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只见一份传单上印着英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干吨炸弹，尔再戒之。”当天，在九州岛的福岗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类似传单。本土防卫“固若金汤”的日本，怎么会有中国的传单“蛊惑人心”?日本法西斯当局如临大敌，慌忙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挨家挨户收缴传单。原来，这些传单是中国飞行员的杰作。
就在5月19日夜晚，中国飞行员驾驶装有数百万张传单的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严重警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外国飞机轰炸袭击。可以说，在二战中，首开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先河的是中国空军。
轰炸计划一波三折
中国空军对日本的轰炸计划，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在酝酿。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明确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城市”。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失利，中国空军的战机损失了大半。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两种远程轰炸机损耗殆尽。因而，空袭日本的战略构想成了“一枕黄粱”。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往南昌进行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已获悉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负任何轰炸任务。
正当人们为轰炸机之事一筹莫展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4架马丁-139WC轰炸机、7架伏尔梯V-11轻型轰炸机和数架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型轰炸机。以此为基础，中国空军迅速组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另外，撤销了隶属于空军司令部的第30中队，并将其残存的马丁轰炸机划归14中队。第30中队是中国空军刚刚购入美国马丁轰炸机后专门组建起来的，其成员均为中央航校前三期毕业生。由于对日空战中的损耗，该中队至1937年10月只剩下5架轰炸机。外籍飞行员的参战及马丁-139WC轰炸机的到来，使中国空军又看到了希望，轰炸日本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
1938年初，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鉴于这种情形，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显示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空军决定组织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空军上尉主动请缨
当时，日本空战实力相当强大，其本土防卫水平更是不容小觑。况且，中国空军又缺乏远程通信、导航设施和长途飞行经验。因而，对日本本土的远征之旅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国民党政府一时举棋不定。起初，蒋介石考虑派外籍驾驶员李尔德担此重任。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决定由中国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中国空军上尉徐焕升主动请缨，申请由他负责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徐焕升是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是中国空军资深飞行员。航委会经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申请。徐焕升接受任务后，首先通过疏散隐蔽躲避过了日军的空袭。随后，他正式宣布接管第14中队，并通知在汉口待命、预先选拔好的飞行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确保轰炸任务的顺利遂行，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调来以佟彦博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组建了特别轰炸中队。
徐焕升率领众飞行员，对现有的各型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筛选，最后选定了马丁-139WC型轰炸机。接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开始了。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进行集中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战机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空军追击。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他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这样既可显示中国拥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宣扬我国抗战斗志，警告日本当局；又能显示我泱泱大国的慈悲胸怀，与日本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为了缩短航程，建议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
5月初，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长机”由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3；“僚机”由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4。随后，这两个机组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待命出击。5月18日，在武昌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机组成员，以示鼓励。
东征勇士凯旋而归
5月19日15时，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丽水机场。精选出来的场务人员飞快地为“马丁”加油，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借着黄昏的余晖，在机场上展开大地图，画着航线。他们决定由宁波出海之后，沿着舟山群岛南端，避开日军的防空警报系统，横渡东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为目的地。19日晚，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致敬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 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
5月19日23时30分，经航空委员会批准，两架马丁机从宁波起飞，向东飞行。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远离大陆后，就只能凭借仪表进行盲飞。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日舰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以为空军来偷袭，机械地做出了反应。两架“马丁”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20日零点35分，基地收到了他们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非常顺利。
5月20日凌晨2时40分，机队发现了海岸线，经与航行图对照，确定为日本九州岛。领航员透过云缝，看到了沿九州海岸的万家灯火。真是天赐良机!看来日本人毫无戒备。很快，机队越过海岸线，向日本九州本岛插入，并开始降低高度，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将各自尾舱的传单搬出。飞临长崎上空时，飞机高度降到了3500米。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发现大片灯光就在脚下，欣喜万分，不禁高喊起来：“到啦!看见灯光啦!”“准备投弹!”徐焕升果断下达了命令。转眼间，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投出，纷纷扬扬地飘下。尔后，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双机在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城市途中，均未遭到地面高射炮和飞机的拦截，只有在飞临福岗上空时，全城一片漆黑，显然日军已经发现有敌机突入其领空，实行了灯火管制。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发现有目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也驾驶1403号机顺利地在南昌机场着陆。随后，两机分别在上述两机场加油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会合，随即安全降落于汉口王家墩机场，“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终于圆满完成。
徐焕升等人凯旋归来的喜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敢于穿云渡海对日轰炸的东征勇士。
纸片炸弹响彻寰宇
中国空军此次对日轰炸，由于使用的是传单，所以史称“人道远征”或“纸片轰炸”，尽管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物质损失，但是完全收到了预期效果。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展示了中国空军实力，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心士气，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
5月22日，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蒋介石手订的《反攻复国战争阵中十诫》第四条：“冒险犯难，见危授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中，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引举为范例。同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次远征进行报道。
同时，这次空袭也震惊了世界，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世界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此外，这次空袭使中国飞行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指挥官徐焕升，获得了外国同行的“世界一流飞行员”的美誉。6年后，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尔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后来，徐焕升也因此战而在国民党空军中青云直上，20世纪50年代出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
