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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新年到来时，很正式地提出“上杭诗群”这一概念，可谓正当其时，实乃水到渠成的一个命名。
回想起来，这30年，或者说远一些，这50年，在闽西文坛，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文学命名的完成并不多见，影响广泛又深远持续至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前后26年，已办了16届，仅在活动与讲述中涉及“红土地·蓝海洋”文学现象，从未正式提出相关概念，更未给予命名。记忆中，真正的文学命名似乎只有我于1999年提出的“连城文学现象”和于2011年提出的“上杭文学现象”。而文学群体的正式命名似乎只有20世纪70年代在闽西三县（上杭武平永定）自然形成的、于八九十年代我提出的“厦门知青作家群”，这个概念至今还在沿用。2015年，省里提出闽派诗歌这个概念，《福建文学》举办“福建诗群巡展”，各市（含区）的诗人以群体名义，其诗作在“巡展”亮相，该刊第12期推出“闽西诗群作品选”，“闽西诗群”这一概念似首次见诸报刊，但命名不符合现状，仅为该刊运作“福建诗群巡展”的整体性服务，闽西诗人尚未集结，“闽西诗群”自然有名无实。不过，作为闽西文坛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值得一记，将来它应被写入闽西文学史特别是闽西诗歌史。也就在《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里，极具意味的是被推出的闽西诗人25位，而上杭诗人竟有16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读了这一期的《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我立即想到“上杭诗群”这一概念。凭感觉，我以为上杭诗人的诗歌写作迎来最好的时期。这并非我个人的臆想，而是在对闽西与上杭的文学以及诗歌的历史与现状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
事实也是如此。
这几年，上杭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与繁荣，如此好局面非一夜爆热。我以为其经由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的播种期，80年代的萌发期，90年代的成长期，新世纪的收获期。
整个70年代，闽西诗歌写作是闽省最活跃的，而上杭是闽西最活跃的。厦门知青作家群的多数诗人都在上杭插队，杭川城乡诗风大盛。这个时期，厦门知青的诗歌写作可分为两个层面来叙述：其一是所谓社会性，其二是所谓民间性。那时，发表诗歌的文艺园地，省里有《福建文艺》（即《福建文学》，先双月刊，后改月刊）和《福建日报》文艺副刊《武夷山下》，龙岩地区有《龙岩文艺》以及后来改刊的《闽西文艺》（后又改《闽西文丛》），上杭县有《上杭文艺》，厦门市有《厦门文艺》（即今《厦门文学》），地市一级的刊物皆为内刊。这一时期，这些公开或内部的报刊发表了10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的近百首诗作，陈志铭则是那时候的福建明星诗人。197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闽省“文革”时期少有的知青题材诗集《闽山朝霞红》，收入全省诗人诗作40首，陈志铭10首，占了全诗集作品的四分之一，一时间在全省产生很大反响。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也有突出表现，仅以《福建文艺》为例：朱家麟是闽西第一个在该刊发表诗作的，而后，他在该刊又多次发表诗作；刘瑞光在该刊一炮打响，其组诗《山乡纪事》为当时的上乘之作，“咕辘辘，白云飞进锅里来”，成为当时的名句，流传至今；林祁是最早在该刊发表诗作的年轻女诗人之一；而我是在该刊发表诗作数量最多的作者，仅1979年，我就在该刊的1月号、3月号、8月号、12月号连续发表诗作。《上杭文艺》也办得很红火，除了陈志铭、朱家麟、刘瑞光、林祁、谢春池之外，谢益美、王伟伟等知青诗人也在该刊发表诗作。《厦门文艺》是那个时候办得最好的地市级文艺内刊，林培堂、舒婷则在该刊发表一批诗歌。这一批诗歌及其发表是那个时期的主流，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性。不可讳言的是这些作品缺乏文学性，充满政治性，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极“左”的产物。就个人而言，我的那些诗作绝大多数是垃圾，其唯一用处就是可供批判“文革”之用。虽然这样，在那个“革文化之命”的浩劫年代，知青诗人的这些诗歌，由于还略带微含极少量的诗歌元素，更由于它的分行押韵之形式的某些美感，因而其假大空的内容与题旨被读者剥离之后，留下文体的意象，让人们有若干的回味。
