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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进行了密切的情报合作，多年以来，双方的这次合作一直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中苏为什么进行情报合作?中苏如何进行情报合作?中苏情报合作的成果又如何?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逐渐深入，答案慢慢的清晰了起来。
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面对强大的日军，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在国际上寻求援助，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英、美等“友邦”国家。
然而，英、美、法、德等国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任何的制裁，还无耻的声称“为了维持我们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友谊，避免卷入”，要“保持完全的中立”。面对列强的冷漠态度，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作为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马上对中国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并表示可以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援助。
当然，苏联同意援助中国并非完全出于道义，实际上，斯大林还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当时，日本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历史上，俄、日两国也曾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过一场争夺殖民权的战争，最终俄军失败，拱手将其在东北的权利让给了日本。尽管俄国已经被红色苏维埃所取代，但是无论是从民族情感来说，还是从防御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来说，苏联都必须遏制日本的侵略步伐，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同中国合作，尽量使日本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而无暇他顾。
1937年8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全世界宣称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紧密关系，苏联甚至还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如果面临生死关头，苏联必定出兵，决不坐视。”
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并积极开展双边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派出军事顾问以及航空志愿队到华参战。在所有的军事合作中，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情报合作无疑是最为隐秘的一页。
自1937年8月中苏结盟后，双方开始探讨在情报领域的合作问题。
1938年5月，经过两国有关部门的协商，双方达成在对日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意向，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中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方由国家安全局出面，进行了具体的协商，军委会派其外事组主任周明与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各自的代表，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议定书》，为这项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7月14日，蒋介石签署命令，任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为兼任所长，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正式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速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
从此，中方对苏合作即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
出手不凡
1938年7月15日，中苏技术研究所于秘密状态下悄然成立，所址位于汉口市特四区台儿庄路86号。在成立之初，内部设立四个科，各科由中方人员主持工作，苏方人员负责协助。
第一科：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与情报网的布置，科长为军统干员江雄风，副科长为科佛洛多夫；
第二科：主管所获情报材料的整理汇编、审核以及报告，科长为郑冰如，副科长为有里也夫；
第三科：主管电讯及通讯技术，科长为苏明，副科长为奥斯博夫，后并入第一科；
第四科：负责所内总务，经营及管理，科长为黄昌度。
8月11日，中方改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代替贺耀祖为所长。
在这段时间内，技术研究所的情报搜集及整理工作迅速展开，先后在天津、北平、山东、宁夏、上海、汉口、香港、爪哇设立了8个情报组。其主要负责地域及分工如下：
天津组：1938年8月6日派出组长倪中立、副组长腾勉组建。工作地区为平津及东四省。任务是监视经过天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情况，调查其运往内地的军火武器数量与去向；监视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备战情况；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建立的经济设施进行调查；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进行侦察；对日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实施侦察；侦察日军的组成及其装备之变化；侦察日本经天津的入口贸易；建立在平津及东北地区的联络关系。