就在5月19日夜晚，中国飞行员驾驶装有数百万张传单的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严重警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外国飞机轰炸袭击。可以说，在二战中，首开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先河的是中国空军。
轰炸计划一波三折
中国空军对日本的轰炸计划，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在酝酿。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明确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城市”。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失利，中国空军的战机损失了大半。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两种远程轰炸机损耗殆尽。因而，空袭日本的战略构想成了“一枕黄粱”。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往南昌进行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已获悉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负任何轰炸任务。
正当人们为轰炸机之事一筹莫展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4架马丁-139WC轰炸机、7架伏尔梯V-11轻型轰炸机和数架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型轰炸机。以此为基础，中国空军迅速组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另外，撤销了隶属于空军司令部的第30中队，并将其残存的马丁轰炸机划归14中队。第30中队是中国空军刚刚购入美国马丁轰炸机后专门组建起来的，其成员均为中央航校前三期毕业生。由于对日空战中的损耗，该中队至1937年10月只剩下5架轰炸机。外籍飞行员的参战及马丁-139WC轰炸机的到来，使中国空军又看到了希望，轰炸日本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
1938年初，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鉴于这种情形，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显示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空军决定组织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空军上尉主动请缨
当时，日本空战实力相当强大，其本土防卫水平更是不容小觑。况且，中国空军又缺乏远程通信、导航设施和长途飞行经验。因而，对日本本土的远征之旅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国民党政府一时举棋不定。起初，蒋介石考虑派外籍驾驶员李尔德担此重任。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决定由中国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中国空军上尉徐焕升主动请缨，申请由他负责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徐焕升是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是中国空军资深飞行员。航委会经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申请。徐焕升接受任务后，首先通过疏散隐蔽躲避过了日军的空袭。随后，他正式宣布接管第14中队，并通知在汉口待命、预先选拔好的飞行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确保轰炸任务的顺利遂行，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调来以佟彦博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组建了特别轰炸中队。
徐焕升率领众飞行员，对现有的各型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筛选，最后选定了马丁-139WC型轰炸机。接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开始了。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进行集中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战机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空军追击。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他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这样既可显示中国拥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宣扬我国抗战斗志，警告日本当局；又能显示我泱泱大国的慈悲胸怀，与日本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为了缩短航程，建议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
5月初，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长机”由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3；“僚机”由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4。随后，这两个机组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待命出击。5月18日，在武昌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机组成员，以示鼓励。
东征勇士凯旋而归
5月19日15时，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丽水机场。精选出来的场务人员飞快地为“马丁”加油，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借着黄昏的余晖，在机场上展开大地图，画着航线。他们决定由宁波出海之后，沿着舟山群岛南端，避开日军的防空警报系统，横渡东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为目的地。19日晚，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致敬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 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
5月19日23时30分，经航空委员会批准，两架马丁机从宁波起飞，向东飞行。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远离大陆后，就只能凭借仪表进行盲飞。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日舰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以为空军来偷袭，机械地做出了反应。两架“马丁”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20日零点35分，基地收到了他们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非常顺利。
5月20日凌晨2时40分，机队发现了海岸线，经与航行图对照，确定为日本九州岛。领航员透过云缝，看到了沿九州海岸的万家灯火。真是天赐良机!看来日本人毫无戒备。很快，机队越过海岸线，向日本九州本岛插入，并开始降低高度，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将各自尾舱的传单搬出。飞临长崎上空时，飞机高度降到了3500米。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发现大片灯光就在脚下，欣喜万分，不禁高喊起来：“到啦!看见灯光啦!”“准备投弹!”徐焕升果断下达了命令。转眼间，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投出，纷纷扬扬地飘下。尔后，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双机在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城市途中，均未遭到地面高射炮和飞机的拦截，只有在飞临福岗上空时，全城一片漆黑，显然日军已经发现有敌机突入其领空，实行了灯火管制。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发现有目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也驾驶1403号机顺利地在南昌机场着陆。随后，两机分别在上述两机场加油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会合，随即安全降落于汉口王家墩机场，“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终于圆满完成。
徐焕升等人凯旋归来的喜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敢于穿云渡海对日轰炸的东征勇士。
纸片炸弹响彻寰宇
中国空军此次对日轰炸，由于使用的是传单，所以史称“人道远征”或“纸片轰炸”，尽管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物质损失，但是完全收到了预期效果。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展示了中国空军实力，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心士气，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
5月22日，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蒋介石手订的《反攻复国战争阵中十诫》第四条：“冒险犯难，见危授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中，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引举为范例。同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次远征进行报道。
同时，这次空袭也震惊了世界，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世界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此外，这次空袭使中国飞行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指挥官徐焕升，获得了外国同行的“世界一流飞行员”的美誉。6年后，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尔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后来，徐焕升也因此战而在国民党空军中青云直上，20世纪50年代出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