本，说不定中国没有，你留着也许有用。”
科沃尔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非常不满，认为那是失败的外交，美国政府错误地判断形势，作出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决定，错过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最佳时机，并把中国推进了苏联的怀抱，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科沃尔为自己的业务和“业余爱好”不时找议员游说。有一段时间，科沃尔特别高兴。当然，不是因为他游说有什么大的收获，而是在美国股市最牛的时候他买的股票猛涨。他告诉我，他的原始股金仅15万美元，经过他的经纪人“倒腾”5年，变成了100余万美元——他成了百万富翁。可等我2001年年初离开美国时，他的股票只值50万美元了。估计现在，他连老本儿都不一定保得住了。
“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给科沃尔打电话，他不在。我便在留言中叮嘱他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祝他一家人平安。他很感动，后来给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打电话时，他还提到我的“安慰”电话。
认识科沃尔完全是巧合。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上午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材料。在传达室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是接到国会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要和使馆主管国会的官员谈谈。因为传达员是老朋友，我就没好气地对他说，接过来吧，我正想找美国人出出气呢。
原来，那天上午的听证会是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又是那几个老面孔，道听途说加胡编乱造，把中国狠狠地骂了一通。我经常参加这类听证会，喜欢把这种听证会称作“批斗会”。我是这样描述自己参加这类听证会的心情的——高高兴兴上“（国会）山”去，气气呼呼回“（大使）馆”来。回来再翻翻“批斗会”的材料，心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对自己的朋友耍点小脾气可以，对美国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都会礼貌地、心平气和地接待的。
科沃尔年近50岁，不到1.8米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招人喜欢
“我是某某众议员的助手，我爸爸想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谈谈。”对方是一个女的，态度很客气。“欢迎他到使馆来做客，我可以和他谈。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想谈些什么话题，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以礼相还，并把使馆的地址告诉他。
“他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谈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方很干脆。我说，那就让他来吧。
于是，我赶紧跑回宿舍，把换下不到2个小时的西服穿上。当然，我还换了一条新领带。
半个小时后，我在使馆门口迎来了科沃尔。他年近50岁，不到1.8米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招人喜欢。我带他来到大使馆会客室。
“感谢你接待我。应该说，我是中国的朋友。”科沃尔开门见山，要和我拉近距离。科沃尔说，他年轻时在夏威夷读大学，学了中文，对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特别感兴趣，对中国古代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中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但对中国抗日战争和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段历史还是记忆犹新。他还说了一些中文字，如“孔子”、“孙子兵法”、“毛泽东”、“蒋介石”，问我他的发音准不准。我说，准不准是次要的，一个并非研究中国的外国人能说出这些人名和书名就很不简单了。
科沃尔挺幽默，用英文夹着中文问我，“你们中国人过去叫我们美国人‘美国鬼子’，现在还这么叫吗？”我说:“现在‘鬼子’提拔了，叫‘朋友’啦！不过，你们美国人过去叫我们中国人‘共党分子’，都到21世纪了，你们国会还有一些人开口闭口‘共党分子’！你不觉得他们太落伍了吗？”
“叫‘朋友’就好。”科沃尔看上去挺高兴，但没有接我的话题。我直言不讳:眼下把中国人称做朋友的人，在美国的日子不太好过。那时候国会刚发表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正在炒作“李文和间谍案”，一些美国朋友有意和中国人拉开了距离，担心受到无端猜疑。一个陌生人主动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的确很难得。
“现在国会这么炒作间谍案问题，我为你们感到不平。美国在中国有间谍，CIA在中国还有正式的代表呢。中国向美国派间谍也可以理解。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前就炒作中国间谍案，说中国把美国所有先进的核技术全偷走了，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美国有些从政的人，对共产党国家怀有深深的敌意。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什么人都有，什么想法都有市场。你们难以改变他们的观念，但可以想办法减少他们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维护中国的形象。你们应该多做公关工作，根据美国人的思维逻辑，用美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做美国公众的工作。”科沃尔滔滔不绝。
我不能赞同科沃尔的全部说法，但一个美国人这么讲，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告诉他，许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做美国公众工作，对中国来说，既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历史、文化、语言差异等方面的困难，还有其他国家通常没有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政治障碍。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做这个工作，但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我愿意听听他的高见。
科沃尔说，他住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新泽西州，要赶下午4点从华盛顿去纽约的列车，下次来华盛顿看女儿时再跟我细聊。我这才想起，他的女儿在华盛顿工作，并不等于他自己就住在华盛顿。我连忙起身送他出门，并递上我的名片。
科沃尔跟我谈起做公关工作的体会。他说，想说服美国人，要记住几条要领……
一个月后，科沃尔再次来华盛顿看女儿。我请他父女俩在华盛顿最地道的中餐馆吃了午饭。一般美国人做客爱夸主人请客的饭菜好，科沃尔却不这样。他说，华盛顿的中餐不如纽约的好。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品味。的确，纽约据称有5000家中餐馆，数量多，总体质量较好，毕竟那里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地方。做饭的、吃饭的都比华盛顿多得多，吃饭的人挑剔，做饭的人就得提高水平。我注意到，科沃尔最爱吃木须肉，于是，以后每次我请他吃饭，木须肉总不会少。
科沃尔接着上次的话题，跟我谈起做公关工作的体会。他说，想说服美国人，要记住几条要领:一是对象要具体、明确，交谈要有针对性。你一次只能做一个人、一群人或一类人的工作，必须根据他（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举例说，对商人，你要多讲经济、少讲政治。再具体一点，对向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国商人，要多讲中国经济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销售市场;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商人，要多讲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向美国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果你向美国农民大谈中国农业大丰收，出口连年增长，就难以赢得好感，反而会激起他们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反感。