北平组：1938年8月4日派出组长居仁组建。工作范围为北平、石家庄、晋、察、绥。任务是监视日本经北平运往晋察绥之军队及其武器；侦察华北、伪满地区内日本设立的各种经济设施；侦察日军与伪满军队的备战情况；侦察敌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兵力数量；调查日本建立伪组织的政治阴谋。
山东组：1938年9月27日派出组长李庆霖在济南、副组长王志超在青岛组建。工作地区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任务是侦察敌经青岛之日本海陆军运输情况；侦察日本在渤海湾沿岸之海军实力；侦察青岛码头建设情况；监视日本在青岛的出入口贸易；监视敌在津浦、胶济铁路的军运情况；侦察敌对山东之战略计划。
宁夏组：1938年8月5日派出组长刘英在宁夏组建。工作地区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情报员分布在宁夏、五原、包头、百灵庙、阿拉善旗。任务是侦察日本内蒙之军事部署；侦察日本在内蒙各盟旗之政治阴谋；侦察日本对内蒙、西北的军事进攻计划；调查伪蒙军实力及其组织情况。
上海组：1938年7月18日派出组长吴润荪组建。派员在沪杭、沪宁两铁路沿线布点。工作地区为上海、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任务是侦察日军经上海之陆海运输；侦察日本在华中海陆军实力及其布置与作战计划；调查日军经沪向内地的军火武器运输；侦察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侦察日本驻军的组织、编制及其装备；调查日本经上海的入口贸易情况；建立该地组织与汉口的联络关系。
汉口组：1938年10月16日派出组长谷兆芬、副组长郑达善在汉口组建。派员在武汉三镇、平湾铁路、粤汉两条铁路沿线及长江航线各轮上布点。工作地区为武汉三镇、平汉铁路、粤汉铁路线及长江上中下游。任务是侦察日军在华中的兵力布署及其军事进攻计划；侦察敌在武汉部署的空军实力；调查敌军在武汉储存的军火数量；侦察敌在两江及平汉、粤汉路的水陆军运输情况；监视敌在华中地区的真正阴谋。
香港组：1938年11月3日派出组长廖淑伦、副组长郑庭荣在香港组建。工作地区与人员分布为香港、澳门、广九铁路沿线。任务是侦察日军在华南地区的军运情况；侦察华南敌海、陆、空三军实力及其部署 情况；调查日军在华南的军事行动计划；侦探日军在香港的国际间谍活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调查日本由欧美各国输入的军火数量；了解英国的对日态度动向；建立本所与平、津、沪、汉、青、济、爪哇各站点之联络线。
爪哇组：1938年10月20日派出组长饶楚白赴爪哇活动，工作范围面向南洋、日本。任务是调查日本在南洋的商业活动；侦探日军对南洋的侵略计划；了解日本在南洋的发展政策；在日本在内地建立的情报网。
随着上述机构和情报组的组建完毕，中苏技术研究所开始发挥情报效益。
各分支机构不断向汉口总部发来所获得的敌方情报，并向中苏双方政治军事机关与最高当局提供了大量经过分析研究和判断的情报成果，为开展对日政治军事与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与辅助。据报告，到1938年底，技术研究所总共获取敌伪情报148件，经节选后呈报上级的有91件，其中来自苏方提供的有27件，占18.3％；来源于上海组的20件，占13.5％；天津组的21件，占14.29％；汉口组的18件，占12.2％；香港组的10件，占6.7％；宁夏组的52件，占35.1％。从上述统计情况来看，中方是中苏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受益者。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战争局势千变万化，因此交战双方对情报的需求十分迫切，在国民党政府的中统和军统两大情报机构尚未由对内转向对外时，中苏技术研究所的情报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中苏双方还在技术研究所内研究密写、照相、编制密码和破译等情报工作手段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渐入佳境
1938年底，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又拟定了该所的《1939年度工作计划》，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大展拳脚。
在情报队伍建设方面，技术研究所要求各地情报组织进一步发展和扩充其原有的情报员队伍，增派前往敌占区各地的流动情报员。各地情报组要大力发展对敌反间工作，按照“有孔即入，无微不钻”的原则，深入日军内部发展组织，充实后方与敌占区之间及各地小组间的交通力量，加强内部组织管理运作的领导工作。
在发展原有组织的同时，技术研究所还准备在各地增设新的情报网站，主要设站地点包括广州、徐州、郑州、西安、太原、沈阳、哈尔滨、宜昌、长沙、南昌、日本、朝鲜、台湾、马公岛等地。
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各地情报组织，技术研究所将所有的情报组划分为四个区，在各区普遍设立群众性情报网，其工作区域划分及分工是：第一区负责四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东莞；第二区负责三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上海；第三区负责五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汉口；第四区负责一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郑州；第五区负责二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太原；第六区负责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组长在济南；第七区负责河北及察哈尔省地区，组长在北平；第八区负责九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九江。