知青诗人并不只写出大量可以发表的非常“革命”的诗歌，他们更写出大量不能发表的“非革命”的诗歌，就是所谓的“地下文学”的“地下诗歌”，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仅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写过多首没有一个政治词汇的爱情诗，而陈志铭等厦门知青诗人更写出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舒婷最与众不同，她插队上杭时，就显露出色的诗歌才华与人性力量，其70年代初期的多首诗歌，在厦门知青群体以及社会上暗地里流传，体现了永不过时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性。其真善美带来希望与力量，振奋激励并滋润了无数人。
如果说，突出社会性的会过时的那些公开发表的诗歌，在杭川这片缺乏新诗歌的土壤之上，密集地播撒诗歌文体不饱满的种子，那么，那些广泛流传为千万读者喜欢的民间诗歌，则在杭川这片富有诗意的山水间，深入地播撒诗歌艺术的良种。
从70年代的播种期迈入80年代萌发期，相对而言，上杭诗坛较为平静，其原因是厦门知青诗人的整体离开和上杭本土文学青年的外出求学或工作。此时，留守本土的上杭诗人不多，虽然，他们没有在80年代席卷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大潮里一显身手，却也不是乏善可陈的。1985年，上杭历史上的第一个新诗歌团体成立，它被命名为：汀江诗社。这是上杭本土新诗歌的觉醒。诗社的核心成员为陈靖、林华春、黄祥逢等，至1989年，林浩珍、温文茂、刘少雄等青年诗人也成为该诗社成员，上杭新诗人第一次集结起来。上杭本土诗歌，终于萌发几株茁壮的新苗，带着希望，引起闽西文坛的注目，其较为纯粹的诗性，最值得首肯。
90年代的成长期，上杭诗人队伍人才倍增，他们中有郑汝霖、林华春、黄祥逢、温文茂、林浩珍、刘少雄、李水才、陈振清，更年轻的一批诗人崭露头角，他们中有卢亮森、张强福、伍明春、赖彧煌、熊永富、刘复培、李迎春等。“可以说1990至1995年是上杭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期”（李迎春语）。其标志是：1990年，林华春诗歌评论《第三代：晕眩，低谷及危机》在《厦门文学》发表；1991年，刘少雄诗作《才溪女》在福建省“向建党70周年献礼”征文中获诗歌类唯一的一等奖。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有所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原因，如几位骨干诗人和作家离开本土前往省城与异乡谋生，加上平时不乏聚会交流的上杭诗人缺乏群体意识，未抓住大好时机再度集结，使得90年代后几年，本土诗歌一度沉寂下来，这种状况持续至新千年的头几年（李迎春语）。 萌发不容易，成长更艰难。一度沉寂并非坏事，只要没有消逝，那么，就在积累，就在沉淀，就在等待。上杭诗歌真应了厚积薄发的这个规律，在新千年渐渐地热起来，最大的特点是留守本土与客居异乡的上杭诗人共时性地发力，不约而同地抒发藏于心灵深处的诗情。林华春以当年运作汀江诗社的热情，以县作家协会之全力，和李迎春等再度集结上杭诗人，有力地推动本土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活动。经过15年群体与个体的努力进取，上杭诗歌已成为闽西文坛最亮丽的文学景观。
上杭诗歌进入收获期。
收获一，已形成一支诗人队伍。这支队伍拥有的人数已超过40人，其中有黄连池、莫养圣、林华春、温文茂、黄祥逢、李迎春、张强福、李伯庠、熊永富、刘佩光、罗冬卿、蓝朝金、凌一等生活工作在本土的诗人，还有刘少雄、林浩珍、邱德昌、唐宝洪、李水才、伍明春、赖彧煌、刘复培、邓庆周等客居异乡的诗人。他们中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诗人皆有，堪称阵容壮观。最值得夸奖的是这支诗人队伍很团结，以和为贵，以诗为上，以情为重，十分难得！
收获二，已创作一大批较好的作品。上杭诗人的诗作在《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长江诗报》《福建文学》《福建日报》《厦门文学》《海峡诗刊》等报纸杂志发表，量之大、质之高，都超过上杭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入选各种权威的诗歌选本，其中有《中国诗歌年选》《福建文学60年·诗歌卷》《2010—2011福建优秀诗歌选》《〈厦门文学〉60年作品选》《汶川大地震诗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诗歌卷》《中国诗歌民刊年选》等，这种现象在闽西乃独一无二。
