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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少年梦
我是农民的儿子,1963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市范道乡。我是家里四兄弟中最小的,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我父母那代人小时候经历的苦难,难以想象。我父亲两次被日本人抓去,都要砍头、枪毙,是被村里的保长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他愿意为我父亲性命担保。
就这样,我父亲从日本人的刀下活了下来。因此他讲,“日本人侵略我们,烧杀抢掠,我们中国的百姓像猪狗、像鸡鸭,说宰就宰,毫无人性,主要是我们国家当时太落后、太穷、太善良了。善良就是被别人欺负”。他一直教导我,“你们都要争气啊,还要继续努力”。
从小读书我就有一个理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或工程师,考上大学、跳出农村,不在农村里过苦日子。
但天不遂人意,1980年,我高考落榜,父母想让我继续复读。复读1个月后,我就提着行李回家了。我父母很失望,那阵子经常故意唤我到地里干农活,盼望我懂得做农民的苦。
一向听父母话的我,破天荒地违抗了他们。我母亲哭得很伤心,甚至对我说,“白养你这个儿子了”。我心一狠,决定离开家,当时已经想好要学一门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那时在杭州修表的二哥,跟我说修钟表一天有十来块钱收入,好的时候二三十块钱。我听了很有感触,能赚这么多钱啊?一年至少也有好几千啊。当时城里国企职工月收入不过上百元。
1980年11月,我跟着二哥学修钟表。我每天学习修表到深夜,别人学半年才会的技术,我56天就学成了。
学成后,我在百货公司门口租了个店面,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我这一生要挣5万块钱,回家盖两间楼房,娶个贤惠漂亮会过日子的老婆,有个幸福美满的家。这个目标在当时还是很宏大的,如果有5万块的存款,光吃银行利息也够过日子了。
我发现当时周围很多钟表匠的工作态度是“能多赚一点是一点”。但我牢记父母的教诲:做人做事要厚道,厚道人不会吃大亏。我从不乱收费,技术也过硬。
没想到,很快我的生意就忙得不可开交,送来的钟表要排到两三个月后才能修。有的客人宁愿等两个月让我来修,也不去立等可取的钟表店。不到1年时间,我就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赚了5万块钱。
1985年,22岁的我已经在乡里盖上楼房,也娶了媳妇,手头还有28万元的“巨款”。
二十多岁创业
赔了个底朝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有朋友告诉我,可以买个车子跑运输,或是开模具厂,生意火热得很。
我被搞得蠢蠢欲动,最后选了自己熟悉的行业——做电风扇的定时器和钟表发条。1985年底,我回到宜兴,在家里面摆了两张冲床,当作一个小工厂,没日没夜地干。
按道理,我修钟表赚了二十多万元,选择做定时器,还是跟修钟表这个行业有关的。但没想到,这次创业让我赔了个底朝天。
一开始我做的是电风扇的定时器,当时一台电风扇一百多元,加安定时器需要多10元,老百姓大都觉得不划算;后来去做闹钟里的发条,结果一般发条上了至少能跑48小时,我们的发条跑20小时还不到。
所有产品都卖不出去,我好几个月都处在痛苦之中。
1987年,我不仅把第一桶金28万元全都亏完了,还负债将近20万元。24岁的我第一次创业赔了50万元。要知道,那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一下子,不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也算是从半空中掉到地板上。
我们兄弟几个的钱全都花完了。我记得家里当时刚养了两头猪,都还没有长大,我妻子为了帮我重振,200块钱把它们卖掉,给我当差旅费。
我揣着这沉甸甸的钱,带着厂里另一个人到苏北上门推销。没想到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们老总却到南京出差了,需要等五六天。
我俩一心想做成这单生意,只好咬牙等待。房间从20元一天,换成10元、5元一天,甚至住到宾馆大堂里。还把带去的200把宜兴茶壶卖了当盘缠,直到最后三餐无继,手头只剩下1毛钱,对方也没有露面。
那時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没钱憋死英雄汉”,回家路费都凑不出了。最后,一位好心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无锡。
真是山穷水尽了。
既然选择冒险,我就只能往前冲
这段让我倾家荡产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走投无路时,在宜兴一家塑料电线厂做销售和采购员的大哥,给我带来了一个价值千金的消息。
1988年底,有一天大哥回来跟我讲,现在电线电缆一天一个价,你可以做这个生意。你到那边看看,然后买回来,我在这边帮你卖掉。
第二天,已经负债累累的我又找到了所有亲戚朋友借钱,这家3000元,那家5000元,愣是借了十来万元。我马上跑到安徽、浙江,收购当地的电线电缆产品,把它们拿到江苏、上海卖掉赚差价。
当时到处都是关卡,我们又没有手续,冒了很大风险。为了赶夜路,有一次大雨天爆了多次轮胎,把魂都吓掉了。
所幸这次冒险值了,基本两三天我们就能销售一卡车产品。一年多时间,我不但把欠下的二十多万元债务还掉,还赚了一百多万元,成了我们乡的首富。
1990年年初,范道乡准备筹建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乡党委书记来找我,说:“锡培啊,范道乡穷,农民太苦了,你能不能带个头,在开发区办个企业,帮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
书记邀请我进开发区办厂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家里很多长者来劝我,“锡培啊,这几年辛苦积攒的一笔钱,即使放在银行吃利息,你这辈子也用不完,何必跑到乡里吃苦呢?” 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买了全村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父母拿出来跟大家共享。夏天把电视机放在开阔的场地上,平时就放在自家院里的宽敞地方;村里任何人上门借钱借物都不会空手而归。