在情报网络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苏技术研究所还准备进一步扩充其工作范围与工作领域，主要是将情报搜集工作向细致化方向发展，要求其内容更加充实、完整，以便能更直接的为抗日军政服务。除对日工作外，他们也更加重视对日本在沦陷区各地扶植的伪政权及其主要汉奸人物的侦探与策反工作，并开始运用反间谍手段。
按照工作计划，1939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各地已有的以及新设的站点，将重点搜集以下十几类情报，主要包括：敌军部队的调动转移，其各部队的组成、作战任务与目的；敌军屯兵部署与数目、各部队主官姓名、武器装备之数目种类，敌兵情绪之变化；外来敌军开入战区内各部队的运输方法、日期、地点、成分、组成与数量；各交通要点敌军部署情况、军需武器存量，尤其对敌方各要害地点以及守备兵力较少地点者更要注明；各地兵工厂、化工厂生产品种数量及工厂员工数、厂区警卫情况，产品运往何处等情报，以供我方采取破坏行动之用；敌方军械库、粮库等设施地点情况，以及有何可采取行动之机会条件；各地敌军兵器种类、驻地、数目、警卫等情况；各地敌空军驻地飞机场之数目、地点及其警卫情况；有关日军化学兵部队的情况；各地伪组织成分主要及知名参加人员的住址情况，以及可以利用的与日本人关系、与日伪特工组织关系等等；尚未加入伪政权的已投敌汉奸人员状况；敌伪特工状况，其组织、人员、驻地、长官及相互联络方法等；注重反间问题的利用，探听敌对我方的政治军事阴谋；刺探日军对南昌、长沙的再攻计划及对我部署在沦陷区内的游击队的肃清计划，一边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计划；设法混入敌方间谍与反间谍组织，开展工作；争取策反伪政权官员。
在特种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面，中苏技术研究所准备继续扩充其通信联络网络，完成15个分电台的建设，总台增加两部发报机，增加通信联络工作人员，改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指导，并加强检查各地区的通信联络工作。
除继续发展通讯网络外，中苏技术研究所还要研究改进密写方法和药水书写方法，研究革新与提高行动人员对固定文件的照相技术，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熟悉仿制技术，尤其是有些钥匙、护照、图章、敌伪通行证的制作等，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进行密码技术的研究创新工作，用以翻译敌方密码和创制自用新密码。
最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在《1939年度工作计划》的“结论”中写道：“本所自成立以来，因战事变化关系，一再迁移，对外交通费时，工作一时未能按预计开展，各外勤单位虽无良好的成绩，但经(民国)二十七年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今后当不断推进。”
成果显著
从1939到1941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开始产生了巨大的情报效益，尤其是从侧面证明了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证据。
1941年7月11日，当时兼管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说：“奉谕全力侦收东京与罗马通讯等因，自遵办。唯日意双方双线电声音微弱，侦收至为困难，又兼每日空袭时间停止工作，遗漏甚多，除加紧努力，并在技术方面改进外，谨将本月1日至10日侦收情况呈上。
一、1日至10日共侦获68份。
二、其中已攻破者计8份，以后如有重要情报当由职亲自送呈也。
仅呈委员长钧鉴。职毛庆祥呈。7.11附呈情报8份，统计表13张。”
8月1日，毛庆祥又向蒋介石呈报截获日本方面的两份重要情报：
一为7月13日北平日本占领军当局发出致南京、烟台、济南、青岛及东京各地驻军电，通报“帝国与苏联之关系，极为机微。随军势之发展如何，有殆 致重大场面之虞，(当地方面军亦作同样之观测)，华北及蒙疆方面各部应注意对侨民之保护，以期万全之策……”
二为东京日本外务省向驻美国、加拿大及南美各国重要都市使领馆发出战争准备的命令：“鉴于目下国际形势之紧迫，贵馆保管之文书，应照下列办法处理。1、普通文件应于平时最短时间内处理之，其他文件应特别将其搜集保管。2、为平时之整理兼顾非常之应变起见，应参酌日常之工作任务情形办理。文件中如有贵重者，即寄回本省，其他转手不需用者，逐渐焚毁之。3、焚毁之际，应由负责保管文书者监督执行，注意其绝对不得泄漏机密。(焚毁文件之目录，寄还本省)。4、如因避难而实行移动文件时，应始终严密监视，不得稍疏虞。”
很明显，这两封被破译的日方电文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第二封电文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这证明技术研究室的破译工作是极有成效的。
结局
尽管1939年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取得了显著的情报效益，但是，随着日本的南进趋势愈加明显，尤其是1939年2月间日军占领中国海南岛，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打响，英、美各国已知战争在所难免，在日本明确无误的南进攻势面前，不得不转变立场，真正开始疏远日本，积极加强战备，同时出于与苏联同样的目的，伸手援华，与中国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合作。因此，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随着中美、中英关系的逐步加强，受中国外交大局的左右和苏联国内加强西防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需要而产生了变化，其政治重要性、战略地位都开始下降。
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为共同对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结成同盟，世界两大阵营完全形成。美英被迫对日宣战，与中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情报合作，而苏联则全力以赴的对付德国，随着日本北上犯苏威胁的减缓，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使命也就趋于结束。