收获三，已出版多部个人诗集（含诗文集）。一个地区文学成果或大或小，作家个人的文学著述之多少，其质量之高下，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上杭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是南河（刘少雄）所著，即：《有座红房子》（作家出版社，1997年），接下来又有多本诗集（含诗文集）问世，按顺序是：《绿叶拾穗》黄祥逢著（华艺出版社，2004年），《生命的高度》李迎春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生命的河流》林华春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江南·隅的一枝》李伯庠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泮境·方圆五公里》李伯庠著（海风出版社，2012年），《断歌行》刘佩光著（湘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近期即将出版的有《风景里的月亮》，熊永富著（海峡文艺出版社）。不可忽略的是李迎春的《生命的高度》，这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数千行的长诗，作为福建省第一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出版，它成为当年福建文学创作的一点亮点。
收获四，不断开辟诗歌园地。一个地区的文学能否繁荣，其人才能否成长，其队伍能否不断壮大，文学园地的存在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对于诗歌，显得更为重要。2004年，本县的文学杂志《紫金》创刊，2008年《杭川文艺》创刊，2013年《上杭文学报》创刊，至今《杭川文艺》《上杭文学报》还在继续出版，这3个园地，都重视本土诗人，每期以不少篇幅发表他们的诗作。特别是《上杭文学报》第4期，以对开8大版推出本土诗人的作品及其评论，对本土诗歌如此推崇，在闽西文坛实属罕见。
上杭诗人还以独特的策划与运作，影响了福建诗坛，也实属罕见：其一，2010年，《杭川文艺》第二、第三期合刊，推出福建诗歌专号，全省一百多位中青年诗人在这期杂志集体亮相，在福建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显示了上杭诗人的胆识与胸襟。其二，2011年，在上杭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福建文学》推出上杭文学专号，这是“上杭文学现象”一次精彩的体现，再度引起福建文坛的瞩目，上杭诗歌自然也再度闪烁自身的光亮。
收获五，不断举办诗歌活动。一个地区的文学能否充满生气，其活动举办得多或少、好或差，至关重要，而著名作家的来访，绝对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这些年，谢冕莅临上杭、游历湖洋，两次探访舒婷插队的太拔院田；舒婷的多次返乡，以及王光明前来讲学，等等。这几位中国诗坛的重量级人物，蜚声海内外的诗评家诗人的到来，对于上杭诗人其影响力前所未有，不可估量，他们的声名和他们的关注乃至鼓励，激发了上杭诗人对诗歌的进一步热爱，对诗境有更高的追求，对创作有更强烈的个人欲望，对群体有更多的认同和荣誉感。从另一方面，也让这些中国诗界名流认识了中国诗歌金字塔底座的力量和未来，并在今后给予更多支持与帮助。而2011年元旦和2013年1月分别在上杭四中和太拔院田举办的上杭诗会，前后聚集了全省诗人作家五十多人与六十多人，浓厚了本土的诗歌氛围，本土诗人与外来诗人密切交流，不仅开阔眼界，也展现本土诗群的风采，给闽西诗坛吹拂开放之风气。
显然，这几年上杭诗坛生机蓬勃，其队伍、其作品、其活动、其园地都处于闽西领先的地位，是上杭历史上新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面对不小的诗歌群体，有人提出上杭诗群的概念”，然而，上杭诗坛的领军者却有所担忧，特别迎春兄，他从类型化写作的危险性角度谈及：“我理解提一个地方的诗群往往是为扩大影响和抱团举行，对于个体来说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用一词来说就是‘和而不同’吧。”迎春兄说起2004年，他和强福兄等友人创办《紫金》文学杂志，提出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试图形成一个有文学认同的写作群。他“现在想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迎春兄这样认为，时为2015年的夏季。
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迎春兄还认为：“诗人的独立性是诗歌得以弘扬的重要特征，如果独立性消失，带来的往往是诗歌的消失。”此话正确。不过，他要对本土诗人的类型化等写作问题提出批评，却不能从独立性入手，还是得“从诗歌群出发，来探讨上杭诗歌如何更好地前行”，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确认“上杭诗群”的出现与存在，将此概念正式提出，给予学术上的命名，并进行理论的探讨，何等必要和重要！
可以这么说，“诗意院田”的正式启动给上杭诗坛带来一股强劲的推动力，上杭诗歌已不仅仅属于几十个诗人的，它还属于某些乡村，甚至属于整个上杭县。我希望从打造“诗意院田”进而打造“诗意上杭”，如果最终打造“诗意闽西”，那才是最美中国梦的一个。
