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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她出生时，哥哥六岁，姐姐十岁，她排行老三。父亲在市里上班，母亲带着她们在偏远的村子里过着土地里刨食，勤耕度日的光景。
“六岁那年，我看着装殓着母亲的棺材被抬到山冈，山坡上正扬花抽穗的玉米扒掉了一大片，接着在玉米地里隆起了高高的黄土堆。那时候还不懂得没有母亲将意味着什么。直到父亲拿着剪刀嚓嚓嚓剪掉了我齐腰长的头发，理由是没有人给我梳理头发了。那剪刀好像剜在我的心里，我挣扎着痛哭，哭了半个下午也没能留住那一头长发。”
初中毕业后，她没有考上学校，只能就此失学。
在她看来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她很乐意地去学了理发的手艺。初中毕业后的三年，班上有的同学在县城读高中，看着周末回家的同学，她只能在一旁羡慕。她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生活——如果与现在的男朋友继续下去，母亲的生活就是她的将来，那不是她想要的未来。于是，她提出分手，男朋友纠缠不休。
她想远走异乡，隔断这三年的恋爱。“其实，说是恋爱，太牵强了。那时候，十几岁，哪懂什么恋爱？只是同一个村子的，往来多一些罢了。”那时，她只想到了上海、北京、广州。
以她从电视新闻、电视剧里获取的信息，总感觉北京是首都，天子脚下，应该有一些安全感吧——于是，北京成了她第一次出门打工的首选。
到北京火车站时，她口袋里只有106元钱。一打听，火车站附近，一个地下室的铺位，住一晚上得60元，而那时候，阳泉一个正经房间住一晚上才40元。
100元钱也住不了一晚上的房间——北京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钱不当钱花。高楼大厦间，前是车流，后是车流，左是人流，右是人流，她不知去向。但是“我心里不慌，对自己有一点儿信心，我有理发的手艺，有力气，大不了我去饭店当服务员，也能混到吃住的地方”。
在火车站候车室呆坐到天明，她口袋里揣着106元钱开始找工作。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一个饺子馆招工。她去报名，老板立即就录用了她。
“第一天上班，第一次点菜，我就闹了大笑话。”三个顾客点的饺子——干贝香菇、鸡蛋韭菜、牛肉西红柿、芹菜猪肉等，要五种馅。“你猜怎么着？过去十多年了，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顾客点的是什么馅的饺子。”她笑得眼睛像一弯月牙儿。
“那是一家手工饺子馆，顾客点了现包的那种饺子。我给人家写了5斤饺子。主食菜单送到面房一看，立马被师傅喊住了，问是多少人吃？我说，三个人。
“老板让我再去问问，一问真吓了我一跳。”顾客点的五种馅一样二两，加起来才一斤。“谁知道北京饺子是论两卖的，我们阳泉都是论斤卖的！
“在饺子馆当服务员半年，总感觉没有用上我学的手艺，就找到一家理发店。”进了理发店工作才知道，北京的理发店是一条龙服务，洗发、剪发、吹发、染发、烫发等，都是分工合作。像她这样资历的，连拿剪子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留在理发店打工，而是到北京动物园附近的服装市场批发衣服。说到激动处，她在茶台背后，拍着双手喊：“喂，看一看，瞧一瞧啦！最新款式，棉麻裙子、纯棉衬衫啦！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卖了两年多服装，有一个卖茶的老板，想挖我过去。”我对老板说：“我不懂茶，做不了。”老板说：“不懂可以学嘛。”
茶店很大，员工40多人，分楼上楼下。
有一天，送水工没有来。楼上纯净水用完了，十多个包间等着用水。她双手一提，膝盖一顶，一桶纯净水就上了肩。转身，蹬着高跟鞋就从一楼扛上了二楼。
她将水桶放在二楼茶座。扭头，一位女子正注视着她，面带微笑。她下楼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一会儿，同事带话说老板叫她去一下茶店门口。
“感谢你！”茶店门口站着的正是刚才她在二楼见到的那位女子，捧着一束玫瑰花递给她，然后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了她。
她不知所措，那位女子说：“真不知道我们店里还有这样的员工，穿着长长的旗袍，送着水，扭动着小屁股，真美！”原来，她才是这家茶店的幕后老板。
从此，她被调到了前台工作。先后被派出去学习古筝、茶艺等才艺。此后，她便留在茶店，前后加起来，在北京也十余年了。
那段时间，她恋爱了。男友是店里的收银员。
“偌大的北京，我有了一个说话的人，他对我很好。我心里感到温暖又安全。”她打电话告诉父亲，原本希望父亲能分享她的快乐，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哥哥、姐姐不断地催促她回本地找对象的电话，说，在外找对象也不知根不知底，将来过不好。
