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写给《女报》的信，信封背面一个大大的“死”字，信中说，家里为送她上大学债台高筑，她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去饭店应聘服务员老板都嫌她是近视眼，不要，她恨自己无能，拖累了全家，要自杀向老弱多病的父母谢罪。来信没留名字和地址，我通过邮戳、信笺以及信中的点滴信息推测，又到处打电话求证，判断写信者是浙江金华兰溪乡下的一个女生。救人要紧，我当即与编辑部主任胡建国奔赴兰溪。
　　因为《女报》记者的及时出现，兰溪女生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金华市人事局也妥善安排了她的工作。
　　四天后的深夜，我完成任务返回深圳（建国另有任务，从金华去杭州了）。那时候，二线关还没有撤，我要出示暂住证才能进入深圳，但那天去兰溪走得急，我没来得及回宿舍取暂住证。好在，驻守南头检查站的武警战士好说话，我出示记者证，说明情况，他就让我过关了。我没有注意到，我出示的记者证，让跟在我身后的一个女孩眼睛一亮。
　　过了关，我召了一辆出租车，要回松坪山宿舍。我拉开出租车右前门，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拉开了右后门。我笑一笑，让女孩先走。她却要和我一起走。我以为她要和我拼车，就表示可以先送她，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莲塘的山里面，她怕黑，不敢这么晚回去，而且，她把房间钥匙弄丢了，也进不去。
　　女孩的意思是，要到我的宿舍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再回去。
　　我有点印象，女孩是从广州和我乘同一輛大巴来到深圳的，刚才过关时，她就跟在我后面，但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甚至都没有对视过一眼。她从小一定受过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也一定被再三警告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她为什么敢深夜跟一个陌生男人回家借宿？
　　我说：“你不怕我是坏人吗？”
　　她说：“你是《女报》的记者，我相信《女报》。”
　　就冲她这一句话，我把女孩带回了宿舍，让她睡在我的房间我的床上，我睡在客厅沙发上。
　　稍稍有点尴尬的是，当时我与杜梅合住集体宿舍，那天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凌晨两点，一定惊醒了她，她也一定知道我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第二天早上，女孩早早就走了，杜梅起来时，没看到女孩，只看到我睡在沙发上，她坏坏地一笑。我相信，她一定是笑我装模作样。这种事儿，解释不清楚，我就一直没解释，好在，杜梅并没有因此对我有看法，一直把我当兄弟。
　　二十年过去，那个女孩的模样我已彻底忘记，但我一直记得她说的话：“我相信《女报》。”亲爱的读者，感谢您相信《女报》，感谢您订阅《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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