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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企业快速进步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他们总想做点什么，以减缓中国企业前进的步伐。
以往，跨国公司认为，中国企业只是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在低附加值领域拥有竞争优势。这些领域，他们并不在乎，甚至不屑进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并不对他们的领先地位构成威胁。
现在，跨国公司突然发现，中国企业开始在尖端领域蚕食他们的领地，并在某些顶级技术领域脱颖而出，典型的就是华为、中兴。华为等只是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第一方阵，后面还有大量的追随者。
中国企业过去一直把“狼来了”挂在嘴上，但现在轮到跨国公司喊“狼来了”，而且“狼”真的来了。
面对中国企业在尖端领域的突飞猛进，跨国公司有点猝不及防。更让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制造能力、世界第二的市场容量，如果再加上顶级的技术，那么，他们确实面临巨大的威胁。
跨国公司曾经以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商业间谍的杰作，因此，在欧洲和美国主流媒体上“谍影”屡现。但面对中国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谍影”很难有说服力。
但是，2003年开始的美国思科公司诉讼华为专利侵权案，让跨国公司再次发现中国企业的弱点——缺乏专利厚度。
多氟多、洛阳北玻专利官司，只不过为这些专利官司增添了更多的案例而已，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案例。
思想上很重视，行动中不关注；理论上很重要，现实中不作为，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对待专利的态度。
打赢了专利官司，输掉了市场，这是很多企业的感受。
申请专利，意味着需要公开某些技术秘密，但专利所形成的保护屏障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却形同虚设。所以，有些企业甚至认为申请专利是件不划算的事。
专利保护是法律保护，但如果专利侵权对象是一群“游击队”，那么，打专利官司就像与一群“影子公司”打交道，专利就缺乏保护功能。
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降低了中国企业的门槛和成本，很多企业能够以低资本和低成本创业和发展，但不少企业就此以为这将是一场永远免费的盛宴。
这就是中国企业面对的专利环境，这样的环境麻痹了中国企业的专利意识，以至于很难对突如其来的国际专利官司做出快速反应。
如果中国企业整体上仍然不够强大，那么，或许那些“游击队”仍然能够享受专利侵权的免费午餐。但中国企业进步太神速了，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打专利官司的“对等的对手”。跨国公司专利官司首先对准的就是中国企业之中的“出头鸟”，比如华为。
做得越好的中国企业，越有可能被跨国公司锁定为专利诉讼的对象；与跨国公司合作越密切的企业，越有可能引起对手的关注。
中国企业以为通过合作，会让对手放自己一马。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习惯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跨国公司，可不会因为合作而手下留情。
中国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专利对于中小企业的意义与跨国公司截然不同。
如同一个产品有无数的零部件一样，现在的每个产品都是无数的专利成分，每个企业都拥有不同的专利，所以，离开对手专利的企业已经很难生存。这就是世界主流的专利环境。
专利不是保护的手段，而是交换的筹码，因为不使用竞争对手的专利很难，而全部购买又不堪重负。所以跨国公司之间往往以专利“打包”，形成“专利包”互换，你免费使用我的专利，我也免费使用你的专利，从而降低使用成本。
“专利包”互换的前提是企业拥有足够的专利厚度，没有专利厚度的企业只能购买专利。而专利作为保护性质的产物，其定价原则就是“价格高得让你尽可能不买”。
现在，一些丧失竞争力的西方企业发现，虽然他们的产品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但所拥有的专利足够阻挡对手（特别是中国企业），有的企业甚至已经逐步演变成专业的专利企业，其业务就是以专利阻挡对手从而成就自己。
无疑，多数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具备“专利包”互换的能力，但部分中国企业（如华为）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华为与思科的诉讼，能够以思科撤诉为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为思科也离不开华为的专利。
中国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拿来与跨国公司的“专利包”互换？
那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市场。无论中国的高铁有多少非议，但那种拿市场换技术的运筹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使用专利才有价值，市场越广阔，专利的价值越大，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优势。
当思科意识到，专利官司并未阻挡华为前进的步伐时，他们是失望的。
当华为副总裁感谢思科在专利官司中为华为所做的免费宣传，并宣称“华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好卖时”，我不知道思科是否有绝望有感觉。
专利官司并不全是坏事，中国企业会因此更重视专利，这只是简单的结论。我们拥有什么筹码，能够与跨国公司几十年积累的“专利包”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密码。
做得越好的中国企业，越有可能被跨国公司锁定为专利诉讼的对象；与跨国公司合作越密切的企业，越有可能引起对手的关注。中国企业以为通过合作，会让对手放自己一马。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习惯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跨国公司，可不会因为合作而手下留情。
