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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这个诞生于西欧国家的理论体系，却在中国获得了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国的土地上燃起了燎原之火。这样的燎原之势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根植的历史息息相关。优秀传统文化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设好了其中国化的独特底色，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三个层次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转化方面给出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文化能够铸就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让各民族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人民精神相连的文化源泉，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判断、伦理道德、生活智慧和民风民俗。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可忘其根本，要在历史的沃土繁育新的文化之花，让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也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守住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保持自身的独特底色。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发源于西欧国家的理论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的实现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相关系，另一方面则源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本。纵观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境地息息相关，彰显出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自己的叙事核心，大致开出了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以儒、释、道三家为其大本将各个派别的思想圆融，发展出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时借助民间舞蹈、音乐和戏曲等形式展现出其内容的丰富性。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二者在精神上和内涵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统一性。
1.1 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面，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相关性。在关于世界的来源问题上，马克思独辟蹊径，指出世界具有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还提出了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三大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世界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诸如“阴阳说”“五行说”和“八卦说”等一系列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王充的“元气论”与郭象的“崇有”说都为解决世界的起源问题展现了自己的独特思路，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是合一的。这样的思想进路不同于西方哲学里的玄思，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起源问题并未提出诸如始基这样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关注直觉体验，注重非实体式的思维模式，在现实可感的生活中寻求对世界的解释之道。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古代常以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世界的运动变化，注意到了诸如“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量变规律，也关注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大道，道法自然。”张载有语：“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不用息。”当然，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这样的一些思想虽然不免带有迷信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已然能够看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1.2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辨析否定了黑格尔的抽象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历史找到了最终源泉，为解释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独特思路，认识到了历史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成史。过去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代又一代人劳动实践的智慧结晶，后人总是在前人创造的现实条件上再创造、再发展的，并且还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对应的社会制度。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概念为中心，历史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发生的场域与时空都得到了阐释，歷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也获得了具体全面的说明和解释，不再是两位圣者那里的“自我意识”或者“唯一者”来决定这世界，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推动历史的演进与流变。
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剖析与批判，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将历史产生的首要基础定格在了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将虚幻的哲学家的意识或者“唯一者”驱逐出了历史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对人作了规范性和描述性两个维度的规定：一是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澄清，属于描述性维度;二是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包含着价值判断，属于规范性的维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人直接作出了规定，将人放在社会中来看待，将单独的个人与社会的人联系了起来;其次，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本质，通过实践实现了他自身;最后，人作为能动的存在者和实践的主体，实现了人的自我生产和物质生产，正是生产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的自我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流变构成了历史发展基调。马克思还指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在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发展的将来，每个人自由自在地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概念为主题，解释了历史发展的源泉，说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走出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窠臼，摆脱了费尔巴哈“类”的人的阴影。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2]。儒家从“见孺子将入井”出发，探求人性的善恶问题;荀子探求人与动物之别，提出“人能群”，又言“分”，荀子将“分”解为两义：一为社会分工，二为等级分别，其中的人性思想和分工思想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看到影子。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把人上升到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地位，但是已然关注到了人对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张载有语：“民胞物与，物吾与也。”虽然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太虚即气”的气化论思想中，但是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关于社会的独特认识，认为“天下无一非我”，主张“尊高年”“慈孤弱”“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与马克思所提的共产主义相似的大同思想，儒家、道家诸学派都描述了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些思想与马克思对人的关照、对社会的独特理解、对历史的发展进程的关注一脉相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的根底之一。 1.3 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派别的重要概念，从前的哲学都只是在理论层面解释这个世界，只有马克思洞见到问题本质：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改变世界在马克思这里也并非一句空话，马克思真正看到了“批判的武器”相对于“武器的批判”的实践性和优越性，以上一句话点出了实践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人类的生存需要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生产，动物的活动由其本能决定，而人的活动则是积极改造世界的实践。马克思还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和真理性问题，为认识世界提供了自己的独特方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般的实践思想。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通过批驳程朱所主张的“知先行后”的主张阐述了自身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二者不可偏废，知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阳明还阐述了知的真理性问题，他认为知全为真知，不是真知的“知”便不是知了，知行不合一也不叫作知，此所谓“真知所以谓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又言“一念发动处便是行”，通过此三层的阐述说明了知行合一的内涵。虽然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建立在自己的“心外无物”的本体论之上的，但是对于认识的来源、形式、过程及其真理性问题的解释已然初具雏形。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根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启示