那时,范道乡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块钱,甚至流传着一句乡谚——“有女不嫁范道男”。一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和28位朋友筹资180万元创办一个电缆厂,也就是远东的前身。
1990年,电缆厂成立当年销售额就超过462万元;到1992年,电缆厂的产品供不应求,销售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
远东做得越红火,我就越发愁,因为遇到了资金问题。当时民营企业贷款是一条“高压线”,很多银行不敢为我们提供贷款。
我曾经驮着一大袋甲鱼、鲑鱼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告诉他自己有多了不得的订单,银行资金投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回报。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政策我不能违背啊”。
这个问题一直就像我心底的一根刺,让我寝食难安。正当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时,转机却出现了,上天给了我一道选择题。
1992年,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乡党委书记坐在我家沙发上。书记来的目的很明确,说服我把远东从私营企业变成集体所有,“乡里没什么资金,但可以给一些优惠政策”。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还是在我手上。
这次来劝阻我的亲朋好友就更多了。在一般人看来,把自己辛苦打拼的天下拱手让人,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答应了。当年做这个决定,有很多人说我是“傻子”,就连一直在身后支持我创业的家人也不理解。
其实我也忐忑不安,给远东戴上“红帽子”就可以从银行贷到款。但代价是“丢掉”辛苦积累的五百多万元资产。500万啊,在当年不是一个小数目。
既然选择了冒险,我就只能往前冲。
1992年改制当年,远东就拿到了农行的100万元贷款,第一次招聘到了大学生;1994年底,销售额更是一举突破1.5亿元,总资产达到5000万元,是改制前的10倍。
后来远东经历了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每次改制都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每次都难于上青天。
1997年,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我先后9次到北京谈判。最关键时刻,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我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她为了不让我分心,专门打电话跟我说自己挺得住。我想过放下谈判回家照顾妻子,却身不由己,只能调整好心情,再次回到谈判桌上。
经过35年发展,远东年营收近500亿元,员工近1万人,成为一家业务涵盖智能缆网产品和服务、智慧机场/能源系统服务、综合能源服务、智能汽车动力及储能系统和产业互联网五大板块,其中电缆连续21年行业领先。现在中国约2/3机场的航道灯光电缆都是我们做的。
创业35年,我的三点感悟
经常有人问我,远东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中国企业500强,你有哪些心得?我有以下感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战略就像男人选老婆
曾国藩说过一句话:谋大事者,首重格局。这句话对企业同样适用。企业战略很重要,就像男人选老婆,一定要选对。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就是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企业一窝蜂涌入某个业务,自己也跟着进,并没有与业务相关的想法,这是随大溜。随大溜好吗?有些人说好,因为“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溜不挨罚”。
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企业家要有主见,进,为什么进;进去后,自己的核心优势在哪里,能坚持多久、能走多远;万一要退,是否有退的余地,不要进去了就栽在那里起不来。
能力是银牌,“品力”是天牌
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去工厂检查,90%以上合格;到流通环节检查,60%以上合格;但要是到施工现场检查,合格率竟然不到10%。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规定库存产品只要是有点瑕疵的,绝不可以流入市场。谁让这些产品流入市场,就撤他的职、除他的名。
曾经有一批电缆有部分瑕疵。为此我和哥哥争执不下,哥哥认为虽然不合格,但东西还是能用的,剥掉报废纯属浪费。最终他拗不过我,这批产品该报废的报废,该烧掉的烧掉,损失了一千多万元。
创业35年来,远东始终坚持一件事——“依规办事、诚实做人、和气生财”。我也是这样来筛选员工的。在我眼里,员工的学历是纸牌,经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脉力是金牌,思力是王牌,品力是天牌。品力就是指“品德”。
一年靠运气,十年靠经营,百年靠文化
一家企业就像一艘船,企业家造这艘船不容易,出海远航到达目的地更不容易。最关键的是船上的人有没有共同的梦想和过硬的航海技术。
很多企业都有一个致命伤,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企业,所有股权都握在自家人手里。员工只是被雇傭者,跟企业的利益是脱离的。最终,这些企业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窘境,这是很可惜的。
我认为,员工对企业来说,正如齿轮之于钟表。齿轮虽然微小,但绝非微不足道,只要其中一个齿轮坏了,手表也就坏了。所以一家企业能否形成与员工分利的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企业家要从“船主”走向“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