在这一个以诗歌为主体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我以为上杭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如果说2015年提出上杭诗群还不是最好的时机，那么，2016年伊始，重提上杭诗群可谓时机完全成熟。2016年元旦，我在上杭与本土的诗人作家聚会。1月中旬，我又为上杭诗歌回到上杭讲学，我欣喜地发现：上杭诗人自觉或不自觉集结在一起了，上杭诗群已列阵在世人面前。
何谓上杭诗群？
容我简略地论述一番。
我认为上杭诗群如我20世纪90年代前期提出的“闽南作家群”，21世纪前十年提出的闽南诗群、厦门诗群一样，不是一个诗歌流派的概念和命名。因而，上杭诗群不需要共同的诗学原则和美学追求，也不需要所谓的宣言和章程；它是当下生活工作在上杭这片土地上的诗人和客居外地的上杭籍诗人的诗歌共同体；它是连接这两拨诗人和连接本地与外地诗界的桥梁，是这个群体的诗人交流、切磋、探讨、研习、创作乃至发表诗歌的课堂、沙龙、平台和园地，更是他们联谊、取暖、激励、促进、同行、展望的精神家园。
是的，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是个体的劳动，但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地活在这个世界。诗人的诗作可以放逐自己在精神世界里漫游，但诗人的生命却须在群体中聚集碰撞融合，才更有创造力，更有价值。众星璀璨，诗坛才会大放异彩，这是无可置疑的。
上杭诗群如果要揭示其核心精神，我以为是：让每一位上杭诗人诗意地栖居。我相信，能够让诗人们诗意栖居的诗群，本身就是一部非同凡响的诗卷，即使它的诗人们没写出传世之作，它也足以让世人代代诵读并赞美。
当然，我并不在这里结束我的简论，我还盼望：上杭诗群天时地利人和地走下去，倘若有朝一日将它发展并演变为一个诗歌流派，那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件幸事。
我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生命的最后一程能为上杭诗群奉献绵薄之力，在所不辞，且引以为豪。我预言：上杭必将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必将诞生一批优秀的诗作，必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呈现一派诗歌艺术的大好气象。
责任编辑 小 山
回想起来，这30年，或者说远一些，这50年，在闽西文坛，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文学命名的完成并不多见，影响广泛又深远持续至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前后26年，已办了16届，仅在活动与讲述中涉及“红土地·蓝海洋”文学现象，从未正式提出相关概念，更未给予命名。记忆中，真正的文学命名似乎只有我于1999年提出的“连城文学现象”和于2011年提出的“上杭文学现象”。而文学群体的正式命名似乎只有20世纪70年代在闽西三县（上杭武平永定）自然形成的、于八九十年代我提出的“厦门知青作家群”，这个概念至今还在沿用。2015年，省里提出闽派诗歌这个概念，《福建文学》举办“福建诗群巡展”，各市（含区）的诗人以群体名义，其诗作在“巡展”亮相，该刊第12期推出“闽西诗群作品选”，“闽西诗群”这一概念似首次见诸报刊，但命名不符合现状，仅为该刊运作“福建诗群巡展”的整体性服务，闽西诗人尚未集结，“闽西诗群”自然有名无实。不过，作为闽西文坛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值得一记，将来它应被写入闽西文学史特别是闽西诗歌史。也就在《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里，极具意味的是被推出的闽西诗人25位，而上杭诗人竟有16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读了这一期的《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我立即想到“上杭诗群”这一概念。凭感觉，我以为上杭诗人的诗歌写作迎来最好的时期。这并非我个人的臆想，而是在对闽西与上杭的文学以及诗歌的历史与现状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
事实也是如此。
这几年，上杭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与繁荣，如此好局面非一夜爆热。我以为其经由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的播种期，80年代的萌发期，90年代的成长期，新世纪的收获期。