1942年1月28日，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调查统计局人员陈祖舜等79人已经脱离技术研究所，奉调回局工作，少将副主任魏大铭、第四组少将组长方砚丰等所内现任干部亦申请免职。蒋介石批复同意，但指示所有机械设备暂时继续留在研究所。
从此以后，这个记载了一段中苏情报合作历史的“技术研究所”便被历史的尘埃所慢慢掩盖。
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面对强大的日军，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在国际上寻求援助，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英、美等“友邦”国家。
然而，英、美、法、德等国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任何的制裁，还无耻的声称“为了维持我们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友谊，避免卷入”，要“保持完全的中立”。面对列强的冷漠态度，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作为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马上对中国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并表示可以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援助。
当然，苏联同意援助中国并非完全出于道义，实际上，斯大林还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当时，日本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历史上，俄、日两国也曾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过一场争夺殖民权的战争，最终俄军失败，拱手将其在东北的权利让给了日本。尽管俄国已经被红色苏维埃所取代，但是无论是从民族情感来说，还是从防御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来说，苏联都必须遏制日本的侵略步伐，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同中国合作，尽量使日本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而无暇他顾。
1937年8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全世界宣称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紧密关系，苏联甚至还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如果面临生死关头，苏联必定出兵，决不坐视。”
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并积极开展双边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派出军事顾问以及航空志愿队到华参战。在所有的军事合作中，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情报合作无疑是最为隐秘的一页。
自1937年8月中苏结盟后，双方开始探讨在情报领域的合作问题。
1938年5月，经过两国有关部门的协商，双方达成在对日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意向，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中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方由国家安全局出面，进行了具体的协商，军委会派其外事组主任周明与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各自的代表，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议定书》，为这项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7月14日，蒋介石签署命令，任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为兼任所长，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正式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速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
从此，中方对苏合作即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
出手不凡
1938年7月15日，中苏技术研究所于秘密状态下悄然成立，所址位于汉口市特四区台儿庄路86号。在成立之初，内部设立四个科，各科由中方人员主持工作，苏方人员负责协助。
第一科：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与情报网的布置，科长为军统干员江雄风，副科长为科佛洛多夫；
第二科：主管所获情报材料的整理汇编、审核以及报告，科长为郑冰如，副科长为有里也夫；
第三科：主管电讯及通讯技术，科长为苏明，副科长为奥斯博夫，后并入第一科；
第四科：负责所内总务，经营及管理，科长为黄昌度。
8月11日，中方改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代替贺耀祖为所长。
在这段时间内，技术研究所的情报搜集及整理工作迅速展开，先后在天津、北平、山东、宁夏、上海、汉口、香港、爪哇设立了8个情报组。其主要负责地域及分工如下：
天津组：1938年8月6日派出组长倪中立、副组长腾勉组建。工作地区为平津及东四省。任务是监视经过天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情况，调查其运往内地的军火武器数量与去向；监视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备战情况；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建立的经济设施进行调查；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进行侦察；对日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实施侦察；侦察日军的组成及其装备之变化；侦察日本经天津的入口贸易；建立在平津及东北地区的联络关系。