2.1 守住精神基因，创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不同的时代背景滋生不同的文化，文化相较于制度、经济是最不容易变革的，但是文化本身需要在时代的进程里找到使自己保持新鲜活力的根基。时代的变迁似乎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鲜活性保存下来，但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如今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碎片化、泛化、虚拟化的鲜明特点，解构了它原本的超稳定性，原本儒、释、道三家的大本体系被解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提供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虽然无法像现代文化一样带给我们科学和民主，以直接指导和改变现实生活，亦不像后现代文化一般以批判和反思为武器改变当下，但是其给我们提供了精神的归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腐朽的、与时代脱节的部分，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闪光之处，做到让传统文化穿越历史长河，在新时代展现独特的文化风格，时代的变迁让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制度、经济基础，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新的生命力，丰富自身原有的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形式，实现其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在时代发展的同时，推陈出新;在守护精神基因的同时，为精神基因注入先进的具有时代性的思想之源。
2.2 紧跟时代发展，凝聚文化共识
在谈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总不免存在极端思维，面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时也不例外。一方面过分抬高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完全超过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过分肯定传统文化，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糟粕与精华的共同存在体。这两种思维进路割裂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归宿，是要传承和发展的，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我们的心灵，一味追逐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在舍本逐末。与此同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步伐不断迈进的时代，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体系，让其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在传统文化孕育的沃土上开出新的思想之花，同时摒弃前述的两种极端化思维，凝聚文化共识。
2.3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注入了新鲜活力，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新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系列的中国思想。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在时代浪潮里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作风和中国特色，增进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空话，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化之间的交互融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进程，要在全球文化的碰撞下保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必须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文化之间的交流，而是以包容、开放的理念，借古烁今，借外促今。中国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保持自身的独特风格，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沃土上实现了自身的飞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进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起来，一方面源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和先进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自身的包容性和宏大性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新时代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守护传统文化，守住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化中国文化内涵，进一步坚定和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1，15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7.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2.
作者简介：李笛（1981—），女，貴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文化能够铸就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让各民族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人民精神相连的文化源泉，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判断、伦理道德、生活智慧和民风民俗。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可忘其根本，要在历史的沃土繁育新的文化之花，让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也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守住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保持自身的独特底色。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发源于西欧国家的理论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的实现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相关系，另一方面则源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本。纵观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境地息息相关，彰显出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自己的叙事核心，大致开出了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以儒、释、道三家为其大本将各个派别的思想圆融，发展出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时借助民间舞蹈、音乐和戏曲等形式展现出其内容的丰富性。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二者在精神上和内涵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统一性。
1.1 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面，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相关性。在关于世界的来源问题上，马克思独辟蹊径，指出世界具有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还提出了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三大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世界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诸如“阴阳说”“五行说”和“八卦说”等一系列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王充的“元气论”与郭象的“崇有”说都为解决世界的起源问题展现了自己的独特思路，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是合一的。这样的思想进路不同于西方哲学里的玄思，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起源问题并未提出诸如始基这样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关注直觉体验，注重非实体式的思维模式，在现实可感的生活中寻求对世界的解释之道。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古代常以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世界的运动变化，注意到了诸如“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量变规律，也关注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大道，道法自然。”张载有语：“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不用息。”当然，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这样的一些思想虽然不免带有迷信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已然能够看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1.2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辨析否定了黑格尔的抽象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历史找到了最终源泉，为解释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独特思路，认识到了历史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成史。过去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代又一代人劳动实践的智慧结晶，后人总是在前人创造的现实条件上再创造、再发展的，并且还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对应的社会制度。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概念为中心，历史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发生的场域与时空都得到了阐释，歷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也获得了具体全面的说明和解释，不再是两位圣者那里的“自我意识”或者“唯一者”来决定这世界，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推动历史的演进与流变。
