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行开一个词叫“装13”，其内涵并不像外貌那般奇崛，不过就是以前一个通行痞语的柔化，算是做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意思就是“装”。记得十年前，热爱粗痞的王朔先生就攻击过各种“装”的表现，针对的主要是喜欢用时尚概念和高端品牌包装自己的小资白领，以及喜欢用大词、美词、洋词说话的知识分子。像“威士忌”、“三文治”、“百合”、“牛排”、“阿玛尼”、“终极”、“诗意”、“博尔赫斯”、“杜拉斯”、“王家卫”等语词，都被王朔定义为“极富装饰性”的，一看到“就晕，就麻蝇”，而这些词的使用者都是“沐猴而冠”。他对于“装”的批判态度一直没什么改变，近年还冒出“成功就是傻人们一起吃饭”、“装并不可耻，装得可耻才可耻”等“名言”。王朔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反“装”派的鼻祖。
　　这个世界上“不装”的人恐怕很少，但是“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则是消费社会所特有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大面积转型的时代，社会分层正在加速展开，很容易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地位、身份差别。判断一个人是上流还是下层，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占尽风光的潮人还是被落在后面的土鳖，人们依据的往往并非他“干了什么”，而是他所展示出来的休闲方式、消费方式等。是在火车站蹲着喝豆浆还是在星巴克用自带的杯子喝现煮咖啡，是读一般的大众化中文杂志还是翻阅面向精英的英文财经刊物，是唱众人皆知的流行歌曲还是听东洋西洋独立歌手的CD，是看国产电视剧当沙发土豆还是进剧院去听意大利歌剧……诸如此类，在很多人看来就存在着身份之差、等级之别。当然，真正能混进上流社会的人是很少的，但一些人又要显示出自己有格调，有品位，拥有优雅的风姿和精英的趣味，于是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装”。
　　
　　“装”的隐藏含义
　　
　　的确有很多人通过“装”来寻找一种所谓的阶层归属感和身份优越感。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让人羡慕，不如说是想要达到一种自慰式的心理满足。“假装上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英幻觉、成功人士想象，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意淫。这样的幻觉和想象并非随便就能制造出来，而必须经过刻意的安排、精心的布局，越是“装”得看似自然就越是成功。因此，苦心装扮者总是极其关注细节，也愿意把全部心思用在使用什么品牌、采用什么标志化的活动方式上。网上流传的一些“装13指南”已繁琐细化到令人崩溃的地步。我想起多年前自己一篇批评小资文化的文章中引过的两个例子:其一是某小说中女人对男人说，至少应该用“杜蕾丝”品牌的避孕套，否则“品位可真差劲”;其二是某文章作者说，穿路边摊买的大裤衩还是CK牌内裤，透露出“时尚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全部秘密”——当然，时尚的就是有“品质”，而大众的未免就太“老土”了。
　　几乎所有的偶像剧都“装”得厉害。比如说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号称是在“奋斗”，但其实却在展示某种富有时尚感的生活方式，带有很浓的炫耀意味。其主角顺理成章地是所谓的“设计师”，而且是建筑设计师。里面的人物主要就是在玩欲望游戏，但这种欲望又被包裹得很精致，被打扮得很绅士，“哆哆嗦嗦的小铁屑”被美化成了最具时尚感的情感游戏。而里面用来“装”的道具，就是汽车、LOFT、咖啡室聊天、酒巴里磕牙、骑马打台球或者高尔夫球……
　　表面上看，“装”是出于对精致生活的过度追求，但其实是源自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种身份焦虑。这似乎是一个特别喜欢攀比、特别在意别人看法的社会，谁都害怕沦落到底层，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如他人，所以必须通过一些符号化、标志性的东西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优势，即便它是假的也无所谓。前几年网上著名的“易烨卿”就是借助所谓优雅的品牌化消费方式的叙述，编织出一个高贵的女子形象。
　　如果说“装”只是通过制造幻觉而获得自我安慰，那也没什么好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装13”者都凭借那精心营构的“知识体系”，靠着自己鼓吹起来的所谓身份优越感，对“不装”或“装不起来”的人加以嘲笑和鄙视。这其实是一种轻微的心理变态。英国学者德波顿曾指出现代人生存焦虑的几大原因，其中有“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等，可以说，在热衷于“装”的人身上，这几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显著:太看重身份所以生活得矫揉造作，太过势利所以往往既媚富又仇富，欲望大于能力所以很容易被失败感折磨;崇拜精英所以几乎完全迷失了自我。
　　
　　反“装”的心理需求
　　
　　反“装”人士当然是有点儿解构态度的。面对拼命要通过对所谓上流优质生活形态的攀附而获得“体面”身份的人，大众心里产生反感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喜欢“装”的人相信“优雅”和“品质”都需要依赖于相当的消费能力，可是他们实际上又并不能把那样的消费方式当成一桩自然而然的事，所以才会过度诠释，刻意追求并利用商品或消费方式的附加值，即产生自己优越于他人的身份幻觉。这样，对一些不“装”的人来说，他们自在自为、自得其乐的生活状态就被贬低了;对另一些不屑于“装”的人来说，消费活动之外的精神空间及其价值也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小资们专属的“装”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给很多人构成了心理上的压力。
　　于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弹随之产生:别在我面前显摆什么PRADA或者LV，别跟我扯什么王家卫或者岩井俊二，那个普拉达的缔造者自己不也说了吗，奢侈品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东西;而陈丹青也谈到过，似乎永远戴着墨镜的王家卫看起来像个小流氓。在这些人面前，那些“装”的人的脆弱身份幻觉是最容易被戳穿的。你不是喜欢把卫生间说成powderroom，最不济也得是washroom吗？那好吧，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连“洗手间”也不说，我直接把它称做“茅房”。
　　当然，机械刻板地依据品牌符号和消费方式来圈定“装13”的范围，事实上有反“装”行动扩大化的嫌疑。我在床头放一本《国家地理》是“装”吗？我搜求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装”吗？我聊天时嘴里偶尔冒出“海德格尔”是“装”吗？还有，我正想说呢，“装”本质上是基于一种媚俗心理，媚俗就是只能说powderroom而不能刻意回避说“茅房”，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无视大便的存在就是媚俗的典型症状——可是，我提到“媚俗”和“米兰·昆德拉”了，而这些符号恰好就在“装13”的黑名单中。一味地“装”意味着非得折腾着生活，可是，反“装”的扩大化却也令我们时刻要小心中了“装”的毒，而且每说一句话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装13”，如此一来，生活还能不拧巴吗？
　　把“装13现象”泛化，把反“装”行动扩大化，从根子上来说都是执著于外部的“装饰感”，无非是要用一种效果取代另一种效果，用一套话语覆盖另一套话语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不掉进“装13”的陷阱，反“装”比“装”还要有赖于一套“知识体系”，还要费尽心思在细节上做文章，因此是更加刻意的“装”。这又是何苦呢？借助于外在的装饰或修辞，靠那些被赋予附加值的品牌和标志，我们真的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确认吗？
　　想起很多年前读到过的一则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有位差人押解一个犯罪的和尚进京候审，可是有天晚上却喝得烂醉，结果和尚拿着差人的所有东西跑了，逃走前他还把差人剃成了光头。翌日差人酒醒，不见了和尚，万分焦急，抚了一下自己的光头以后，在欣喜之余却又添了更大的困惑，嚷嚷道:“和尚倒是在的，可是我呢？我在哪里？”
　　
　　图/李景山 编辑/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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