我跟科沃尔说，美国的苦柚在中国很受欢迎，虽然价格高，但销路不错。下次，我到美国农场主家中做客，一定会夸夸美国的苦柚。他说，没错儿，说不定他会请你帮他们在中国推销苦柚呢。
科沃尔接着说，二要多摆具体事实，多讲朴实的道理，少讲空话套话。美国人相当自信甚至自负，有一种优越感，你跟他交流，必须用事实和数字说话，让他在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不足。光讲维护世界和平，讲美国与中国友好，他们会觉得离自己太远，不涉及切身利益，没有亲身体会，自然就不会被你说服。科沃尔举例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人士声称，在美中贸易中，美国有800亿美元的逆差，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既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又造成了美国资金的流失。这种谬论很有欺骗性。中国政府总是说，两国统计方法不同，实际逆差仅有300亿美元左右。这么说，一般老百姓理解不了，他们认为，美国商场的生活日用品大多数是中国制造的，就算统计有问题，中国还是有300亿美元的逆差。如果你们多强调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给美国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比如，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因为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生活日用品，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可以减少300美元的开支，大多数人就明白了。如果你们再强调这些产品因为利润低，美国企业一般已不生产，美国如果不从中国进口，也必须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只是价格更高，他们就更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如果你们再进一步推心置腹地说，市场竞争是无情的，美国有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可能会因为中国商品的冲击而倒闭，同样的道理，中国也有一些企业因为美国商品的冲击而收缩甚至关门，比如中国的饮料、化妆品、汽车厂家。大家在公平竞争中或更快发展，或寻求新的出路。话这么说，那些同情失业者的人也就不容易对中国产生反感了。
科沃尔说，三是要有耐心和信心，要持之以恒。中国与美国毕竟是两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还有语言障碍，这些都制约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工作要有耐心，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滴水穿石”，不要忽视一点一滴的工作，不要忽视一个一个的个人。时间长了，终究会起作用的。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提起中国，提起中国共产党，美国有多少人会有好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对中国共产党也能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去看待、去交往。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人的认识是错误的。没错儿，国会是还有人把你们称做“共党分子”，但那只是极少数人，无碍大局。中国赢得美国的好感，主要是靠自己取得的成就，同时，与中国领导人、中国访美人员以及大使馆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科沃尔幽默地问，他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听了科沃尔的一席话，我深受启发。我好奇地问科沃尔，他为什么对公关这么感兴趣又这么内行。他笑着说，他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争取客户是他的重要职责，没有一定的公关能力，是难以吸引新客户的。至于中国问题，这是他的青年“情结”，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觉得有必要为中国说句公道话。
在科沃尔的推动下，我见到了他女儿的上司——众议院科学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霍尔。科沃尔与霍尔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把女儿送到老朋友那里工作是不难理解的。霍尔70岁，很热情，也很平易近人。我客气地说，感谢你在百忙中抽时间见我。霍尔则微笑地说:科沃尔是我的老朋友，他推荐的人我是一定要见的。我们谈得很愉快。应他的要求，我谈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特别是优势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我还说了一句套话，感谢霍尔和他所在的科学委员会为促进两国科技合作与人员交流所作的贡献。
临走前，我送给霍尔一本英译本唐宋抒情诗词，并突然冒出一句貌似格言的话:“心中有爱的人会永远年轻”。霍尔说:“你看我，精神不错吧，我心里一定有爱。这本书我一定好好看看。”他还送我一枚特制的纪念章，上面镶嵌的金属外环上写着“加利福尼亚联邦众议员霍尔”。
走出霍尔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开玩笑的一句话会不会让老先生不高兴。后来，霍尔的另一位助手告诉我，我送的那本诗词集老先生挺喜欢，一直放在座椅背后的书柜外面，他好几次看见霍尔在翻阅。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
后来，我跟科沃尔处熟了，经常请教他，如何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言论做工作，如何反驳他们的不实指责。从语言、逻辑到方式，他都能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我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请他到中国大使馆当发言人算了。他幽默地问，那我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开玩笑说，促进中美友好，不问先后，不分国籍，也不分党内党外，我们一律欢迎。
科沃尔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段历史非常熟悉。他特别敬重陈纳德、谢伟思等人，并送给我一本介绍谢伟思的书。从已经发黄的封面不难看出，这本书放的时间已经很长，而且被翻阅过多次。他笑着说:“这本书印得很少，我只有一本，说不定中国没有，你留着也许有用。”
科沃尔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非常不满，认为那是失败的外交，美国政府错误地判断形势，作出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决定，错过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最佳时机，并把中国推进了苏联的怀抱，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科沃尔为自己的业务和“业余爱好”不时找议员游说。有一段时间，科沃尔特别高兴。当然，不是因为他游说有什么大的收获，而是在美国股市最牛的时候他买的股票猛涨。他告诉我，他的原始股金仅15万美元，经过他的经纪人“倒腾”5年，变成了100余万美元——他成了百万富翁。可等我2001年年初离开美国时，他的股票只值50万美元了。估计现在，他连老本儿都不一定保得住了。
“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给科沃尔打电话，他不在。我便在留言中叮嘱他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祝他一家人平安。他很感动，后来给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打电话时，他还提到我的“安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