北平组：1938年8月4日派出组长居仁组建。工作范围为北平、石家庄、晋、察、绥。任务是监视日本经北平运往晋察绥之军队及其武器；侦察华北、伪满地区内日本设立的各种经济设施；侦察日军与伪满军队的备战情况；侦察敌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兵力数量；调查日本建立伪组织的政治阴谋。
山东组：1938年9月27日派出组长李庆霖在济南、副组长王志超在青岛组建。工作地区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任务是侦察敌经青岛之日本海陆军运输情况；侦察日本在渤海湾沿岸之海军实力；侦察青岛码头建设情况；监视日本在青岛的出入口贸易；监视敌在津浦、胶济铁路的军运情况；侦察敌对山东之战略计划。
宁夏组：1938年8月5日派出组长刘英在宁夏组建。工作地区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情报员分布在宁夏、五原、包头、百灵庙、阿拉善旗。任务是侦察日本内蒙之军事部署；侦察日本在内蒙各盟旗之政治阴谋；侦察日本对内蒙、西北的军事进攻计划；调查伪蒙军实力及其组织情况。
上海组：1938年7月18日派出组长吴润荪组建。派员在沪杭、沪宁两铁路沿线布点。工作地区为上海、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任务是侦察日军经上海之陆海运输；侦察日本在华中海陆军实力及其布置与作战计划；调查日军经沪向内地的军火武器运输；侦察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侦察日本驻军的组织、编制及其装备；调查日本经上海的入口贸易情况；建立该地组织与汉口的联络关系。
汉口组：1938年10月16日派出组长谷兆芬、副组长郑达善在汉口组建。派员在武汉三镇、平湾铁路、粤汉两条铁路沿线及长江航线各轮上布点。工作地区为武汉三镇、平汉铁路、粤汉铁路线及长江上中下游。任务是侦察日军在华中的兵力布署及其军事进攻计划；侦察敌在武汉部署的空军实力；调查敌军在武汉储存的军火数量；侦察敌在两江及平汉、粤汉路的水陆军运输情况；监视敌在华中地区的真正阴谋。
香港组：1938年11月3日派出组长廖淑伦、副组长郑庭荣在香港组建。工作地区与人员分布为香港、澳门、广九铁路沿线。任务是侦察日军在华南地区的军运情况；侦察华南敌海、陆、空三军实力及其部署 情况；调查日军在华南的军事行动计划；侦探日军在香港的国际间谍活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调查日本由欧美各国输入的军火数量；了解英国的对日态度动向；建立本所与平、津、沪、汉、青、济、爪哇各站点之联络线。
爪哇组：1938年10月20日派出组长饶楚白赴爪哇活动，工作范围面向南洋、日本。任务是调查日本在南洋的商业活动；侦探日军对南洋的侵略计划；了解日本在南洋的发展政策；在日本在内地建立的情报网。
随着上述机构和情报组的组建完毕，中苏技术研究所开始发挥情报效益。
各分支机构不断向汉口总部发来所获得的敌方情报，并向中苏双方政治军事机关与最高当局提供了大量经过分析研究和判断的情报成果，为开展对日政治军事与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与辅助。据报告，到1938年底，技术研究所总共获取敌伪情报148件，经节选后呈报上级的有91件，其中来自苏方提供的有27件，占18.3％；来源于上海组的20件，占13.5％；天津组的21件，占14.29％；汉口组的18件，占12.2％；香港组的10件，占6.7％；宁夏组的52件，占35.1％。从上述统计情况来看，中方是中苏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受益者。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战争局势千变万化，因此交战双方对情报的需求十分迫切，在国民党政府的中统和军统两大情报机构尚未由对内转向对外时，中苏技术研究所的情报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中苏双方还在技术研究所内研究密写、照相、编制密码和破译等情报工作手段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渐入佳境
1938年底，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又拟定了该所的《1939年度工作计划》，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大展拳脚。
在情报队伍建设方面，技术研究所要求各地情报组织进一步发展和扩充其原有的情报员队伍，增派前往敌占区各地的流动情报员。各地情报组要大力发展对敌反间工作，按照“有孔即入，无微不钻”的原则，深入日军内部发展组织，充实后方与敌占区之间及各地小组间的交通力量，加强内部组织管理运作的领导工作。
在发展原有组织的同时，技术研究所还准备在各地增设新的情报网站，主要设站地点包括广州、徐州、郑州、西安、太原、沈阳、哈尔滨、宜昌、长沙、南昌、日本、朝鲜、台湾、马公岛等地。
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各地情报组织，技术研究所将所有的情报组划分为四个区，在各区普遍设立群众性情报网，其工作区域划分及分工是：第一区负责四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东莞；第二区负责三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上海；第三区负责五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汉口；第四区负责一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郑州；第五区负责二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太原；第六区负责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组长在济南；第七区负责河北及察哈尔省地区，组长在北平；第八区负责九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九江。
在情报网络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苏技术研究所还准备进一步扩充其工作范围与工作领域，主要是将情报搜集工作向细致化方向发展，要求其内容更加充实、完整，以便能更直接的为抗日军政服务。除对日工作外，他们也更加重视对日本在沦陷区各地扶植的伪政权及其主要汉奸人物的侦探与策反工作，并开始运用反间谍手段。