“这倒好，回阳泉嫁了个知根知底的，不还是过不好？到现在，还不是我一个人过？
“老板要我每天接送一个熟客的女儿上下学，我女儿与这个小女孩儿年龄差不多。一想到把自己的女儿扔得远远的，照管、陪伴别人的女儿，我心里就被痛苦填得满满的。”
离婚时女儿跟了前夫，她一般见不上女儿。
她说：“原本在北京茶店做得好好的，一个梦，就回来了。庆幸的是还是找到了这份做茶的工作。”
就在她犹豫要不要回本地的时候，一个梦，让她想到了去世的母亲；一个梦，让她与谈得来的男朋友分手。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梦到过这么瘆人的梦境。”同事说：“今天是清明。”
那年在北京，一个梦提醒她清明节到了；一个梦，让她下决心离开了打工十来年的北京。
她上了冥钱，却不知去哪里烧。白天上班也不安心，为顾客讲茶、冲茶、售茶时，还碎了一个茶杯。更令她心神不宁的，就是父亲催她回阳泉找对象。
回阳泉，她与现在的男朋友注定分手，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总算挨到天黑下班。
可是，北京的夜晚，北京的王府井，车停了，人去了；车去了，人来了。到深夜，还是灯火通明。
她提着冥纸，想找安静的十字路口。可是，“哪个十字路口没有摄像头？哪个十字路口能安静？”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总算走到一个正在盖高楼的十字路口，“黑夜里，也分辨不清老家的方向，就那样凭感觉跪在那里。”她画了个圆，留下个小缺口，写上母亲的名字。点着冥钱，夜风呼呼地吹着，一会儿又刮灭了，再点着，再刮灭。反复几次，她泪流不止，不知是烟熏的，风刮的，还是真的心生悲苦。
“母亲，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女儿好想和你说说话。母亲，知道你不放心女儿，女儿已经长大了。母亲，你就放心吧。女儿刚才在路上已经想好，听父亲的话，回老家找對象。
“说来也怪，当我告诉母亲，我回老家的时候，冥钱不灭了，燃着黄黄的火苗，风好像也小了。当时，从这一点，我认定是母亲召唤我回家，就下定了与男朋友分手的决心。”
茶座后面的她，轻言细语地说着，表情时而生动，时而淡然。茶汤由浓而淡，而她的人生故事还在继续。
“那个梦，把我召唤回来。到现在又是八年。我今年三十九岁，也就是母亲去世的年龄。我女儿六岁，也是当初母亲去世时我的年龄。”
茶座后，亭亭玉立的旗袍女子。她轻言婉语地打住话头，静静地看着茶盘外的世界。
责任编辑 王 童
“六岁那年，我看着装殓着母亲的棺材被抬到山冈，山坡上正扬花抽穗的玉米扒掉了一大片，接着在玉米地里隆起了高高的黄土堆。那时候还不懂得没有母亲将意味着什么。直到父亲拿着剪刀嚓嚓嚓剪掉了我齐腰长的头发，理由是没有人给我梳理头发了。那剪刀好像剜在我的心里，我挣扎着痛哭，哭了半个下午也没能留住那一头长发。”
初中毕业后，她没有考上学校，只能就此失学。
在她看来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她很乐意地去学了理发的手艺。初中毕业后的三年，班上有的同学在县城读高中，看着周末回家的同学，她只能在一旁羡慕。她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生活——如果与现在的男朋友继续下去，母亲的生活就是她的将来，那不是她想要的未来。于是，她提出分手，男朋友纠缠不休。
她想远走异乡，隔断这三年的恋爱。“其实，说是恋爱，太牵强了。那时候，十几岁，哪懂什么恋爱？只是同一个村子的，往来多一些罢了。”那时，她只想到了上海、北京、广州。
以她从电视新闻、电视剧里获取的信息，总感觉北京是首都，天子脚下，应该有一些安全感吧——于是，北京成了她第一次出门打工的首选。
到北京火车站时，她口袋里只有106元钱。一打听，火车站附近，一个地下室的铺位，住一晚上得60元，而那时候，阳泉一个正经房间住一晚上才40元。
100元钱也住不了一晚上的房间——北京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钱不当钱花。高楼大厦间，前是车流，后是车流，左是人流，右是人流，她不知去向。但是“我心里不慌，对自己有一点儿信心，我有理发的手艺，有力气，大不了我去饭店当服务员，也能混到吃住的地方”。
在火车站候车室呆坐到天明，她口袋里揣着106元钱开始找工作。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一个饺子馆招工。她去报名，老板立即就录用了她。
“第一天上班，第一次点菜，我就闹了大笑话。”三个顾客点的饺子——干贝香菇、鸡蛋韭菜、牛肉西红柿、芹菜猪肉等，要五种馅。“你猜怎么着？过去十多年了，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顾客点的是什么馅的饺子。”她笑得眼睛像一弯月牙儿。