以往，跨国公司认为，中国企业只是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在低附加值领域拥有竞争优势。这些领域，他们并不在乎，甚至不屑进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并不对他们的领先地位构成威胁。
现在，跨国公司突然发现，中国企业开始在尖端领域蚕食他们的领地，并在某些顶级技术领域脱颖而出，典型的就是华为、中兴。华为等只是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第一方阵，后面还有大量的追随者。
中国企业过去一直把“狼来了”挂在嘴上，但现在轮到跨国公司喊“狼来了”，而且“狼”真的来了。
面对中国企业在尖端领域的突飞猛进，跨国公司有点猝不及防。更让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制造能力、世界第二的市场容量，如果再加上顶级的技术，那么，他们确实面临巨大的威胁。
跨国公司曾经以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商业间谍的杰作，因此，在欧洲和美国主流媒体上“谍影”屡现。但面对中国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谍影”很难有说服力。
但是，2003年开始的美国思科公司诉讼华为专利侵权案，让跨国公司再次发现中国企业的弱点——缺乏专利厚度。
多氟多、洛阳北玻专利官司，只不过为这些专利官司增添了更多的案例而已，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案例。
思想上很重视，行动中不关注；理论上很重要，现实中不作为，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对待专利的态度。
打赢了专利官司，输掉了市场，这是很多企业的感受。
申请专利，意味着需要公开某些技术秘密，但专利所形成的保护屏障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却形同虚设。所以，有些企业甚至认为申请专利是件不划算的事。
专利保护是法律保护，但如果专利侵权对象是一群“游击队”，那么，打专利官司就像与一群“影子公司”打交道，专利就缺乏保护功能。
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降低了中国企业的门槛和成本，很多企业能够以低资本和低成本创业和发展，但不少企业就此以为这将是一场永远免费的盛宴。
这就是中国企业面对的专利环境，这样的环境麻痹了中国企业的专利意识，以至于很难对突如其来的国际专利官司做出快速反应。
如果中国企业整体上仍然不够强大，那么，或许那些“游击队”仍然能够享受专利侵权的免费午餐。但中国企业进步太神速了，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打专利官司的“对等的对手”。跨国公司专利官司首先对准的就是中国企业之中的“出头鸟”，比如华为。
做得越好的中国企业，越有可能被跨国公司锁定为专利诉讼的对象；与跨国公司合作越密切的企业，越有可能引起对手的关注。
中国企业以为通过合作，会让对手放自己一马。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习惯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跨国公司，可不会因为合作而手下留情。
中国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专利对于中小企业的意义与跨国公司截然不同。
如同一个产品有无数的零部件一样，现在的每个产品都是无数的专利成分，每个企业都拥有不同的专利，所以，离开对手专利的企业已经很难生存。这就是世界主流的专利环境。
专利不是保护的手段，而是交换的筹码，因为不使用竞争对手的专利很难，而全部购买又不堪重负。所以跨国公司之间往往以专利“打包”，形成“专利包”互换，你免费使用我的专利，我也免费使用你的专利，从而降低使用成本。
“专利包”互换的前提是企业拥有足够的专利厚度，没有专利厚度的企业只能购买专利。而专利作为保护性质的产物，其定价原则就是“价格高得让你尽可能不买”。
现在，一些丧失竞争力的西方企业发现，虽然他们的产品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但所拥有的专利足够阻挡对手（特别是中国企业），有的企业甚至已经逐步演变成专业的专利企业，其业务就是以专利阻挡对手从而成就自己。
无疑，多数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具备“专利包”互换的能力，但部分中国企业（如华为）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华为与思科的诉讼，能够以思科撤诉为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为思科也离不开华为的专利。
中国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拿来与跨国公司的“专利包”互换？
那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市场。无论中国的高铁有多少非议，但那种拿市场换技术的运筹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使用专利才有价值，市场越广阔，专利的价值越大，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优势。
当思科意识到，专利官司并未阻挡华为前进的步伐时，他们是失望的。
当华为副总裁感谢思科在专利官司中为华为所做的免费宣传，并宣称“华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好卖时”，我不知道思科是否有绝望有感觉。
专利官司并不全是坏事，中国企业会因此更重视专利，这只是简单的结论。我们拥有什么筹码，能够与跨国公司几十年积累的“专利包”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密码。
做得越好的中国企业，越有可能被跨国公司锁定为专利诉讼的对象；与跨国公司合作越密切的企业，越有可能引起对手的关注。中国企业以为通过合作，会让对手放自己一马。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习惯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跨国公司，可不会因为合作而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