按照工作计划，1939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各地已有的以及新设的站点，将重点搜集以下十几类情报，主要包括：敌军部队的调动转移，其各部队的组成、作战任务与目的；敌军屯兵部署与数目、各部队主官姓名、武器装备之数目种类，敌兵情绪之变化；外来敌军开入战区内各部队的运输方法、日期、地点、成分、组成与数量；各交通要点敌军部署情况、军需武器存量，尤其对敌方各要害地点以及守备兵力较少地点者更要注明；各地兵工厂、化工厂生产品种数量及工厂员工数、厂区警卫情况，产品运往何处等情报，以供我方采取破坏行动之用；敌方军械库、粮库等设施地点情况，以及有何可采取行动之机会条件；各地敌军兵器种类、驻地、数目、警卫等情况；各地敌空军驻地飞机场之数目、地点及其警卫情况；有关日军化学兵部队的情况；各地伪组织成分主要及知名参加人员的住址情况，以及可以利用的与日本人关系、与日伪特工组织关系等等；尚未加入伪政权的已投敌汉奸人员状况；敌伪特工状况，其组织、人员、驻地、长官及相互联络方法等；注重反间问题的利用，探听敌对我方的政治军事阴谋；刺探日军对南昌、长沙的再攻计划及对我部署在沦陷区内的游击队的肃清计划，一边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计划；设法混入敌方间谍与反间谍组织，开展工作；争取策反伪政权官员。
在特种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面，中苏技术研究所准备继续扩充其通信联络网络，完成15个分电台的建设，总台增加两部发报机，增加通信联络工作人员，改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指导，并加强检查各地区的通信联络工作。
除继续发展通讯网络外，中苏技术研究所还要研究改进密写方法和药水书写方法，研究革新与提高行动人员对固定文件的照相技术，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熟悉仿制技术，尤其是有些钥匙、护照、图章、敌伪通行证的制作等，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进行密码技术的研究创新工作，用以翻译敌方密码和创制自用新密码。
最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在《1939年度工作计划》的“结论”中写道：“本所自成立以来，因战事变化关系，一再迁移，对外交通费时，工作一时未能按预计开展，各外勤单位虽无良好的成绩，但经(民国)二十七年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今后当不断推进。”
成果显著
从1939到1941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开始产生了巨大的情报效益，尤其是从侧面证明了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证据。
1941年7月11日，当时兼管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说：“奉谕全力侦收东京与罗马通讯等因，自遵办。唯日意双方双线电声音微弱，侦收至为困难，又兼每日空袭时间停止工作，遗漏甚多，除加紧努力，并在技术方面改进外，谨将本月1日至10日侦收情况呈上。
一、1日至10日共侦获68份。
二、其中已攻破者计8份，以后如有重要情报当由职亲自送呈也。
仅呈委员长钧鉴。职毛庆祥呈。7.11附呈情报8份，统计表13张。”
8月1日，毛庆祥又向蒋介石呈报截获日本方面的两份重要情报：
一为7月13日北平日本占领军当局发出致南京、烟台、济南、青岛及东京各地驻军电，通报“帝国与苏联之关系，极为机微。随军势之发展如何，有殆 致重大场面之虞，(当地方面军亦作同样之观测)，华北及蒙疆方面各部应注意对侨民之保护，以期万全之策……”
二为东京日本外务省向驻美国、加拿大及南美各国重要都市使领馆发出战争准备的命令：“鉴于目下国际形势之紧迫，贵馆保管之文书，应照下列办法处理。1、普通文件应于平时最短时间内处理之，其他文件应特别将其搜集保管。2、为平时之整理兼顾非常之应变起见，应参酌日常之工作任务情形办理。文件中如有贵重者，即寄回本省，其他转手不需用者，逐渐焚毁之。3、焚毁之际，应由负责保管文书者监督执行，注意其绝对不得泄漏机密。(焚毁文件之目录，寄还本省)。4、如因避难而实行移动文件时，应始终严密监视，不得稍疏虞。”
很明显，这两封被破译的日方电文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第二封电文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这证明技术研究室的破译工作是极有成效的。
结局
尽管1939年后中苏技术研究所取得了显著的情报效益，但是，随着日本的南进趋势愈加明显，尤其是1939年2月间日军占领中国海南岛，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打响，英、美各国已知战争在所难免，在日本明确无误的南进攻势面前，不得不转变立场，真正开始疏远日本，积极加强战备，同时出于与苏联同样的目的，伸手援华，与中国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合作。因此，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随着中美、中英关系的逐步加强，受中国外交大局的左右和苏联国内加强西防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需要而产生了变化，其政治重要性、战略地位都开始下降。
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为共同对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结成同盟，世界两大阵营完全形成。美英被迫对日宣战，与中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情报合作，而苏联则全力以赴的对付德国，随着日本北上犯苏威胁的减缓，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使命也就趋于结束。
1942年1月28日，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调查统计局人员陈祖舜等79人已经脱离技术研究所，奉调回局工作，少将副主任魏大铭、第四组少将组长方砚丰等所内现任干部亦申请免职。蒋介石批复同意，但指示所有机械设备暂时继续留在研究所。
从此以后，这个记载了一段中苏情报合作历史的“技术研究所”便被历史的尘埃所慢慢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