“那是一家手工饺子馆，顾客点了现包的那种饺子。我给人家写了5斤饺子。主食菜单送到面房一看，立马被师傅喊住了，问是多少人吃？我说，三个人。
“老板让我再去问问，一问真吓了我一跳。”顾客点的五种馅一样二两，加起来才一斤。“谁知道北京饺子是论两卖的，我们阳泉都是论斤卖的！
“在饺子馆当服务员半年，总感觉没有用上我学的手艺，就找到一家理发店。”进了理发店工作才知道，北京的理发店是一条龙服务，洗发、剪发、吹发、染发、烫发等，都是分工合作。像她这样资历的，连拿剪子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留在理发店打工，而是到北京动物园附近的服装市场批发衣服。说到激动处，她在茶台背后，拍着双手喊：“喂，看一看，瞧一瞧啦！最新款式，棉麻裙子、纯棉衬衫啦！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卖了两年多服装，有一个卖茶的老板，想挖我过去。”我对老板说：“我不懂茶，做不了。”老板说：“不懂可以学嘛。”
茶店很大，员工40多人，分楼上楼下。
有一天，送水工没有来。楼上纯净水用完了，十多个包间等着用水。她双手一提，膝盖一顶，一桶纯净水就上了肩。转身，蹬着高跟鞋就从一楼扛上了二楼。
她将水桶放在二楼茶座。扭头，一位女子正注视着她，面带微笑。她下楼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一会儿，同事带话说老板叫她去一下茶店门口。
“感谢你！”茶店门口站着的正是刚才她在二楼见到的那位女子，捧着一束玫瑰花递给她，然后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了她。
她不知所措，那位女子说：“真不知道我们店里还有这样的员工，穿着长长的旗袍，送着水，扭动着小屁股，真美！”原来，她才是这家茶店的幕后老板。
从此，她被调到了前台工作。先后被派出去学习古筝、茶艺等才艺。此后，她便留在茶店，前后加起来，在北京也十余年了。
那段时间，她恋爱了。男友是店里的收银员。
“偌大的北京，我有了一个说话的人，他对我很好。我心里感到温暖又安全。”她打电话告诉父亲，原本希望父亲能分享她的快乐，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哥哥、姐姐不断地催促她回本地找对象的电话，说，在外找对象也不知根不知底，将来过不好。
“这倒好，回阳泉嫁了个知根知底的，不还是过不好？到现在，还不是我一个人过？
“老板要我每天接送一个熟客的女儿上下学，我女儿与这个小女孩儿年龄差不多。一想到把自己的女儿扔得远远的，照管、陪伴别人的女儿，我心里就被痛苦填得满满的。”
离婚时女儿跟了前夫，她一般见不上女儿。
她说：“原本在北京茶店做得好好的，一个梦，就回来了。庆幸的是还是找到了这份做茶的工作。”
就在她犹豫要不要回本地的时候，一个梦，让她想到了去世的母亲；一个梦，让她与谈得来的男朋友分手。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梦到过这么瘆人的梦境。”同事说：“今天是清明。”
那年在北京，一个梦提醒她清明节到了；一个梦，让她下决心离开了打工十来年的北京。
她上了冥钱，却不知去哪里烧。白天上班也不安心，为顾客讲茶、冲茶、售茶时，还碎了一个茶杯。更令她心神不宁的，就是父亲催她回阳泉找对象。
回阳泉，她与现在的男朋友注定分手，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总算挨到天黑下班。
可是，北京的夜晚，北京的王府井，车停了，人去了；车去了，人来了。到深夜，还是灯火通明。
她提着冥纸，想找安静的十字路口。可是，“哪个十字路口没有摄像头？哪个十字路口能安静？”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总算走到一个正在盖高楼的十字路口，“黑夜里，也分辨不清老家的方向，就那样凭感觉跪在那里。”她画了个圆，留下个小缺口，写上母亲的名字。点着冥钱，夜风呼呼地吹着，一会儿又刮灭了，再点着，再刮灭。反复几次，她泪流不止，不知是烟熏的，风刮的，还是真的心生悲苦。
“母亲，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女儿好想和你说说话。母亲，知道你不放心女儿，女儿已经长大了。母亲，你就放心吧。女儿刚才在路上已经想好，听父亲的话，回老家找對象。
“说来也怪，当我告诉母亲，我回老家的时候，冥钱不灭了，燃着黄黄的火苗，风好像也小了。当时，从这一点，我认定是母亲召唤我回家，就下定了与男朋友分手的决心。”
茶座后面的她，轻言细语地说着，表情时而生动，时而淡然。茶汤由浓而淡，而她的人生故事还在继续。
“那个梦，把我召唤回来。到现在又是八年。我今年三十九岁，也就是母亲去世的年龄。我女儿六岁，也是当初母亲去世时我的年龄。”
茶座后，亭亭玉立的旗袍女子。她轻言婉语地打住话头，静静地看着茶盘外的世界。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