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第一次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在当年的语文课本里，在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中，这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精神的正面故事。但杨福东真正与这则中国古代神话产生共鸣，是在徐悲鸿纪念馆。国画大师早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同名水墨画具有宗教式的宏伟，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杨福东除了对愚公这个人物注入了本能的信念，也将移山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初心”。
　　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内，杨福东以徐悲鸿的画作为灵感来源，用中国水墨画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他自己“愚公移山”的故事。这场同名展览由46分钟长度的正片、花絮、大量分镜手稿及一张大尺幅油画作品组成。在正片结尾处，杨福东让7位青年知识分子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和徐悲鸿画中类似的服装，与愚公、母亲和两个孩子，在采石场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动作仿效徐悲鸿画作中的人物，背景中也还原了画作里的大象和黄牛。
　　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究竟有何意义？甚至有人质疑今天我们为何还要移山，直接移居不就成了？“‘愚公移山’是一种对待坚持的态度和认知，”杨福东徐徐道来，“但小时候我们只学会了‘坚持’的道理，却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思考；就好像我们年幼时总有大把的理想，长大后反而不敢去想了。殊不知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和理想息息相关的。相信坚持，能让我对生活持有积极的态度。”
　　“愚公”的精神早在不觉中成为杨福东自身的一部分。油画系毕业的他在绘画当道的年代，只要攒到一点儿钱，就全部投入影像创作中，只要一开工，就不按暂停键。“很多事情对时间而言就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人思考的东西往往不会有巨大的变化。《愚公移山》就是一种不变的精神。我想做的是要赋予它一种现代性的思考。”
　　这些年来，杨福东创作的主题多数围绕着新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凭借优美而感性的图像，记录了快速變化的社会中的人的感受。与此同时，他也在主流电视剧中找到令他着迷的画面。他坦言，看《琅琊榜》《伪装者》《甄嬛传》这些长篇电视剧是他拍完作品回家后的放松方式。就在不久前，电视剧《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轮番陪着他度过了剪辑《愚公移山》的深夜到天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一心想要尝试影像的他，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第一次看《康熙王朝》时的百感交集。对他来说，这些何尝不也是一种艺术？
　　《愚公移山》里寥寥几句台词在杨福东看来是习惯拍“哑巴电影”的自己的一大突破，他在拍摄前和剧组讨论了十几遍。“不要小看这一步，这是一种勇气，就和踢足球一样，保平争胜是容易的。要放开，并不容易。”有了这一次的放开，他又在筹划着到明年年底拿出一部可能有更多台词的长片。“把现阶段的所思所想呈现出来，而不只是制作优美的画面，是我接下来尤其要坚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