整个70年代，闽西诗歌写作是闽省最活跃的，而上杭是闽西最活跃的。厦门知青作家群的多数诗人都在上杭插队，杭川城乡诗风大盛。这个时期，厦门知青的诗歌写作可分为两个层面来叙述：其一是所谓社会性，其二是所谓民间性。那时，发表诗歌的文艺园地，省里有《福建文艺》（即《福建文学》，先双月刊，后改月刊）和《福建日报》文艺副刊《武夷山下》，龙岩地区有《龙岩文艺》以及后来改刊的《闽西文艺》（后又改《闽西文丛》），上杭县有《上杭文艺》，厦门市有《厦门文艺》（即今《厦门文学》），地市一级的刊物皆为内刊。这一时期，这些公开或内部的报刊发表了10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的近百首诗作，陈志铭则是那时候的福建明星诗人。197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闽省“文革”时期少有的知青题材诗集《闽山朝霞红》，收入全省诗人诗作40首，陈志铭10首，占了全诗集作品的四分之一，一时间在全省产生很大反响。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也有突出表现，仅以《福建文艺》为例：朱家麟是闽西第一个在该刊发表诗作的，而后，他在该刊又多次发表诗作；刘瑞光在该刊一炮打响，其组诗《山乡纪事》为当时的上乘之作，“咕辘辘，白云飞进锅里来”，成为当时的名句，流传至今；林祁是最早在该刊发表诗作的年轻女诗人之一；而我是在该刊发表诗作数量最多的作者，仅1979年，我就在该刊的1月号、3月号、8月号、12月号连续发表诗作。《上杭文艺》也办得很红火，除了陈志铭、朱家麟、刘瑞光、林祁、谢春池之外，谢益美、王伟伟等知青诗人也在该刊发表诗作。《厦门文艺》是那个时候办得最好的地市级文艺内刊，林培堂、舒婷则在该刊发表一批诗歌。这一批诗歌及其发表是那个时期的主流，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性。不可讳言的是这些作品缺乏文学性，充满政治性，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极“左”的产物。就个人而言，我的那些诗作绝大多数是垃圾，其唯一用处就是可供批判“文革”之用。虽然这样，在那个“革文化之命”的浩劫年代，知青诗人的这些诗歌，由于还略带微含极少量的诗歌元素，更由于它的分行押韵之形式的某些美感，因而其假大空的内容与题旨被读者剥离之后，留下文体的意象，让人们有若干的回味。
知青诗人并不只写出大量可以发表的非常“革命”的诗歌，他们更写出大量不能发表的“非革命”的诗歌，就是所谓的“地下文学”的“地下诗歌”，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仅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写过多首没有一个政治词汇的爱情诗，而陈志铭等厦门知青诗人更写出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舒婷最与众不同，她插队上杭时，就显露出色的诗歌才华与人性力量，其70年代初期的多首诗歌，在厦门知青群体以及社会上暗地里流传，体现了永不过时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性。其真善美带来希望与力量，振奋激励并滋润了无数人。
如果说，突出社会性的会过时的那些公开发表的诗歌，在杭川这片缺乏新诗歌的土壤之上，密集地播撒诗歌文体不饱满的种子，那么，那些广泛流传为千万读者喜欢的民间诗歌，则在杭川这片富有诗意的山水间，深入地播撒诗歌艺术的良种。
从70年代的播种期迈入80年代萌发期，相对而言，上杭诗坛较为平静，其原因是厦门知青诗人的整体离开和上杭本土文学青年的外出求学或工作。此时，留守本土的上杭诗人不多，虽然，他们没有在80年代席卷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大潮里一显身手，却也不是乏善可陈的。1985年，上杭历史上的第一个新诗歌团体成立，它被命名为：汀江诗社。这是上杭本土新诗歌的觉醒。诗社的核心成员为陈靖、林华春、黄祥逢等，至1989年，林浩珍、温文茂、刘少雄等青年诗人也成为该诗社成员，上杭新诗人第一次集结起来。上杭本土诗歌，终于萌发几株茁壮的新苗，带着希望，引起闽西文坛的注目，其较为纯粹的诗性，最值得首肯。
90年代的成长期，上杭诗人队伍人才倍增，他们中有郑汝霖、林华春、黄祥逢、温文茂、林浩珍、刘少雄、李水才、陈振清，更年轻的一批诗人崭露头角，他们中有卢亮森、张强福、伍明春、赖彧煌、熊永富、刘复培、李迎春等。“可以说1990至1995年是上杭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期”（李迎春语）。其标志是：1990年，林华春诗歌评论《第三代：晕眩，低谷及危机》在《厦门文学》发表；1991年，刘少雄诗作《才溪女》在福建省“向建党70周年献礼”征文中获诗歌类唯一的一等奖。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有所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原因，如几位骨干诗人和作家离开本土前往省城与异乡谋生，加上平时不乏聚会交流的上杭诗人缺乏群体意识，未抓住大好时机再度集结，使得90年代后几年，本土诗歌一度沉寂下来，这种状况持续至新千年的头几年（李迎春语）。 萌发不容易，成长更艰难。一度沉寂并非坏事，只要没有消逝，那么，就在积累，就在沉淀，就在等待。上杭诗歌真应了厚积薄发的这个规律，在新千年渐渐地热起来，最大的特点是留守本土与客居异乡的上杭诗人共时性地发力，不约而同地抒发藏于心灵深处的诗情。林华春以当年运作汀江诗社的热情，以县作家协会之全力，和李迎春等再度集结上杭诗人，有力地推动本土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活动。经过15年群体与个体的努力进取，上杭诗歌已成为闽西文坛最亮丽的文学景观。
