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电影，是电影领域颇具趣味性和话题性的研究课题之一。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和商业并举的文化产业，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其重要的特性之一是揭示了其与现代都市的紧密结合关系。学者孙邵谊曾指出：“电影是工业革命和近代都市兴起的直接产物。与其它艺术样式不同，电影不仅依赖科技的进步，而且需要都市人群的消费支撑。”[1]这一观点并非褫夺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价值意义，而是从电影作为消费品的角度出发，将都市中观者的消费行为和票房表现作为电影商业价值最终实现的锁闭一环。目前，学界围绕“城市电影”、“都市电影”等母题作宏大研究的现象不一而足，然而，假设仅以微观的视角切入，以城市特质作为影响电影选题、构思、制作等整个流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着手，把故事情节发展和城市空间背景相结合，这便成为研究城市和电影的关系的一个有效切入口。笔者将以电影《疯狂的石头》为例，探讨城市特质对电影风格建构的巨大影响力。
　　一、独特的城市风貌体征对电影基调的确认电影《疯狂的石头》作为宁浩导演开启商业化电影之路的肇始之作，树立了当代商业电影表现形态和质量起始的标杆，还引领了一股对于城市和电影关系重新定位和思考的热潮。在本片拍摄之前，导演宁浩并未到过本片取景地——重庆，“结果一到重庆，我就觉得不用跑了，这地儿就对了，再看也没时间了……路边人全都光着膀子吃火锅，麻辣烫，生龙活虎的气息扑面而来，就那个劲儿，很有生命力。”[2]正因为重庆如此独特的城市风貌，使得导演对影片的构想有了可以充分施展的余地和发散的空间。处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重庆，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三面环山，故有“山城”之称；又有长江和嘉陵江交流汇合。正是基于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重庆所养育的儿女们散发着豪爽、生猛、暴躁而又幽默风趣的气质，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
　　《疯狂的石头》在总体基调上保持了高度的戏剧冲突性，这种冲突性固然有源于剧本自身设计而表现出的张力，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承载故事的“城市母体”与生俱来的幽默气质，这种气质潜移默化的渗透于电影之中，成为不可或缺又难能可贵的一部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独特的自然人文区域里所塑造出的性格态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惯性，都作为电影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充分融入到了剧情的内核之中，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作为重庆地区独具特色的出行工具——缆车，在本片中成为情节建构的重要载体。通过其交通输送的基本效用和独具特色的运行形式，将剧情中一系列的巧合遭遇和潜在笑料扭结一体，从而自然地引出作为文本叙述主体的四方面人物关系——偷盗者谢小盟、保护者老包、觊觎者“小偷三人组”和搅局者冯总。试想，若把文本从特定的城市背景中抽出，其所赖以生根发芽的叙事土壤就萎靡收窄以致消失不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重庆特有的城市风貌淬炼出本片别具一格的影像基调。
　　二、鲜活的城市语域特点对电影情绪的展现方言作为一种特定区域内的语言文化现象，在对于该地区民风民俗的流变和城市性格的养成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是语言的活化石……是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基本载体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3]重庆话作为我国一种具有特色的方言形态，以湖广话为主要基础，方言词汇众多，用语诙谐幽默。正是因为重庆话与生俱来的特质，使之成为孕育具有强烈戏剧性色彩的影片剧本的完美胚胎。因此在影视文本中，方言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在影片中，主人公老包脾气火爆却又做事认真，通过他重庆方言的表述，可见其极尽作为保安队队长责任之能事。与之呼应的是以道哥为代表的北方“小偷三人组”和来自香港的国际大盗麦克，他们各自的方言给予了观众听觉感受方面相当鲜明的可区分性，这一方面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如黑皮的愣頭直率，道哥的托大自负等——既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不失分寸地展示了他们之间的性格迥异之处。例如，在对女朋友菁菁出轨一事的态度上，道哥显得怒不可遏，言语之中充满了戾气：“媳妇儿让人睡了没人管啊”、“你侮辱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然此语一出，观者非但没有对其产生敬畏和疏离感，却反而被他的唐山方言逗乐，荒诞不经。作为党羽的黑皮，在此事上也表明了自己的朴素态度：“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都不稀说你。”占据如此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地，原本可凸显人物大义凛然之感，但黑皮的青岛话彻底打乱了其中的应然逻辑，使滑稽感顿生。
　　然而，方言更大的作用则在于对电影情绪的整体感知：建立在这种具有不同知识层面和文化背景上的人物关系，直观地表现便是语域的迥然不同，其接触的结果必然是相互抵牾，从而导致电影叙事平衡的倾斜，最终在某个节点撞击出激烈的戏剧性火花。由此可见，独特的语域对于影片情绪的展示作用可见一斑。
　　三、典型的城市人居环境对电影主题的反拨·中国电影评论城市人居环境涵盖了在城市区域中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劳动、所构建和它们在相互磨合中取得的基于本地域人居的最大公约数。“城市生活中的大规模的、高密度的人口决定了城市生活的特征，决定了城市人的人格。也就是说，环境空间对环境空间当中的人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对我们了解城市人居环境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参考：即在高度密集的人口和狭窄的空间所形成的城市人居环境中，人们的性格必然会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而发生某种改变。这种改变会因为人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规律更迭和生存状态的日益趋同而变得具有某种共性元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某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人居环境风格。
　　作为一部电影内容的实际发生地和主要承载背景，城市人居环境在建构电影文本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对电影主题和风格表现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疯狂的石头》来说，故事的发生背景在重庆，其中火爆和幽默这对看似矛盾的组合体在重庆人的生活习性和饮食起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游手好闲的“棒棒军”，喜欢搓麻将的大爷大妈等背景元素的设计，都是与重庆独具特色的人居环境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在主题表现中，本片多了些麻辣鲜香的“渝味儿”：正如厂长挥刀欲砍子的那一幕滑稽场景所展示的那样，渝人火爆急躁的性格与其中随处流露出的幽默感也是建立在城市人居环境的基因之上的，因而显得从容自然却并不刻意雕琢。
　　结语
　　城市作为特定区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融的载体，因其自然地貌、社会人文等因素而产生的独特气质，对于电影创作来说不仅仅是流于表面肤浅的急功近利的展示，更是一种对宝贵的资源的开掘——揭示蕴藏在骨髓中的深刻内涵和精神风貌。以《疯狂的石头》为起点，我们一路走来，可以看到的是城市见诸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视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领悟到城市可以把它自身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资源、文化和社会面貌，映射成为可知可感的视听影像，帮助电影更好地讲述具有独特内在体征的动人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影和城市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孙邵谊.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好莱坞的上海想象[J].当代电影，2005（6）：32-40.
　　[2]宁浩.混大成人：宁浩林旭东对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35.
　　[3]赵菲.论方言价值及其保护[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151-153.
　　[4]郑也夫. 城市社会学[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