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痛切地感到什么是卑微。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感到骨鲠在喉。
　　文章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个贫寒的家庭，在他人的非议和嘲笑中供身有残疾的儿子上学。儿子第一次高考失败，全村人的耻笑，迫使这个家庭搬离了原来的村庄。
　　儿子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一纸通知书使这个赤贫的家庭充满了久违的欢笑。但就在这个残疾的孩子经过一路颠簸，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时，更为残酷的悲剧才刚刚拉开帷幕：他被从这个系推到那个系，招生的老师说看错了他的档案，最后，通知书变成了退学书。值得一提的是，那是一所师范院校，其职志是培养教书育人的人。
　　我想，如果角色能够转换，这所院校的老师和领导，在把这个残疾青年推出校门以前，是否会稍稍有些迟疑？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今年寒假，学校刚一放假，我就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为放假前复习很紧张，考试前的那个双休日根本就没休，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乡下的老家了，年迈的父母望眼欲穿。
　　我刚刚准备动身，学校领导打来电话，要我上报两个“特困生”，说有一个热心人想资助两个贫困生。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我静下心来从全班同学中认真筛选。
　　名单报上去后，校方又要这两个学生的父母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做这些事，大约花费了我半天的时间。下午刚想走，学校主要领导又打来电话说：“张老师，你随时在家等着，热心人要和扶助对象在教育局碰个面，需要班主任领着学生去。”
　　我只好在家等。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老家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催我们，我坐立不安。直到腊月二十八，学校主要领导打电话说，“接见”改为正月初八学生返校那天，至于什么原因，领导没说，咱也没敢问。领导还让我通知这两个贫困生的家长，初八也到学校去，资助人想了解这两个孩子哪些方面需要帮助。
　　正月初七，我分别给家长打了电话。初八返校那天，那两位家长到校的时间比我还早。
　　这是两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一个因为一次意外摔碎了脾，脾脏被摘除，孩子的父母都没有固定工作，家中有姐弟二人。另一个女孩的姐姐上高中，父亲一人做临时工，父母还要赡养4个老人。
　　返校后，我在班上做完假期阶段性总结，学校那头还是没什么动静。我只好给分管的主任打电话，可没人接，同事告诉我，学校领导可能在开会。
　　一直到放学都没人提这件事，我连领导的面都没见到。那两位家长一直等候在角落里，看见孩子们都放学了，他们什么也没说便知趣地走了。望着他们寒风中的背影，我第一次痛切地感到什么是卑微，包括我自己，因为我无力改变什么。我不知道原定的计划为什么落空，是“好心人”不想资助了？还是“好心人”今天有更重要的事？但不管怎样，得给家长一个交待呀！连说句话的时间也没有吗？
　　家长和孩子，是怀着怎样的热情和希望而来的呀！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眼里饱含着善意和期待。
　　连我都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一桩善举为何竟这样不了了之。其中肯定有个违约的人，但我不知道是谁。那位学校的主要领导已经退休，拿着很高的退休金，衣食无忧地在家里颐养天年，这样一件事，于他应该算是件小事吧，大约很难在他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我只是一个“传话的角色”，不过损失点电话费，失去了几天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那两位家长和孩子呢？他们没有乞求和呼吁，是别人主动提出来帮他们的。按别人预定的时间，他们来了，带着太多的感激和诚惶诚恐，却不清楚约他们来的人为何迟迟不肯露面，甚至连句“敷衍”的话都没有。
　　有一句话说：行善而想被人知道，不是真正的行善。用右手做好事，不要被左手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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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乌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