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剖析与批判，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将历史产生的首要基础定格在了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将虚幻的哲学家的意识或者“唯一者”驱逐出了历史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对人作了规范性和描述性两个维度的规定：一是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澄清，属于描述性维度;二是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包含着价值判断，属于规范性的维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人直接作出了规定，将人放在社会中来看待，将单独的个人与社会的人联系了起来;其次，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本质，通过实践实现了他自身;最后，人作为能动的存在者和实践的主体，实现了人的自我生产和物质生产，正是生产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的自我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流变构成了历史发展基调。马克思还指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在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发展的将来，每个人自由自在地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概念为主题，解释了历史发展的源泉，说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走出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窠臼，摆脱了费尔巴哈“类”的人的阴影。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2]。儒家从“见孺子将入井”出发，探求人性的善恶问题;荀子探求人与动物之别，提出“人能群”，又言“分”，荀子将“分”解为两义：一为社会分工，二为等级分别，其中的人性思想和分工思想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看到影子。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把人上升到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地位，但是已然关注到了人对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张载有语：“民胞物与，物吾与也。”虽然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太虚即气”的气化论思想中，但是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关于社会的独特认识，认为“天下无一非我”，主张“尊高年”“慈孤弱”“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与马克思所提的共产主义相似的大同思想，儒家、道家诸学派都描述了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些思想与马克思对人的关照、对社会的独特理解、对历史的发展进程的关注一脉相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的根底之一。 1.3 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派别的重要概念，从前的哲学都只是在理论层面解释这个世界，只有马克思洞见到问题本质：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改变世界在马克思这里也并非一句空话，马克思真正看到了“批判的武器”相对于“武器的批判”的实践性和优越性，以上一句话点出了实践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人类的生存需要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生产，动物的活动由其本能决定，而人的活动则是积极改造世界的实践。马克思还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和真理性问题，为认识世界提供了自己的独特方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般的实践思想。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通过批驳程朱所主张的“知先行后”的主张阐述了自身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二者不可偏废，知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阳明还阐述了知的真理性问题，他认为知全为真知，不是真知的“知”便不是知了，知行不合一也不叫作知，此所谓“真知所以谓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又言“一念发动处便是行”，通过此三层的阐述说明了知行合一的内涵。虽然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建立在自己的“心外无物”的本体论之上的，但是对于认识的来源、形式、过程及其真理性问题的解释已然初具雏形。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根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启示
2.1 守住精神基因，创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不同的时代背景滋生不同的文化，文化相较于制度、经济是最不容易变革的，但是文化本身需要在时代的进程里找到使自己保持新鲜活力的根基。时代的变迁似乎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鲜活性保存下来，但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如今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碎片化、泛化、虚拟化的鲜明特点，解构了它原本的超稳定性，原本儒、释、道三家的大本体系被解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提供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虽然无法像现代文化一样带给我们科学和民主，以直接指导和改变现实生活，亦不像后现代文化一般以批判和反思为武器改变当下，但是其给我们提供了精神的归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腐朽的、与时代脱节的部分，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闪光之处，做到让传统文化穿越历史长河，在新时代展现独特的文化风格，时代的变迁让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制度、经济基础，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新的生命力，丰富自身原有的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形式，实现其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在时代发展的同时，推陈出新;在守护精神基因的同时，为精神基因注入先进的具有时代性的思想之源。
2.2 紧跟时代发展，凝聚文化共识
在谈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总不免存在极端思维，面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时也不例外。一方面过分抬高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完全超过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过分肯定传统文化，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糟粕与精华的共同存在体。这两种思维进路割裂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归宿，是要传承和发展的，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我们的心灵，一味追逐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在舍本逐末。与此同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步伐不断迈进的时代，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体系，让其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在传统文化孕育的沃土上开出新的思想之花，同时摒弃前述的两种极端化思维，凝聚文化共识。
2.3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注入了新鲜活力，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新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系列的中国思想。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在时代浪潮里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作风和中国特色，增进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空话，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化之间的交互融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进程，要在全球文化的碰撞下保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必须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文化之间的交流，而是以包容、开放的理念，借古烁今，借外促今。中国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保持自身的独特风格，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沃土上实现了自身的飞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进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起来，一方面源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和先进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自身的包容性和宏大性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新时代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守护传统文化，守住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化中国文化内涵，进一步坚定和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1，15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7.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2.
作者简介：李笛（1981—），女，貴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