上杭诗歌进入收获期。
收获一，已形成一支诗人队伍。这支队伍拥有的人数已超过40人，其中有黄连池、莫养圣、林华春、温文茂、黄祥逢、李迎春、张强福、李伯庠、熊永富、刘佩光、罗冬卿、蓝朝金、凌一等生活工作在本土的诗人，还有刘少雄、林浩珍、邱德昌、唐宝洪、李水才、伍明春、赖彧煌、刘复培、邓庆周等客居异乡的诗人。他们中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诗人皆有，堪称阵容壮观。最值得夸奖的是这支诗人队伍很团结，以和为贵，以诗为上，以情为重，十分难得！
收获二，已创作一大批较好的作品。上杭诗人的诗作在《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长江诗报》《福建文学》《福建日报》《厦门文学》《海峡诗刊》等报纸杂志发表，量之大、质之高，都超过上杭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入选各种权威的诗歌选本，其中有《中国诗歌年选》《福建文学60年·诗歌卷》《2010—2011福建优秀诗歌选》《〈厦门文学〉60年作品选》《汶川大地震诗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诗歌卷》《中国诗歌民刊年选》等，这种现象在闽西乃独一无二。
收获三，已出版多部个人诗集（含诗文集）。一个地区文学成果或大或小，作家个人的文学著述之多少，其质量之高下，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上杭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是南河（刘少雄）所著，即：《有座红房子》（作家出版社，1997年），接下来又有多本诗集（含诗文集）问世，按顺序是：《绿叶拾穗》黄祥逢著（华艺出版社，2004年），《生命的高度》李迎春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生命的河流》林华春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江南·隅的一枝》李伯庠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泮境·方圆五公里》李伯庠著（海风出版社，2012年），《断歌行》刘佩光著（湘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近期即将出版的有《风景里的月亮》，熊永富著（海峡文艺出版社）。不可忽略的是李迎春的《生命的高度》，这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数千行的长诗，作为福建省第一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出版，它成为当年福建文学创作的一点亮点。
收获四，不断开辟诗歌园地。一个地区的文学能否繁荣，其人才能否成长，其队伍能否不断壮大，文学园地的存在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对于诗歌，显得更为重要。2004年，本县的文学杂志《紫金》创刊，2008年《杭川文艺》创刊，2013年《上杭文学报》创刊，至今《杭川文艺》《上杭文学报》还在继续出版，这3个园地，都重视本土诗人，每期以不少篇幅发表他们的诗作。特别是《上杭文学报》第4期，以对开8大版推出本土诗人的作品及其评论，对本土诗歌如此推崇，在闽西文坛实属罕见。
上杭诗人还以独特的策划与运作，影响了福建诗坛，也实属罕见：其一，2010年，《杭川文艺》第二、第三期合刊，推出福建诗歌专号，全省一百多位中青年诗人在这期杂志集体亮相，在福建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显示了上杭诗人的胆识与胸襟。其二，2011年，在上杭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福建文学》推出上杭文学专号，这是“上杭文学现象”一次精彩的体现，再度引起福建文坛的瞩目，上杭诗歌自然也再度闪烁自身的光亮。
收获五，不断举办诗歌活动。一个地区的文学能否充满生气，其活动举办得多或少、好或差，至关重要，而著名作家的来访，绝对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这些年，谢冕莅临上杭、游历湖洋，两次探访舒婷插队的太拔院田；舒婷的多次返乡，以及王光明前来讲学，等等。这几位中国诗坛的重量级人物，蜚声海内外的诗评家诗人的到来，对于上杭诗人其影响力前所未有，不可估量，他们的声名和他们的关注乃至鼓励，激发了上杭诗人对诗歌的进一步热爱，对诗境有更高的追求，对创作有更强烈的个人欲望，对群体有更多的认同和荣誉感。从另一方面，也让这些中国诗界名流认识了中国诗歌金字塔底座的力量和未来，并在今后给予更多支持与帮助。而2011年元旦和2013年1月分别在上杭四中和太拔院田举办的上杭诗会，前后聚集了全省诗人作家五十多人与六十多人，浓厚了本土的诗歌氛围，本土诗人与外来诗人密切交流，不仅开阔眼界，也展现本土诗群的风采，给闽西诗坛吹拂开放之风气。
显然，这几年上杭诗坛生机蓬勃，其队伍、其作品、其活动、其园地都处于闽西领先的地位，是上杭历史上新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面对不小的诗歌群体，有人提出上杭诗群的概念”，然而，上杭诗坛的领军者却有所担忧，特别迎春兄，他从类型化写作的危险性角度谈及：“我理解提一个地方的诗群往往是为扩大影响和抱团举行，对于个体来说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用一词来说就是‘和而不同’吧。”迎春兄说起2004年，他和强福兄等友人创办《紫金》文学杂志，提出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试图形成一个有文学认同的写作群。他“现在想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迎春兄这样认为，时为2015年的夏季。
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迎春兄还认为：“诗人的独立性是诗歌得以弘扬的重要特征，如果独立性消失，带来的往往是诗歌的消失。”此话正确。不过，他要对本土诗人的类型化等写作问题提出批评，却不能从独立性入手，还是得“从诗歌群出发，来探讨上杭诗歌如何更好地前行”，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确认“上杭诗群”的出现与存在，将此概念正式提出，给予学术上的命名，并进行理论的探讨，何等必要和重要！
可以这么说，“诗意院田”的正式启动给上杭诗坛带来一股强劲的推动力，上杭诗歌已不仅仅属于几十个诗人的，它还属于某些乡村，甚至属于整个上杭县。我希望从打造“诗意院田”进而打造“诗意上杭”，如果最终打造“诗意闽西”，那才是最美中国梦的一个。
在这一个以诗歌为主体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我以为上杭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如果说2015年提出上杭诗群还不是最好的时机，那么，2016年伊始，重提上杭诗群可谓时机完全成熟。2016年元旦，我在上杭与本土的诗人作家聚会。1月中旬，我又为上杭诗歌回到上杭讲学，我欣喜地发现：上杭诗人自觉或不自觉集结在一起了，上杭诗群已列阵在世人面前。
何谓上杭诗群？
容我简略地论述一番。
我认为上杭诗群如我20世纪90年代前期提出的“闽南作家群”，21世纪前十年提出的闽南诗群、厦门诗群一样，不是一个诗歌流派的概念和命名。因而，上杭诗群不需要共同的诗学原则和美学追求，也不需要所谓的宣言和章程；它是当下生活工作在上杭这片土地上的诗人和客居外地的上杭籍诗人的诗歌共同体；它是连接这两拨诗人和连接本地与外地诗界的桥梁，是这个群体的诗人交流、切磋、探讨、研习、创作乃至发表诗歌的课堂、沙龙、平台和园地，更是他们联谊、取暖、激励、促进、同行、展望的精神家园。
是的，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是个体的劳动，但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地活在这个世界。诗人的诗作可以放逐自己在精神世界里漫游，但诗人的生命却须在群体中聚集碰撞融合，才更有创造力，更有价值。众星璀璨，诗坛才会大放异彩，这是无可置疑的。
上杭诗群如果要揭示其核心精神，我以为是：让每一位上杭诗人诗意地栖居。我相信，能够让诗人们诗意栖居的诗群，本身就是一部非同凡响的诗卷，即使它的诗人们没写出传世之作，它也足以让世人代代诵读并赞美。
当然，我并不在这里结束我的简论，我还盼望：上杭诗群天时地利人和地走下去，倘若有朝一日将它发展并演变为一个诗歌流派，那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件幸事。
我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生命的最后一程能为上杭诗群奉献绵薄之力，在所不辞，且引以为豪。我预言：上杭必将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必将诞生一批优秀的诗作，必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呈现一派诗歌艺术的大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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